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幸福吗?

2003年，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农民调查》透过造访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揭露了中国农村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和问题，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近11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怎样呢？

中国农民幸福指数调查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年5月12日在武汉了《中国农民社会文化状况报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社会文化卷》）。这是“中国农民状况报告”系列成果之一。此次报告通过对分布在全国各省的3382个有效农民样本进行分析，内容涵盖农村医疗、农民养老、教育、幸福感、环境等诸多要素。调查把样本农民的职业分成务农、务工、做生意、教师及其他五类，研究显示，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该项调查涵盖农民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生活状况、社会环境、幸福信心等方面，包括30项指标。

报告数据得出了农民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方面的新变化。报告得出结论：中国农民的幸福指数为0.5578，属于中等水平。其中，东部农民的幸福指数高于中西部农民，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中年农民的幸福指数低于青年和老年农民；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农村医疗条件正在改善；农村社会养老正逐步普及；农民子女教育的每年户均总支出为9606.44元。此次报告的数据还提出了诸多学术问题，如“因教返贫”的农户究竟算不算困难户，以及为何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呈反比等。

此次报告还触及当今社会环境下的新问题。相比养老、医保，农民的子女教育问题依然亟待解决。被访对象中有一些家庭本处于小康状态，然而一旦子女考入大学，便会背负巨大的财务压力；“因教返贫”问题突出，而且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状下难以解决。此外，农村重大疾病保险方面缺位，大病报销依然在考验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中国农民幸福感分析

在东部沿海某农村地区生活的老王，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孙子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虽然没有豪车奢衣，但是每天恬静充实的生活却也过得悠然自得，自己经营种植的葡萄园里景色盎然，葡萄颗粒饱满，每年来采摘的游客很多，葡萄也有很好的销路。每天日出之时，老王便和儿子一起去葡萄园劳作，午饭后，老王和老伴儿在村头的大树下一起和邻居打打麻将，儿子则在网上为自家的葡萄拓宽销路，一家人生活得充实满足。

老王的生活目前并不罕见，近年来随着惠农政策的出台，随着公众观念的转变，“幸福指标”已经不能仅仅靠经济指标来衡量了。而是应该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环境等多方面的社会因素，还包括生活的乐观和内心的安宁满足。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分析，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即将面临拐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效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难的问题，加速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农民工选择就地就近工作，更容易照顾家人，生活成本更低，子女上学也不存在问题，自然从主观上更容易满足，

在早些年民工潮之初，农民工为了改善家庭收入，必须远走他乡打工，而这样的收入是农民工用在城市里忍受夫妻分居、亲人分离的苦痛换来的。近年来，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程度不断提升，大量的惠农政策相继出台，务农农民的幸福感自然不断增强，“一增一减之间，折射了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变迁”。

与老王形成对比的是河北省某县一位25岁的农民，他进城务工已经10年，在10年的农民工生涯中，他对待进城的态度也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的满足到现在的焦虑，心理发生了巨变。我们了解到，他15岁时就已经进城务工，随着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与现实的差距的过大，在这10年中，他觉得融入城市生活越来越困难，最近几年农村政策优惠显著，他已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明显不如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

中国农民未来幸福走向

抛去经济、环境、医疗等硬性指标，无论农村还是城镇，家庭幸福感高低都面临这几方面的问题：家庭和睦与否，家人的健康，团聚的时间等等。今年初，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京举办了“2014国际家庭日中国行动――聚焦城镇化与中国家庭幸福”论坛。该论坛报告称，当前城镇家庭的幸福感水平总体略高于农村家庭。人口流动中，保证家庭完整至关重要。养老担忧、社会信任、安全问题是城乡家庭的共有困扰。

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调查显示，无论城乡，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的5个因素是什么”时，“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时间多”等，都是比例较高的选项。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这些基于心理因素的软性指标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大。

健康以及保障是幸福的本钱。目前，农村重大疾病保险方面缺位以及养老保障的缺位正考验着农民群体的幸福感，根据统计，家庭主要成员有残疾、家族遗传病或者重大疾病的农村家庭占比为4.4%，稍高于城镇家庭3%的水平。养老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养老担忧成为城乡家庭共同困扰。27.29%的农村家庭对养老保障不满意。陕西省某县的55岁农民肖大妈，在被问及生活幸福感时谈到，感觉目前农村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政策的支持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房子盖了、路修了，但是目前困扰她的就是疾病问题，她患有癌症，目前没有重大疾病方面的保险，庞大的医药费用的压力让她苦不堪言。

未来提高农民群体的幸福感，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建立合格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此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指出，家庭幸福大厦的构筑需要和谐的家庭关系作为基石，也离不开基本物质生活条件、身体健康和养老保障的砖瓦。这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同时考虑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富差距对公众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完善医疗保险体系，让农民不再畏惧疾病，完善养老保障体制，扩大养老保障的范围和水平，强化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支撑能力，这些是我国今后农村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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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幸福指数

幸福

经济学界研究幸福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他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是由效用（物质的有用性）和人的欲望的实现与否来决定的，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传统经济学理论假定，高收入会产生更高的效用和个人幸福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还发现，同时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幸福水平保持不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反而降低了，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加。面对伊斯特林悖论，新兴的幸福经济学家赛利格曼、卡内曼和克鲁格等人给予了新的解释，并提出相对幸福假说。他们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和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而不是其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不管收入的具体数字是多少，较之“绝对财富”而言，“相对财富”的增加才是幸福感增加的真正原因，因为人们总是喜欢拿相近和相识的人的生活状况同自己的境况进行比较。

幸福指数

上海市社科专家舒滨认为：“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也有学者认为，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还有人提出，所谓幸福指数，就是旨在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更有人认为，幸福指数是指用以反映民众幸福感在某一时期内的数值和其在另一个作为比较标准的时期内的数值比较，它被视为体现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这个含义上如果对幸福指数进行定义，即：幸福指数是运用专门的测量方法，对生活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所做出的全面而又主观的自我幸福评判进行量化。

所谓农民幸福指数，就是运用专门的测量方法，对生活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农民所做出的全面而又主观的自我幸福评判进行量化，即对农民幸福进行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