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利益集团

【摘要】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利益集团有着自身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利益集团在本土化的社会情境中得以迅速地发展，但也决定了它们在政策参与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种种困境。化解这些困境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要均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强势利益集团进行适当的控制；对处于弱势的利益集团进行必要的扶植，引导它们健康有序地参与到公共政策活动中来，成为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活动过程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利益集团；困境；治理

从利益论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到又好又快，就必须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以便使利益激励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能同时并举地发挥作用。在有充分的利益激励的制度环境下，人们为了谋求不能单纯通过其个人行动而增进的那一部分自身利益，往往会结成利益集团，以便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共同进行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和经济上的利益争夺。

一、我国利益集团的形成与类型

1．政治型利益集团。这类利益集团多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机关，它们本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是理论研究和事实都表明它们并非天然的公正无私的“道德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纷纷演变成本行业与本产品的利益代言人，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2．商业型利益集团。在我国影响力非凡的商业型利益集团主要是依靠其主管部门的行政垄断和地方政府的庇护来攫取暴利。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其背后的超经济力量都是行政权力，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经济现象。前者一般表现为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它们依托背后的行业主管部门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从而对国计民生造成重大影响。

3．社团型利益集团。社团型利益集团形成的一个内在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关系而非能力为本位的国家。在个人利益实现的过程中，能力往往只作“参考”，而“关系最重要”。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相应领域的社团型利益集团就会应运而生。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持续不断的经济转型和巨大的社会变迁，出于更好地治理国家的需要。

4．潜在的利益集团。潜在的利益集团尚未形成真正的利益集团，更准确地说它们还只是一个利益群体――弱势群体，它并不能立即对自身利益的进行有效的争取，在利益一般能够得到有效表达时，他们不会成为具有利益博弈能力的集团，但是在其利益诉求渠道堵塞，而且自认为利益受到很大侵害时，往往会迅速凝聚成一致行动的利益集团。

二、利益集团所面临的困境

首先，利益集团发展的不均衡性容易导致弱势集团话语权的衰弱。在转型期的中国，利益集团在参与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力量的不均衡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利益集团源于群体，为争取和维护共同利益或目标而共同参与的行动，其初始的动机和博弈的能力不尽相同，这样就容易造成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影响能力的差异，表现在政策参与方面则体现为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之间的话语权实现和话语能力的差异。他们常常难以在本集团成员中找到适合的利益代言人来准确、有效地表达诉求，外请的代言人对他们的处境又难以感同身受。

其次，浓厚的官方色彩可能造成利益集团的选择性表达。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中有一部分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这些集团的产生和发展都在相当程度上与政府有着极大的关联性，政府给与这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也多于其它利益集团，可以说，这些利益集团的官方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不能承担本应由利益集团承担的中间环节之功能，从而丧失了其表达利益诉求的优势，也不能在政府与公民个体之间起到应有的缓冲作用。

再次，过渡性特征容易导致利益集团非常态的政策参与行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系统对利益集团的合法地位和政治行为的制度安排尚不完善，政策系统对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途径的考量与设计也不充分，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真实地将民意输入政策系统，反而扭曲了民意，有必要通过规范的制度安排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

三、利益集团政治的治理

1．执政者现念的转变。在共产党主导政府和国家，国家主导社会的现状下，党和政府基于对利益集团及其影响的认识而进行观念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转型，对治理利益集团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对利益集团，特别是民间社团和非组织化利益集团，执政党和政府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因此，党和政府对社团实行严格的分类控制，对在利益集团治理方面的制度建设明显不足。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2．通过制度建设，抑制利益集团的不良影响，扩大其有利影响。实际上，与利益集团相关的制度建设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各项具体制度建设牵涉各方面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这里仅择其要者述之。

（l）改革政府体制、立法体制。在政府设置上，除了保留和加强任何国家都需要的政务部门和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外，彻底废除建立在行业和产品基础上的政府经济主管（下转第147页）（上接第80页）部门，相关部门的规制功能由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执行；实行大部委制度，合并能交叉或功能相近的部门，比如由文化部统一行使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物等事务的规制权。在行政决策程序上，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部门分立，行政过程透明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商同盟。立法体制必须改革。

（2）完善市场机制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不会给经济社会中各个集团带来公平的结果，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行业垄断和官商同盟，这些利益集团在市场经济运行和相关政治过程中，拥有制度、组织资源、权力资源等优势，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比如依据《反垄断法》打破垄断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公平竞争，提高弱势集团的议价能力。建立国家部门退出市场的制度，使国家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真正能够扮演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的角色。

（3）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机制，培育社团型利益集团。强势者形成的利益集团与弱势者利益的非组织化的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均衡的制度安排造成。现有制度安排不改变，这种不平等和不均衡状况就会更加严重。在利益攸关的时刻，无处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权益的弱势群体只能通过媒体或非常规方式，利益表达方式极不均衡。把上述措施变为有效的制度实践，需要执政者有胆识、勇气和智慧，改革和完善目前的分类控制性制度，严格控制那些抱有“”目的的政治性组织，鼓励那些代表特定人群社会福利和权益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并引导其在合法、秩序的基础上行使表达权。

3．中央政府应通过对贫富再分配的形式避免强制拆迁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和社会不公正。在具体手段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无组织利益集团的不满，化解他们的扰争以立法的形式化解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出台新的城市拆迁条例，以避免长期以来强制拆迁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和社会不公正。必须看到的是，这些具体手段是在政府感知到弱势群体的压力后，所采取的补偿性政策，不是相关利益主体在利益集团平等博弈中，通过政治过程争取到的，具有滞后性。它只是政府政策偏向后者的一种协调方式，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的严重的权力资源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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