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社会学视角下的国有银行体制改革

摘要:采用金融社会学的视角和最新理论成果,对三十年来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风格切换进行了另类解读,基本观点是:随着“金融社会”的日益崛起,金融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举足轻重而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宏观调控之关键领域。作为金融体制的核心,三十年来,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由“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风格向“大刀阔斧”的激进式改革风格的切换,这一改革风格切换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从货币社会迈向金融社会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改革理念和政策范式显著转变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金融社会;金融社会学;国有银行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62-02

一、“金融社会”的到来与金融社会学的萌芽

金融危机给经济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影响已经足以证明,金融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重,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骨干。卢曼认为,全球风险社会很大一部分风险来自金融系统,当潜在的风险释放后,风险就成了危机(卢曼,1993)。当今社会正日益由“工业社会”走向“金融社会”,社会学有必要对金融系统及其运作在整个社会运行中的地位和影响做一番研究和探讨。

目前在国外,金融社会学正处于萌芽状态,其来源主要有两支。一是近二十年来兴起的新经济社会学,以格兰诺维特等人为代表,认为金融市场是嵌套在政治、文化、社会脉络与人际网络之中,如果只孤立按供求法则去看待市场运作,对金融市场的理解是片面的。另一支是继行为金融学之后的一些金融理论家,以卡隆、麦坚时等为代表,认为金融市场既包含冰冷的机械与理性部分,也包含人际关系与组织文化部分,心理与社会因素不是“噪音”和“错误”,而是金融市场的基本组成要素。这些从经济学、金融学中萌芽,但仍在起步阶段的金融社会学研究,虽然致力于在主流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两个极端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但是其视野依然局限在金融系统内部而没能看到金融子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因而其研究的步伐停滞在金融系统内部而举步维艰。

古典社会学家虽然生活在工业社会并以工业社会为其理论想象的基础,但其理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他们已经嗅到了未来金融社会的气息。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说:金钱彻底解放了个人的欲望,社会却从此变得更加抽象了。过去的社会是很具体的,但个体的欲望很飘渺;而现代社会透过金融操作的活动,一切社会关系都变得十分抽象,但人的欲望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具体和真实,通过金钱就可以满足大部分欲望。抽象的社会与具体个人之间在过去是紧张的,往往以宗教和道德来缓和;而在金融社会,两者间的紧张关系不但没有继续对立反而紧密融合在一起了(齐美尔,2007)。“将一分钱投入社会,就像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将这一分钱投到一个事情中,这一分钱后面带着社会的全部力量”。正是金融将社会力量凝聚到了这一分钱上。不仅如此,齐美尔还看到了基于金融能力基础上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在金融社会里,信用能力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同时又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信用能力不平等又与金融制度的发展所提供的基础关系密切,有关金融信用能力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机制问题,王水雄已经做过一番探讨(王水雄,200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某些新教教规的强调其实也隐含着许多金融社会的洞见:“善付钱者是他人钱袋的主人”,强调的其实就是信用,而信用就是金融的基础。“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的信用好,借贷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韦伯对这些关于信用教规的强调和挖掘,说明了信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位置,而恰恰是这些教规原则,催生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现代金融文明是以信用为黄金律的信用文明,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核心,金融信用是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的关键内核。正如卢曼(Niklas Luhmann,1995)所说的:“信用是一个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产生并维持团结的整合机制”,在金融社会,金融信用是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卢曼认为,金融这种东西有助于在社会中将利益带入游戏(Interessen ins Spiel zu bringen)。也就是说金融就是一混水,大家都把自己利益的鱼放进这混水里,都暂时忘记一下风险的紧逼来增强社会的信用,扩大社会总资本。正如齐美尔所说的,一分钱透过社会所产生的不再是一分钱的力量,它能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由于大家都将钱放到一起,金钱的社会容积和比重就扩大了。郎咸平说,全世界只有美国是一家上市公司,指的就是通过金融机制使金钱在社会中的容积和比重扩大了,像高盛这样的投行就是典型的放大器,它将整个社会的金融力量合在一起再甩出来。卢曼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功能―结构范式”,其理论要义是在一个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要关注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而美国著名金融学家博迪在北京作报告时,曾建议中国金融学家多注意从金融的社会环境和功能出发去看待金融问题(博迪,2000)。金融社会学正是要在金融系统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背景下研究金融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二、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理论背景与风格切换

如何发展和开放资本市场,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探讨的问题。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国体制转轨中出现的金融危机,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中提出,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各项改革要配套并存在先后次序,保持金融控制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麦金农,1997)。赫尔曼和穆多克等人也提出了“金融约束论”。金融约束论实质上也是强调首先要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在国内资本市场完善的基础上,才能放开银行竞争和开放资本市场(赫尔曼、穆多克等,1998)。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在东南亚国家诱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因素,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模式不仅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且也较快化解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带来的风险。这一奇迹的诞生,离不开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道路精心而艰难的摸索。

自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以来,中国银行体制开始从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一直以来,金融体制改革遵循着一条渐进式道路。而以2003年底国家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巨额注资以注销其历史不良资产,减轻历史包袱,支持其上市为界,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激进式改革。国有银行上市改革,这是同之前渐进式改革风格截然不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也是成败在此一举的改革,因此总理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随着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在香港的成功上市,中国国有银行成功进行了体制转化,作为中国金融体制的核心,国有银行驶入“股道”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这可谓是大刀阔斧的变革行动。

三、讨论、总结与展望:滞后的优越与赶超的使命

经济学相关研究把改革风格切换现象主要归因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即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其适应期的结束,国内资本市场必须同国际社会接轨。这是极其片面的,改革风格从渐进式走向激进式,从哲学上讲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改革风格的切换,有其特有的经济社会结构背景,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紧密相连的,是与金融系统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转变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从之前的“实物社会”走向了“货币社会”。但是,由于投资渠道的单一和社会保障的落后,居民将钱存于银行不敢消费,一方面导致内需严重不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名存实无;另一方面加强了国家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因为银行系统关系到社会全局的稳定。国家于是采取了用金融支持改革的策略,即利用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进行全社会金融资源动员,进而通过信贷控制将金融资源投入国企以加速经济增长,因此始终不肯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从而导致了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也正是这种滞后,使中国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然而,这种滞后的优越性只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耦合,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正由“货币社会”向“金融社会”迈进,金融系统在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已处于中枢神经的位置,金融体制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和水平相一致才能继续发挥其优越性。同时,市场化改革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家适时推动国有银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是试图用金融制度来调控经济社会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国有银行上市,不仅是出于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更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需要,因为在金融社会里,动用金融工具的能力是导致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随着金融社会的到来,通过金融制度和手段来调节经济社会,平衡收入差距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因此,国有银行大刀阔斧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和时代的使命与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理念和政策范式从“先富带动后富”的局部优先理念转向了“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的普遍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1]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赫尔曼,穆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3]齐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7.

[4]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4.

[5]王水雄.金融工具、信用能力分化与社会不平等[J].社会,2007,(1).

[6]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5.

[7]Luhmann Niklas:Risk:a sociological theory[M].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