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财富调查

“菜价怎么打着滚地涨啊!”赵素琴一脸不满地挑挑土豆，捏捏西红柿。“我们小时候吃的黄瓜有黄瓜的清香，西红柿有西红柿的酸甜。现在许多农民只是向钱看，用激素催出又大又红的果子，真不敢想像我们每天在吃什么。”

对于放入口中的食品，百姓关注的不仅是价格，更关注安全问题。从年初掀起的“蔬菜中毒”风波，余震直不小。海南豇豆不仅需求量剧减，行情也一天四变，最低收购价不到每斤两毛。对于这一超低贱价，不少菜农实在无法忍受，纷纷把豇豆拉回家喂猪。

作为食物生产者的农民，被产前成本和产后价格两把钳子夹在中间，在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中，只得到全人类每一个人每天都要付出的庞大食物价值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当发生“蔬菜中毒”这类食品危机时，农民个人财富首先受到重创。

被迷信的化肥

在我国谈农民的“钱袋子”问题，就不能脱离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长期以来，由于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我国农业生产以追求产量最高为主要目标。

“只要是大规模种植的蔬菜――尤其是反季节蔬菜就躲不开化肥和农药。”在广东韶关新丰县一个小镇上，已经“洗脚上田”的当地村民继东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他就专事种植反季节大棚蔬菜，听闻海南和广西的毒菜事件，他丝毫不感意外。

前些年，农民被灌输一种思想：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从不使用农药、化肥到使用过程中，农作物增产出现飞跃。据统计，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近两亿公顷，经过有效防治有害生物，年均可挽回损失600亿至800亿元。喜盼丰收是千百年来农民的心愿，经验告诉农民，农药、化肥是个好东西。

在海南崖城，只要见谁家豆角长得好，菜农们就去当面请教，“哪怕是禁用药也一样用!我八岁开始种豆角，一辈子都没有见到一个农技人员或村干部下来传授如何科学用药，告诉我们哪些药高毒，哪些药低毒。”崖城镇坡田洋村一位年近六旬的菜农带着几分抱怨。

商务部对农村生产者的一项调查显示，相当部分农民不知道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兽药目录；近50％的农民在使用农药和兽药时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只是凭感觉使用。此外，目前农药花样繁多，存在一些农药厂家夸大宣传的现象。

虽然早在2004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原主任委员曲格平认为，我国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已到极限，但农民对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有增无减。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温铁军称，现阶段我国30％的农药是过分使用。

“城市人也许没见过喷农药的阵势。我们老家种植水稻，到春天插秧的时候，人根本不敢出门，全是农药的味道。你可以说这是‘低毒’农药，反正我不敢吃。”来自江苏农村的学生说。

食品安全一家两制在我国已经不是秘密，“自家田里不用化肥和除草剂，它们会破坏土质，化肥催生的作物虽然高产，但对健康不好。”家住粤北的老太太介绍经验。但生产者却忽略了化肥和农药并不是只有蔬菜中毒，自己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同样不可避免污染。

各国科学家的众多研究报告表明，大量使用化肥导致硝酸盐在土壤中沉积，进一步污染地下水源。而硝酸盐的过量摄入，不但会增加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人的风险，并有可能引发肾病甚至癌症。

这种潜在的自戕行为还表现在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创汇造成的影响，如我国传统出口的畜产品、茶叶等，因为被对方检出农药残留超标，已很难向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或出口减少，有的国家甚至以此为借口对我国实行贸易壁垒。农民经济利益直接、间接受到影响。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潘灿平认为，现在人们过分依赖监测部门，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告诉农民怎样使用农药，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课、指导，同时搞一些管理措施。”

两道门坎

海南“毒豇豆”事件之后，海南省农业厅陈文河坦言，高效低毒农药推广等农技工作确实不足。据了解，针对销售、使用高毒农药，三亚市还公布详细举报奖励政策。但对于菜农而言，最关心的还是豇豆的价钱：“照现在的行情下去，明年就没有必要再种豇豆了。”

“销路出了问题，导致农民越希望富裕却越穷，于是他难免就想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农资企业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认为，农资产品营销领域出问题，是食品安全隐患恶性循环的源头之一，而这又成为直接导致农民贫困的原因。

中国农村有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农民大量种什么，什么就会因为市场供应过剩而出现价格下跌。

2008年湖北恩施就遭遇到杭椒滞销的难题。据当地致富带头人罗东介绍，2007年他率乡亲们种杭椒收益不俗，2008年的时候就扩大种植，涉及农户150家，产量39万多公斤。增加产量后，市场却出现了问题，自己所熟悉的市场只有长沙和武汉，而这两个地方的杭椒供应出现饱和。没办法，他只能自掏腰包收购农民的杭椒。想想当时的情形，他不禁感叹道：“国内需要杭椒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能联系的市场太少。如果当时有其他的商家来我们这里购买，我们也不至于赔钱。”

2009年2月，在“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专题论坛上，吴子申发起成立课题组，与中华合作时报社社长杨建平等专业人士，共同展开“中国专业农户财富状况调查”，通过实地调查，分析目前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及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为农民致富找寻可行性的建议。

调查中发现，与大田种植相比，经济作物种植的效益高出数倍。但是对农民来说，种植经济作物需要解决的首先是产品的销路与价格的波动给农民带来的风险。

与城市所遭遇的信息爆炸不同，电视、广播依然是农民获得致富信息的主要途径，对于市场需求信息反应比较慢，对新事物的辨别能力也相对较弱。尤其最近几年出现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欺骗农民的不良现象，更使农民对于各种途径传播的致富经验不敢轻易尝试。对于农户来说，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知识和市场成为必须跨越的两道门坎。

必须站出来的责任

“怎么能够把中国的小农户带入市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就需要一种制度和体制的创新。”农业部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司长黄连贵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新闻会上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适应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促进农民致富的创新。

在我国占人口70％的农民，只占有40％的消费市场，20％的储蓄存款份额。从2004年开始，我国已经连续七年出台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来农村的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农民绝大部分还是一家一户单干，其生产方式与大的市场需求不能对接。“我去山东调研看到，白菜三分钱一斤，土豆一毛钱一斤，这是普遍性的，而这些人的声音发不出去，他们默默承受着损失。”中国社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表示，要搞现代农业，需要从改造小农经济入手，提高农民的抗风险能力。

但在我国，农民、企业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和农户接触过程中由于地缘、人缘等一系列关系，实际上是有冲突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应运而生，以其链条促使企业和农户之间找到中间组织，比如企业可以找村，也可以找致富能人，或找一些合作社，使农民主体意识更明确，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龙头企业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成败的关键。

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来说，企业和农户结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通过给农户提供服务，以推行标准化生产，稳定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同时，企业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包括消费者、民间组织的要求下，对农民生产农产品起到监管作用，这也是由我国特殊国情所决定。我国两亿多小农户，监督成本太高，而小农户的作弊成本相对甚微。

因此，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中国一个专属名词，与一般的工商企业有所不同，在企业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还肩负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带动农户增收，保护资源环境等社会责任。这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切实关系到居民“菜篮子”、农民“钱袋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