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内部剩余权力配置的分析

摘要：企业内部不同权力配置机制的效率意义源于不同于新古典式优化活动的企业家活动。由于企业家活动的事前不可观测性和不可判断性，即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有关经营能力的信息在事前是对称的，将剩余权力配置给前者也是最优的。

关键词：企业家活动；剩余权力；最优配置

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4-03

分析表明，即便在事前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是完备的，由于企业家活动的特殊本质①，将剩余权力配置给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也是最优的。

一、引言

现代企业理论表明，所有有关企业区别于市场的特殊性质和其特有功能的分析都离不开企业家活动这一关键因素。如果所有经济活动都是新古典式的优化决策活动，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企业，因为一切都是计算好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完全的市场合约进行组织，企业相对于市场并没有什么优势。一旦经济中充满着大量企业家活动，企业的特殊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企业合约之所以代替市场合约来组织企业家活动，必然是企业合约具有市场合约不具有的某种高效率。本文将不对此作深入探讨，这里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委托权配置机制上，下面的分析将逐步表明，企业家活动是影响企业内部剩余权力最优配置的重要因素。

现实企业之所以选择某种权力组织结构，是因为这种结构可以最大化企业参与各方的利益。因此，那种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削弱了所有权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它非但没有削弱所有权，反而在效率意义上加强了所有权，如果这种分离削弱了所有权，所有者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实现所有权的替代方式②。其实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认识到，生产的制度结构本身是可选择的变量，当事人在选择生产的组织方式时同样在做新古典式生产者一直在做的事——利益最大化。前者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偏重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缺陷，另一方面在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数学工具的缺乏。由布坎南、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发展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框架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框架不但在解决劳动分工问题方面结出硕果，在研究企业内部权力配置方面也收获颇丰。本文下一节的模型也采用了超边际分析的某些思想。

企业内部所有权结构通常指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状况。科斯之后，张五常首先注意到了企业内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这类行为与企业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关系，但他只是提到了这一点，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而这却直接指向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以及杨小凯和黄有光的间接定价理论等，甚至在“资本雇佣劳动”题下进行的其他很多研究都与这点有关。

对于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的正式分析首先由威廉姆森进行，他认为，为了防止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专用性投资方的侵害，使事前专用性投资达到效率水平，专用性强的一方应该拥有剩余权力。这一观点后来遭到德姆塞茨的质疑，他认为，资产专用性这一单维变量不足以决定剩余权力的归属，况且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未必就比人力资本高。哈特等人的GHM框架同样在资产专用性概念基础上提出，由于合同是不完全的，很多方面不能在合同当中完全得到体现，一些条款将不得不在履行过程中“商量着”执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不对称剩余权力（他们指的是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企业合约将优于市场合约。此外，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认为，生产的团队性质使得成果度量和劳动监督非常困难，这导致用市场合约组织这种生产的效率极低，企业合约特有的具有一个“监督者”的所有权结构能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应将剩余权力赋予监督者，而没有告诉我们团队中的哪些参与者应该充当这一拥有剩余权力的监督者的角色。

在张五常（1983）的启发下，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Xiaokai & Ng， Yew-Kwang ，1995）首先形式化了科斯——张五常的企业理论，他们用分工经济、交易效率等变量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剩余权力在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之间的分配，其建立在超边际分析基础上的精美模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企业在劳动分工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故事，这一理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斯和张五常的论断。但是很显然，该模型并未关注到我们这里强调的“资本雇佣劳动”问题，它只是简单地假设资本所有者即企业中的经营成员，而剩余权力则对其管理服务进行间接定价。

有关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问题的正式分析首先由张维迎进行，他在有关企业家能力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利用精美的不完全信息模型提出了企业家筛选机制，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之间的委托权分配关系和“资本雇佣劳动”的内在逻辑，该理论显示出契约理论和企业家理论的综合对于企业内部权力配置机制问题的强大解释力。

本文主要内容正是建立在张维迎工作基础之上的。具体来说，我们放松了他有关企业家能力信息不对称的假设。这里的分析表明，由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进入企业后具体的企业家活动与其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掌握剩余权力的经营者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有可能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因此，即使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是对称的，由资本家充当现实当中的企业家也是最优的。很显然，本文观点加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

二、企业内部的最优剩余权力配置

内部权力配置机制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源于企业家活动的本质。张维迎写道：“没有不确定性，就不需要经营成员，所有活动就会简化为生产性的；没有不确定性，就不会有理由假设经营成员是比生产成员更难于监督的”。（张维迎，1995，p102）如果一切活动都是完全信息下的新古典式优化活动，企业内的所有权结构是不重要的，这也可看成是“科斯定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选择不同所有权结构的根源在于不同的企业家活动，本文分析正是建立在企业家活动的特殊性质基础之上的。我们将用一项经营决策由不同的参与者作出导致的不同结果来证明主要结论。正如前述，这种决策活动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企业家活动。由于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企业家个人的“直觉”、“想象力”和“意识”等“非理性”判断，因此就算知道决策者的经营能力高低，在事前也很难判断这种决策的正确性，这就导致其决策空间出现一个“公共领域”（巴泽尔，1997）， 决策者可以在该领域“随意”行为（discretion），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就是这种道德风险的潜在使得“资本雇佣劳动”的所有权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优的。

