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力:使命与行动

近3年，为缓解新增城市人口“上学难”，杭州市某城区新建了50多所中小学。学校建好了，一个新难题又接踵而来，从哪儿一下子找来50多位新校长呢？

在遥远的英国，校长问题同样困扰着教育决策者。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人员在调查了68所学校后得出结论，由于校长能力的差异，致使学生成绩产生平均20%的差异。

从中国到英国，在教育公平与质量的主旨下，都把提升学校领导者的能力素养作为关键点。面对共性问题，能否以对话与合作来寻求解决之道？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13年中英学校领导力对话”，反映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客观诉求。由中国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共同举办的这次论坛，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领导力”为主题，吸引了200多位中外教育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校长和教师，共商影响未来教育的重要问题，探讨学校领导力如何改变教育。

校长职业角色的重新定位

从上世纪末开始，一股倡导学校自主的风潮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兴起，渐渐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教育发展趋势。

“英国的学校是高度自治的，学校在财务、资产、教师雇用、校长任命上，都有自主决定权，甚至有的学校在课程上也可以自主，这种自治程度越来越高。”来自英国的麦琪·法勒女士介绍说。一年前任英国国家学校领导力学院院长的她，正在建立一套学校主导下的自我完善系统。

学校自主，意味着学校尤其是校长，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效能。在这一背景下，“学校领导力”的新理念也应运而生。

“学校领导力的提出，是对传统学校管理模式的变革。”组织本次论坛的英国教育协会“校际连线”项目工作人员介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强调的是按照已有程序和既定制度去实施。现代学校制度下的领导力，是一种分散形式存在的、通过团队相互作用实现共同愿景的能力。

新理念首先对校长提出了新要求，校长要更有创造性，学会“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正确地做事”。正如麦琪·法勒在演讲中所言：“学校领导力的价值在于创造不同。”

近年来，这一新理念也开始进入中国教育研究者的视野。

对于校长领导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的陈玉琨这样解读：“校长的教育领导能力，体现为四个方面——教育价值的选择力、校本课程的开发力、学校教学的判断力、教师发展的推动力。”

比理论建构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有效的实践路径，使校长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快地获得相应的领导能力？

2002年成立的英国国家学校领导力学院，就是这样一项根本性的改革举措。学院针对不同类型校长的需求，专门开发培训课程，既有为在职校长服务的领导力课程，也有为有志于成为校长的人员准备的入门课程。

2009年4月，英国进一步实施了国家校长职业资格制度，由国家学校领导力学院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所有校长必须经过培训、获得校长职业资格，才能被任命为校长。”曾在国家学校领导力学院任职的苏珊·道格拉斯说道。

在中国，2013年2月印发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也体现了明确校长职责、提升校长领导力的政策导向。

但在华东师范大学高级研修学院副院长张俊华看来，探讨校长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使学校真正自主。“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在向学校放权，实行校长负责制，但今后还需进一步淡化行政干预，强化学校权利。”

课程价值的理解与抉择

在2011年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教育调查报告中，改进学生的课堂学习体验被认为是提升教育质量的第一要素。

课程与教学是学校领导力关注的核心，如何完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估手段，也是各国教育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从几年前开始，英国教育开始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其中一个重要走向就是，调整课程设置，改变过去国家对课程的过多控制，给学校和教师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更多的自。

“我们确定了课程设置的基本目标和核心知识框架，只是规定学生要学什么、目的是什么，尽可能减少具体的规定，让学校在这个框架下自主决定课程的实施。”英国教育部政策高级顾问汤姆·希纳说。

一项更大胆的改革是，如今英国大约有1500所中学可以不完全实施国家的课程设置，而是由学校自己来设置课程。“当然，我们会对学校的课程实施情况进行督导和监控。”汤姆·希纳解释说，“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权利，但需要提出申请，我们觉得条件足够成熟，就会给予许可。”

这是一项自下而上的改革尝试，课程设计与实施完全由学校负责，教育行政部门只做评判者，保障课程的正确有效。

这无疑是对学校课程领导力的更高要求。“领导者要基于国家立场和学生需求去设计课程，要具备对课程价值的洞察能力、课程的规划能力和课程的价值选择力。”陈玉琨分析说。

中国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也在行进中，但相比而言，中国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的自由度还不够大。这也使得学校领导者更为关注的是教学领导力。

“我理解的教学领导力，就是校长带领教师团队，创造性地实施课程与教学的能力。”江苏镇江外国语学校校长潘晓芙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几年前到一所学校听课，潘晓芙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的眼睛特别亮，充满了求知欲。再反观自己的学校，她发现，很多孩子的眼睛是无神的。

