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配置资源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侵蚀。只有马克思毕生所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解决未来人类发展矛盾和困境的良方。当前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深入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手段，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在当前应该由主要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部分转向对“全面发展的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配置资源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必然要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一些哲学流派和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流派向马克思主义发出了很多挑战，人的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论题。不少流派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是“非人道的”，是“见物不见人”的，是“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是“经济决定论”。在我国的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拒绝承认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自己的人的自由发展原则。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并论证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期，他们一直高度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着不懈的研究和探索。然而，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人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当前，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深入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并贯穿始终。众所周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至《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未能形成一个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成熟的理论，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未能对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进行深入剖析有关。而在《资本论》及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论述，之所以能日臻完善和科学，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例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探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以及写“生产”一章时，也正是密切结合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大量篇幅和章节论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从而使人和人类得以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理由不把它作为中心问题。关于人的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把它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开始再到马歇尔，以至现代西方的福利经济学派、货币学派等，无一不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或研究中心。“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公开宣布：“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然而，我国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及许多著作，却始终回避对于人的问题的研究，把人的发展问题排斥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事实上，经济学中的所有制问题，生产、市场、价格、分配、生活质量乃至需求、消费等等，无一不与人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将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又怎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完善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呢？就现实的社会经济秩序而言，一方面客观经济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培养和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促进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以同样独特的方法，造就它所必须遵循的能够不断促进人的发展的行为规则。这是因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与人们对自身不断发展的意欲和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要求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意欲和需求，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之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动力和源泉。人的本质规定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以一种既定的社会关系或既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来开展自己的活动。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单个人表现一种原始的全面性，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也没有作为独立于他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而如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何促进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端正发展的指导思想，认清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改变过去盲目强调物质财富生产的误区，克服市场和政府资源配置的不足，不断注重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作为检验发展成果的尺度和标准。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配置资源是人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根同源，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始终将人存在其中的现实自然融入人口的繁衍、智慧的增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文明的形成过程；尊重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束缚，促进自然界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不断破解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必将加剧资源稀缺性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矛盾，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首先，它能有效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循环经济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正确处理自身同自然界的关系，纠正和克服那种对自然界一味索取的错误做法，从而采取改造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提升人的素质。一切经济理论的精髓都应该是以人为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社会的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而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为经济发展的方向，更加前瞻性地、策略性地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变革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只有这样，需求结构才会建基于更加和谐的高度，否则就会顾此失彼、因小失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实行的是以国为本，盲目地向自然索取，向资源要效益、要产量，不重视人的个性的发展和演变，甚至在主观上是反对个性发展的。而市场经济是另一个极端，极端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配置资源不是要完全排除市场因素，因为离开市场经济体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无法实现的。

其次，它能有效推动全社会的科技事业，提高人们的科技素质，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对科技发展提供人文价值导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将依赖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科学利用，这有利于破解资源稀缺性的突出矛盾，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全人类的文明程度，始终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人与社会协同进步的价值追求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不断提升科学技术绿色化的人文基础。

再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促进道德境界的升华。道德的形成是物质生产进步和心智理念不断积淀的结果，是在个体选择的历史演变和进化中所形成的具有自我约束力的积极精神产品，是规范个体行为和组织制度边界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综合体。由于道德被普遍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这自然减少了用于冲突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用于更具生产性的用途。人的行为和思想多种多样，行为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和非理性普遍存在。之所以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配置资源，就是要推动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狭义上层建筑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主动调节和化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和分配矛盾。面对诸多源于外部的“可行性约束”，个体必将会在最大化行为中嵌置某些“自我施加的约束”。伊曼纽尔·康德在社会伦理学中对行动的一系列限制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它们构成了他视为“绝对命令”的组成部分。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指出：“存在……一种绝对命令，即只需根据箴言行事，你就可以同时指望它成为一种“普遍法则”个体行为的最大化内涵必须得到扩展，选择的最终结果必须具有“审慎的合理性”，注重在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营造出和谐的氛围，使人们在世界一体化背景下善待他人、善待自然，使人由“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伊曼纽尔·康德以广为称道的方式探讨了自觉反思性地——而不是进化选择性的——遵循伦理规则的行为。罗尔斯对包括公平和正义的“综合性”目标的概括和哈萨尼对伦理偏好和社会行为的分析，一直到影响人们行为的复杂价值的社会学探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是一个选择过程和结果的综合体，综合结果不仅要反映出个体自觉约束下的理性，而且要合乎社会理性的要求。阿马蒂亚·森延续了肯尼思·阿罗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通过扩展个体选择的信息基础，引入社会选择函数和社会福利函数，将阿罗关于社会福利函数存在性的不可能性结果发展为社会决定函数的可能性结果，解决了个体人的微观选择与发展的逻辑矛盾。正如唐纳德·戴维逊所注意到的，在不同的环境下，对某种行为的“肯定态度”可能包括“欲望、需要、渴望、激励、各色各样的道德观、美学原理、经济学偏见、社会习俗以及公众和私人的价值与目标”。

（第一作者单位：武警警种学院基础部经济管理教研室、西北大学经管学院政治经济学；第二作者单位：武警警种学院基础部基层政治工作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