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困境下的温州突围样本

8月中旬，温州市出台“金融八条”。力图为中小企业“补血”。

今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业步入艰难寒冬。7月初，中央高层先后到多个沿海省份考察，参观的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的数字称，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企业资金紧张，民间各种拆借行为因此盛行。在此背景下，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苦苦支撑的亏损企业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叶剑波经营着一家中型眼镜制造公司，她的工厂雇了200工人，这家厂生产的眼镜价位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是温州传统制造业的代表。

他们也是微利的代表，除去人工、原料、管理成本，这个厂每年出口到巴基斯坦、印度、中东的眼镜，可以为叶剑波带来5％-7％的利润。

在最近几年，这个利润率只是中国GDP的年均增速的一半，但它仍然能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支撑企业运转。

然而今年以来，5％的利润率慢慢蒸发。按美元结算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值钱，客户们委婉地告诉叶剑波，仓库已经堆积了一大批眼镜，短期内不会再有订单。直到5月，叶剑波的利润被削减为负数，这个昔日红火的制造企业正式进入亏损期。

她不知道自己的企业还能支持多久，所以只能等待秋天传统旺季的到来，或许能给整个眼镜行业带来好运气。而现在，她能感觉到的只是同行接连倒闭的唇亡齿寒。

“两成停工”背后

叶剑波面临的困难是温州民营经济的缩影。作为民营经济的风向标，最近几个月，温州的变化前所未有。

7月起，中央领导频频调研中国经济的诸个发动机。温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尊贵的客人。温州人从未见过如此多重量级人物如此密集地“空投”温州，他们已经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继国务院和各部委相继到温州调研之后，7月28日，由财政部企业司司长刘丽娜和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牵头的调查组再赴温州。

高规格、高密度的调研背后，是中国制造型企业面临的集体寒冬。

“这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这样解释寒冬的意义比上半年温州有将近10％的鞋企倒闭，下半年估计还有一批。她说，十年前火烧温州鞋也很困难，但和现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从打火机到皮鞋，从眼镜到服装，今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行业步入艰难寒冬，“企业倒闭潮”如潮水一般见诸媒体。今年3月底，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市委研究室研究员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这个数字迅速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温州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缺钱的滋味

7月以来，周德文几乎参加了所有中央领导人在温州的调研，他预计，宏观趋紧的政策虽然可能有微调，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可以预见的是，下半年将是这些企业最难熬的日子。

但上半年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那些从来没缺过钱的企业，头一次感觉到了缺钱的滋味。

台州飞跃，中国缝纫机制造出口的龙头企业，5月申请破产。6月，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在欠下上亿的民间借贷后不知所终。

两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困境，立刻牵动浙江民间资本敏感的神经。据媒体报道，飞跃互保公司名单上有在台州工业企业综合实力排名分别列第一、第三位的钱江集团、星星集团。

飞跃假如破产，后果不堪设想，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问记者，飞跃和多少家企业互保，飞跃一倒，这些企业怎么办?浙江民营经济在互相抱团的模式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型企业的兴衰，往往关系着地区经济的走向。

一个现象是，同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南，温州并未像义乌、台州一样有大型企业的轰然倒闭。一个问题是，如果飞跃在温州，情况会怎样?

温州的民间金融，历史比台州悠久，规模比台州强大、发展更成熟，周德文说，这就是温州没有大型企业出问题的原因。

但谁也救不了飞跃，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行长王成良评价说，飞跃的问题，是市场的问题，不是资金的问题。产品没市场了，停产等待时机是最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亏本也要生产，这样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

民间资本新动向

在制造业吃紧的环境里，自由逐利的民间资本，正在酝酿种种转型。

作为一家贸易额上亿的中型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徐慧为40多家小企业代销中国制造的商品。今年她知道这些小厂的日子不好过了，以前她可以月结，现在为了防止小厂资金链断裂，她必须在收货的第二天就把钱打到工厂账上。因为订单下降，徐慧的贸易公司虽然还不至于亏本，但盈利已大不如前。

作为精明温州人的代表，徐慧已经从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嗅到了新的商机。她和几家公司合伙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开始寻找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经济增长点。徐慧是做眼镜起家的，正因为如此，她很清楚低端手工业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微利。这让她下定决心寻找新兴的投资方向，比如为了寻找温州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新能源、新材料，她入股的投资公司不惜跑到新疆去投资。

“以前我们更有实力，去年还在芬兰投资了一家北欧服装城，现在只能几家凑起来抱团”，徐慧说，真正困难的是那些还没有完成第一桶金积累的人，对我们而言，机会在外面。

作为一个对制造业有持久信心的温州人，徐慧从萧条中看到了希望，她和同伴希望投资公司能够瞄准温州本土的优质大中型制造企业，以资金方式入股。她把这比喻成在股市里“抄底”。

像徐慧一样，已经有一定原始积累的温州人，开始动用他们的资金，希望在这一轮经济调整中，随风转舵，积累更多财富。

阳光下的“高利贷”

随着各种融资渠道的收紧，今年以来，原来处于灰色地段的民间借贷，逐渐走上地面。

“帮还贷款，资金周转，投资咨询，速度快，收费低”，当地报纸广告栏上，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打电话可以咨询到行情：企业如果借100万，一个月需付3万块钱利息，且需要抵押房产证。相当于一个月三分利，年息是43％。

作为一个有投资倾向的职业太太，林洁正在被报纸上的广告吸引。她琢磨着把自己从股市里撤出的资金部分借给民间信贷公司，虽然她有前车之鉴。十年前，她曾经存了两万块钱到一家民间机构，后来血本无归，在政府干预下，她才拿回了其中的7000块钱。

温州的闲钱不在那些大企业手里，而是散落在像林洁一样的中产阶级手中，黄伟建评价。他是温州市政协委员，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类似于风险投资。他说，温州人到处炒房、炒煤，但其实温州资金很散、很多，是民间借贷把这些钱收集到一起。

一个来自温州银监会的数据引人关注――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今年上半年，温州各家银行新增了500亿存款。这些钱一部分来自股市，一部分来自收回外地投资。

被搅动的民间热情

各种借贷公司、担保公司，走在法律的中间地带，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行长王成良评价说，他们不是黑色的地下钱庄，但他们身份模糊。而寻求合法身份，几乎成了必然逻辑。

上个月，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从2006年起，中国在山西、贵州、平遥农村开展小额信贷试点。而此次试点是在城市，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推出时间也引人遐想――恰好在中央领导集体调研之后，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就认为，这和民营企业集体面临的困境有相当大的关系。

温州的民间金融，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民营企业的资金积累提供了原始的助动力。然而1986年，温州民间金融上演了最难堪的一幕，以个人信用为担保的抬会资金链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一个叫郑乐芬的妇女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但小额信贷自有足以夸耀的历史，它令人们想起孟加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他是小额信贷模式的创始人，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专门向穷人提供贷款，同时创造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奇迹。

目前温州市已确定一批名单上报到省里，中标者都是制造业龙头企业。如果不出意外，温州的小额信贷公司10月就可以正式开张营业。

点评：温州经济被喻为全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当下最具活力的民间投资的晴雨表。温州的突围样本对东南沿海城市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