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灾,归根结底是官灾

教授被小处长像训孙子那样指着鼻子训,师道何等不堪。此种尴尬,令人大校长纪宝成忍无可忍,于是在2009年全世界高等教育论坛上大发感慨。

但是,教授固然尊严扫地,校长尊严又如何?两鬓皆白的老校长被三十啷当岁的教育部小处长当众呵斥,这样的传闻其实早就不是一起两起了。笔者听到此种传闻,始而惊讶、震撼,一而再,再而三,也就习以为常了。只不过纪校长在高等教育论坛上的一番感慨,才重新激活了笔者的这份敏感。

小处长官衔太小,但是厅长部长们,就有资格训教授、训校长了吗?如果稍有点正常的人伦观,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完全不可思议。处长不论,即便厅长、部长,不都是从教授、从校长的教鞭下走出来的吗?有什么资格将自己凌驾于师长之上?

师道无存,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人伦无存。但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此,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教授、校长颐指气使的教育行政体系的那些处长、厅长、部长们,何以总是心安理得,而从来没听说他们有过丝毫歉意?

当然不能仅仅用他们的“粗俗”来解释,好歹他们也曾经是读书人。那么他们怎么会总是有辱斯文,甚至连上个世纪的军阀张宗昌、都不如呢?恐怕要归结到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在高等教育衙门化即权力化的体制下,全部的公共教育资源都被教育行政垄断,事实上也就是被他们垄断。

于是,教授算个屁,校长算个屁。我让你当教授你才是教授,我让你当校长你才是校长,我不高抬贵手,你纵然满腹经纶,照样步步都是“鬼门关”。阳光雨露皆操之于我,所有公共资源的分配都无须根据权利而都来自恩赐,当然我就是主子,教授、校长名号再高,也得仰我鼻息。

纪校长感慨师道扫地之后,开出的药方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诚然善哉美哉,但它不能没有前提。事实上也不是没有高校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结果都无疾而终,原因就是他们的教授治校都是无本之木。那么教授怎样才能治校呢?胡适讲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同理,治校的大业,也不是一群没有尊严、没有独立人格的教授能够胜任的。如果教授、校长只能来自于权力恩赐,因而不得不对权力俯首听命,那么即便弄多少个教授委员会,本质上都无非仍然是权力治校。

总理呼吁:“中国需要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他之所以这样呼吁,当然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教育家在办,而是衙门在办,是教育行政官员在办。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只有教育官员而没有教育家的国度,中国教育一直搞不好,一直为人诟病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没有教育家呢?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大教育家,直到上个世纪,陶行知、蔡元培、张伯驹、陈鹤琴、黄炎培、梁漱溟不是仍然可以如数家珍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家天空突然就一片空白了呢?一个重要答案,就是教育官员太多,教育官员权势太盛,他们就像入侵教育界的外来生物水葫芦,长到哪里,就抢光哪里的阳光、空气和肥力,而他们其实只懂做官,连“尊师”这点起码的人伦都不放在眼里,还指望他们懂教育,尊重教育?他们包办下的中国教育,能够是真教育?

所以,中国教育之灾,归根结底是官灾。教育界官势越盛,教育就越是没希望。要使教育有希望,别无他途,必须如总理所说,切实推行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必须分权于教授、教育家这样的职业共同体,必须让这样的职业共同体成为中国教育的主宰。

只有这样,即只有教授、教育家这样的职业共同体能真正起作用,才是懂教育的人办教育,中国教育也才能回归真教育,中国教育也才有起码的尊严,教授和校长也才有起码的尊严。处长训教授这种有损国家形象的闹剧,也才可能从此绝迹。

【选自《凤凰博报》】

题图 / 教授的悲哀 / 盖桂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