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存在主义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 要：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复杂的哲学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演变，而以萨特为代表的“行动”观念对白先勇文学主题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对存在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思想观念演变的梳理，来谈谈它对白先勇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存在主义哲学 白先勇 行动 选择

写作表现的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具有个体特征的理解和认识，就同一时代而言，由于历史环境是一样的，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及情感因素等，是决定其对社会人生的认知的重点，而这种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则成了作家文学表现的主题，白先勇的主题就是对传统文化观、人生观的体验和认识。所以，对白先勇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体特征及精神内蕴的认识把握就成了解读他作品的一个本质性的问题，而这一精神内蕴的核心则是他的人生观，这会对他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

白先勇出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其父是高级将领白崇禧，在家排行老七的白先勇从小就在父母兄弟的疼爱下长大，优越的家庭条件使他不用为生计担忧，甚至可以在战争的大环境下过着贵族般的生活。湘桂大撤退之后，白先勇随全家人离开桂林搬到重庆，与在桂林时相比，生活可以说是稳定很多，可恰在此时，他患了肺病，肺病在当时是严重的传染病，还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所以病人必须隔离，这是他第一次初尝人生的寂寞滋味。但厨子老央的那些精彩故事又让他的病中生活变得不是那么乏味，老央给他展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使他在孤寂的生活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安慰，这对他精神内蕴的影响就表现在他的人生观念上：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要抱怨生活，要始终坚信生命是充满亮色的，也只有切身经历过那种苦难，才能对生活有更加深切的认识。

如果说现实生活为白先勇打开的是一个感性空间的话，那么存在主义哲学则将他的这种感悟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存在主义文学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表现载体，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支，它对白先勇的影响早已开始，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期间，夏济安教授创办的《文学杂志》已经让白先勇开始接触到“现代主义”这一西方文学思潮。现代主义产生于一个充满动乱和痛苦的社会，它是对西方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中产阶级庸俗文化价值观念的一次大反叛。李欧梵教授对于现代主义曾有过一段精辟的概括，“现代主义是对于社会成规的一种反叛，也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这种反叛是现代主义真正的精神。”[1]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全部被瓦解，人们开始怀疑生命以及人的存在，“对自己的地位认命、忠诚于权威、不加怀疑地服从，这些都开始崩溃”[2]。而这种怀疑态度和叛逆精神对于白先勇他们这批成长于战后的彷徨学生而言是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1960年，白先勇和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等人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系统地译介了西方“现代主义”重要作家的作品及研究评论，这让他有机会进一步深入了解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文学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存在主义对于人生的阐述让白先勇产生了莫大的共鸣，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白先勇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不管是尹雪艳的游刃有余，玉卿嫂的执拗顽固，金大班的无奈隐退，还是李彤的游戏人生，无一不是白先勇对人生的思索。

存在主义哲学始于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哲学体系，“西方学者通常把克尔恺郭尔、尼采、卡夫卡、海德格尔、加缪、萨特以及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等均视为该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3]。存在主义的先驱丹麦神学家及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命运是反复无常的，人对它无能为力，因此人生是一种悲剧性的孤独存在，要想求得完满的人生，就要信仰上帝并最终皈依上帝。他的观点和法国哲学家加勃里埃尔·马赛尔的论点基本一致，都主张生命的孤独存在和生命个体对上帝的信仰。受马赛尔影响的海德格尔同样认为人生只有短暂的幸福时光，无法改变面临末日和死亡的处境，时时受到“末日”和“死亡”的威胁，虽然他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的选择脱离这种威胁，但他提供的出路也仅有一个，那就是上帝，此时的存在主义哲学更多地偏向于有神论的一面，尚处于萌芽的发展阶段。尼采是存在主义的另一个先驱人物，他和基尔凯郭尔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宣告了上帝的死亡，并且反对一切表达绝望和哀伤的哲学。到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让·保罗·萨特的“存在即自我”“存在先于本质”等观念的问世将存在主义哲学真正引领到无神论的一方，他“继承了克尔恺郭尔对个体意识存在的强调”以及“尼采的上帝死亡观念”[4]此时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日臻成熟。虽然萨特同样认为人活在世界上只有孤独、失望和被遗弃的感觉，但从总体上讲萨特的存在主义更偏向于对生活的积极认知，他在晚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宣称“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哲学”[5]。萨特一向认为，人尽管处于困境，但不能让困境束缚自己，要进行“自由选择”来摆脱困境，而不同的选择就成就了不同的人，好人或坏人，英雄或懦夫，存在主义号召人们通过选择来抗拒“命在天定”的先见。在强调“选择”这种行动哲学的重要性的同时，萨特对于行动的结果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一方面，希望是人的一部分，但同时他也并不执迷于一定的成功。对于失败他有着同样的预期，在他看来，只要你做出选择，那么生命的意义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随之而来的或喜或悲的结果与“行动”的过程相比远没有那么重要。

萨特的以上“行动”观念无疑对白先勇文学主题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这种观念直接演变成个体对生命的自，在不同的岔路口，生命个体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并相应地对选择的结果负责。萨特认为，由于上帝的不存在，所以也不存在客观的道德标准，个人有自行选择自己道德标准的自由。这样的信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被发挥地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尹雪艳、朱青、李彤、玉卿嫂这样的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标准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熠熠光彩。这种对于个人主体性的极度宣扬史无前例地把“人”推到了一个中心位置，人在出生之前并不存在一个上帝规定着的某些本质的东西，人的本质由自身的选择决定。所以玉卿嫂义无反顾地选择和庆生同归于尽来诠释她对爱情的理解；金大班则在舞娘生涯的鼎盛时期选择嫁给一个喜欢自己的男人；朱青则在新婚丈夫的意外死亡之后选择逃避……同时，存在主义“关切人的境况，尊重人的价值”的信条同样深得白先勇的认可，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写小说是以人物为主的，每一篇都是！”[6]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性的一种艺术，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表现人性的复杂性方面，挖掘出人物多样性的生命状态，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不同侧面：婆的温暖和蔼，赖鸣升的矛盾踌躇，金二奶奶的恶毒蛮横，吴汉魂的迷惘沉沦，杨云峰的压抑痛苦。

毋庸置疑，存在主义哲学对生命的尊重和命运应由自己去选择这样的理念对白先勇的影响是深刻的，他将这些思想在内心酝酿，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让我们可以在夜晚的灯下尝尽人生况味。

注释：

[1]转引自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3]吴格非：《萨特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的存在探询》，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4]转引自吴格非：《萨特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人”的存在探询》，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5][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扉页。

[6]白先勇：《青春·念想》，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沈燕 江苏省南通高等师范学校 22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