中日韩FTA谈判拔锚起航

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工商峰会。

酝酿和造势了十年之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终于迈开了实质性步伐。按照中日韩三国在东京召开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预备会议生成的计划，三方将于今年三、四月在韩国开展第一次正式谈判。对于占亚洲GDP 70%和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20%的中日韩三国而言，其自贸区构建与落地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不仅限于区域经济范畴，而且对活跃国际贸易程度和驱动全球经济平衡具有杠杆意义。

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脚步借助着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加速，以致目前WTO的140多成员方阵中，近90%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区域性经济组织。与此相反，亚洲却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目前，亚洲地区除了一个东盟外，其它国家都是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分别与东盟10国签了FTA，形成各自的10+1局面，韩国还同美国、欧盟签了FTA，但东北亚自己的FTA却始终未见现身，中日韩各自长期游离于未能整合的自我封闭体系之中，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和贬损。

除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生态倒逼着中日韩构建自贸区之外，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则进一步强化了三国的一致性思维。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虽然中日韩三国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贸易额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极，但中日韩的主要出口市场却依然过于集中在亚洲之外的经济体尤其是欧美市场，这不仅容易导致三国经济为欧美所“绑架”，同时也造成了自身经济的不稳定。可以说，是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的欧美市场萎缩从而引起亚洲国家经济的整体痉挛，让中日韩三国透彻感受到了加强内部经贸合作的必要性。

必须承认，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并不缺乏良好的现实基础。从宏观条件来看，目前，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在亚洲分别排第一、第二和第四，作为一个整体，三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而一旦自贸区建成，将出现一个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的自由贸易区。从微观条件看，目前中国是韩国和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韩的贸易总额近6.4万亿美元，三国经济联系程度越来越紧密，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朗。更加重要的是，中日韩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相对发达的日本和韩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竞争优势明显，而中国的竞争优势目前仍主要集中于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正是如此，根据中日韩联合研究项目的研究表明，如果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现阶段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提升1.1%-2.9%，日本提升0.1%-0.5%，韩国提升2.5%-3.1%。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日韩自贸区而言，由于其特定的地位和角色，其所产生的效果不会只局限于自我经济与贸易的改良之上。一方面，受中日韩自贸区经济能量和市场吞吐量所驱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将得到显著加强；另一方面，由于自贸区带来的区域内商品流动性的增强，中国的服装、纺织等产品更多地流向了日、韩市场，日、韩的电器等工业品可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由此可以缩小中国、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平衡国际贸易产生应有的作用。

但是，从现在看来，中日韩三国接下来的谈判过程将会比较艰难和漫长。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能成为中日韩自贸区推进的重要掣肘。中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将会对有关国家的产业造成较大冲击，由此必然引起国家之间不同的忧虑和警惕。如中国制造业对日本高科技制造业的担心、韩国对中国低端制造业的戒备以及对日本电子机械等工业品进入的芥蒂，还有日韩对中国农产品的负面看法等。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差异的明显，中日韩三国为推进自贸区建设所需要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比较高，对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其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和阻力相当大。例如，在日本和韩国，农业和农民长期受到政府的保护，许多外国农产品被拒之门外。中日韩三国若不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将是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最大障碍。

除了经济方面的掣肘力量外，地缘政治因素也在无形之中干扰着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首先，中日韩三国的政治互信度并不稳固，正是如此，三国寻求合作时宁可舍近求远，而且这种局面从二战后一直持续至今，改变起来并不容易。其次，目前日本与中国在问题上争执不休，日本和韩国在独岛归属上偶有龃龉，韩国与中国发生在黄海海域的渔业纠纷也时隐时现，三国的领土争端的时常性构成了对FTA谈判过程的重要撕裂力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日韩看待中国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想从中国的增长中取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实力增强会威胁到他们自身，这种矛盾的心理必然给自贸区的谈判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