现在我们用一个模型来证明这一点①。假设某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以下用C表示）与某人力资本所有者（以下用M表示）之间出现一组成团队的机会，他们的合作面临一个连续分布的投资项目，其成功概率是预期收益的函数。令项目成功时的收益为b∈（0，b]（b为项目可能获得的收益上限），失败时的收益为0但当成功收益为b时，其成功的概率为p（b），p'

p=1-β·b （1）

我们令β=■以保证p∈[0，1）。现假设C的初始财富为wc0>0，M的初始财富为wm0>0。如果剩余权力由C拥有，那么，M将获得固定收益vm，为了保证该收益是无风险的，我们假设wc0≥c+vm>0，这里的c指项目投资数额；如果剩余权力由M拥有，那么，资本家获得固定的资本收益vc，但由于wm0，M将不能保证该收益是无风险的②，当投资成功时，M和C都享受收益，但当投资失败时，M的最终财富与初始财富相同，都是0，但C将损失掉相当于投资数额的财富，其最终财富变为wm0-c。以下我们将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一种是团队面临的财富约束起作用时的情况，即wc0+wm0=c+vm，另一种是财富约束不起作用时的情况，即wc0+wm0>c+vm。从下面的分析中会发现，两种情形将得出相同的结论。

（一） 情形一： wc0+wm0=c+vm

当M拥有剩余权力时，他从事着企业中最重要的企业家活动——选择投资项目，但由于不完全信息，C不能b以真实的概率分布p（b）来判断M的决策，因此M将有很大的空间来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M的问题是

■ （2）

上式中的Ewm1指M在投资实现后的预期收益，该式的一阶条件为

■

接得，b*1=■ （3）

因此，p*1=1-β·■=■ （4）

M的期望财富等于期望收益

Ewm1=p*1·（b*1-vc）=■·（■-vc） （5）

同时，C的期望财富为

Ewc1=p*1·（wc0-c+vc）+（1-p*1）·（wc0-c）

=■（vm+vc）+[1-■]·vm （6）

因此，投资实现后的团队总期望财富为：

Ew1=Ewm1+Ewc1=vm+■ （7）

现在考虑C拥有剩余权力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C在进行投资和预付了M的固定收益vm之后，将没有其他多余资金。由于C拥有剩余权力，企业中最重要的企业家活动——投资项目的选择将由C作出，他将选择b解下列问题：

■ （8）

上式的一阶条件为

■

即：b*2=■ （9）

因此p*2=1-β·■=■ （10）

这时Ewc2=p*2·（wc0-c+b-vm）+（1-p*2）·（wc0-c-vm）=■（11）

Ewm2=vm

因此，在C拥有剩余权力的情况下，投资实现后的团队总期望财富为

Ew2=Ewm2+Ewc2=■+vm （12）

将上式与（7）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Ew2-Ew1=■+vm-（vm+■）=■>0 （13）

因此，当团队面临的财富约束是“紧”的时候，从事后总收益的角度看来，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剩余权力是最优的，即“资本家雇佣劳动”是最优的。下面我们分析财富约束不起作用时的情况。

（二） 情形二：wc0+wm0>c+vm

在剩余权力分别赋予C或M时的相应最大化决策过程与前一情况相同，区别在于当M拥有剩余权力时（7）式变为

Ew1=Ewm1+Ewc1=vc0-c+■ （14）

当C拥有剩余权力时，（12）式变为

Ew2=Ewm2+Ewc2=vc0-c+■ （15）

（13）式则变为

Ew2-Ew1=vc0-c+■-（wc0-c+■）=■>0（16）

由此可见，结论与情形一完全相同。这一分析的经济学含义是明显的（见图1、图2），由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没有可用于“抵押”的非人力资本，因此他将不会承担其企业家活动的全部后果，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剩余权力配置给他，将导致其没有动力作出总体最优的决策（总体最优表现为图中的b*）。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张维迎认为，“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有关能力的信息变得很完备，则资本就成为一种纯粹的生产要素并失去对劳动的所有优势，资本家也就会丧失掉委托人的资格。”（张维迎，1995，p213）但是很显然，我们上面的分析都是基于企业家活动的性质进行的，并未假设资本拥有者与经营人员之间有关经营才能信息的不对称。也就是说，即使有关能力的信息在事前很完备，事后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也将导致资本家充当企业家才是最优的。因此，我们这里的分析强化了张维迎有关“资本雇佣劳动”合理性的结论。

三、结论

企业家活动的性质决定了企业内部的所有权配置对于企业效率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张维迎（1995）工作的基础上用一个模型证明，由于企业家活动的不可观测性和不可判断性，活动者在作决策时有很大的“自由空间”（discretion space），其个人收益最大化行为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整体价值，因此，即使资本家与经营者之间有关能力的信息在事前是对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剩余权力配置给资本家也是最优的（从总期望收益角度判断）。本文结论加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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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ang Xiaokai & Ng， Yew-Kwang， 1995， “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J].Vol.16：1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