要改变学校，潘晓芙就从改变学生的课堂状态入手。为了告别“满堂灌”，她规定每节课前5分钟教室里不能有声音，让学生静静预习。她请专家上示范课，教师做学生，先让教师明白什么是合作探究，再全校推进。她专门腾出一间教室，让教师们自主申报，随时可以来上公开课。

慢慢地，教师们敢放手了，有方法了，心态也更开放了。不用说，改变最大的当然是学生，他们在课堂上不仅眼睛里有了亮光，而且思维活跃，大胆质疑。

中国重“讲”，西方重“问”，有人比较中国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课堂后得出结论。但近年来发生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这种差异在慢慢弥合。中国教师在课堂上开始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反馈。在英国，过于自由的、以“问”为主的课堂招致一些批评，也逐渐增加了知识传授的比重。

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呢？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托比·格里尼提出这样的观点：“研究证据表明，在不同的学习方式中，这样三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即教授认知能力、同伴互助、有效反馈。这也是教学领导力应关注的三个方面。”

领导力发展的道德目的

几年前，牛津大学毕业生詹姆斯·托普与伙伴创立了一家名叫“教学领袖”的组织。

“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公益机构，我们的职责是为学校培训中层领导。”詹姆斯·托普向记者介绍。受老龄化影响，英国的中小学一度出现“校长荒”。为了积淀后备人才，中层领导的培养开始受到重视。但“教学领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只为处境困难的或城市贫民聚居区的学校培训中层领导。

这是一个雪中送炭式的项目。希望接受培训的教师要通过一项综合测试。“我们有一系列的能力标准来判断他们成为优秀领导者的潜质。”詹姆斯·托普说，“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教育的热爱和影响别人的愿望。”

通过测试的教师先接受一周的集中培训，与同伴一起反思现状、发现问题、拟订成长计划，专家会传授一些项目管理、资料搜集、数据分析的工具。随后在为期两年内，由专家一对一提供支持，追踪学校和个人的变化。经过五六年推广，“教学领袖”已在全国培训250多位中层领导，多数人的领导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由公益组织为学校提供培训服务，是新近在英国兴起的一种现象。像詹姆斯·托普这样的英国名校毕业生，为什么愿意来做这样的公益事业？对记者的问题，他认真地想了想，这样回答：“最重要的是道德的目的。我本身受益于好的教育，也觉得没有比确保每一个孩子得到相同的机会更宝贵的事业！”

关注教育公平，这一基本的教育伦理价值，也成为推动学校领导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

在英国，一种学校帮助学校、教师帮助教师的经验模式正逐渐成熟，人们称之为“系统领导力模式”。

目前，教学型学校联盟是系统领导力模式的主要组织形态。到2015年，全英国的教学型学校联盟将达到500个左右。通常它是由一个地区的几所甚至几十所学校自发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互帮互助的自治性的组织。在联盟内部，“学习最好的实践”成为可能。某个学校存在问题，可以得到联盟内其他学校的帮助。成员校的教师可以相互观摩、集体研讨，共同发展。

这一模式的出现也意味着，一所学校的领导除了发展好自己的学校以外，还有责任帮助周围的学校也变得更好。

“我们的研究证明，在教学型学校联盟里，一所学校并不会因为帮助其他学校而丧失自己的优势，反而会变得更好。”麦琪·法勒说。

但除了这样实证性的理由，他们更愿意用道德目的来解释这一现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所优秀学校进一步成为卓越学校的重要途径。

正如麦琪·法勒所言，“如果我是一所学校的领导，得知在英国还有一个孩子没有得到他应享有的机会，即便他不在我的学校里，我也会为此感到担忧！”

显然，对于教育而言，对于学校领导力而言，道德上的满足感会成为完善自我、影响他人的一个更内在的价值追求。

上海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在论坛的发言中，也谈到了对卓越学校的理解。“一位卓越学校的校长，要关注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作为上海市特级校长，张志敏如今还是一个名校长基地的主持人，领导着十多位校长共同学习、共同发展。

在中国，优秀学校领导经验的示范辐射，更多是通过行政力量来推动。怎样激发学校的内驱力，让学校之间的相互支持实现自觉自发，是一个教育新命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经验互鉴、求同存异成为必然的要求。

就在这次论坛举行的同时，纽约时报刊登了3届普利策奖得主、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上海的秘密》，讲述亲自访问上海学校的见闻，剖析上海教育成功的启示。

多年来，中国一直以非常高的热情学习西方。在不经意间，西方也开始认真地关注中国、研究中国。

“怎样超越简单模仿，更有效地借鉴西方教育发展经验来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深入思考的。”论坛即将结束时，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华东师大沈玉顺副教授的这番话，把一个问号留在与会者头脑中。

教育需要对话，以对话实现理解，进而走向文化的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在各国教育者面前，还有一条长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