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概观》

摘 要：叶荣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在文学史上常常被忽略，本文试图分析其书写特色，探究其中所涉及的文学主体性、文学史观等问题，进而思考文学史的编纂问题。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概观；主体性；文学史观

在黄修己先生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他将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称为“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王哲甫的这本新文学史出版于1933年，然而，早在1930年，出版于日本东京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从内容到体例上来看也是一部新文学史专著。从时间上来看，这本由台湾的叶荣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可以算是中国第一本新文学史专著。可惜的是，这本新文学史专著很少被学术界所关注，可以说是一本被埋没的文学史。《中国新文学概观》粗略来看，作为一部文学史，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并不算十分全面和完整，它的体例也不是十分完善，但是具体到作者在编写文学史中渗透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从《中国新文学概观》中我们也能发现关于文学史编纂的一些思考和启示。

一、文学的主体性

在《中国新文学概观》的第一部分“序说”中叶荣钟提到梁启超倡导小说时具有功利的态度，在他看来：“任公先生是政论家而不是纯粹的文学者。”因为“他虽然知道小说有伟大的感化力，却是把它当作转移道德，宗教，政治――所谓移风易俗或是鼓抚士气――的工具看待，而不曾用纯粹的文学眼光去观察……对于文学上的努力不可谓不多，但是始终抱着利用的态度，对文学自身完全没有改革的意识。”仅从这些评价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纯粹性的看重，力图回归文学本身去看待新文学。具体到文学作品的分析时，他也是针对作品的形式、内容、艺术性等方面进行评价。虽然难以避免带有个人主观看法，但是这则更突出他对于文学自身主体性的重视，他是站在文学本身的层面上来看待新文学的。具体说来，比如叶荣钟在评论新文学时期的戏剧时，认为“旧剧之病在乎内容空洞，新剧之病在于形式无味”，因此他主张“新剧最理想的形态，是在于能够使观众得到慰藉和共鸣，同时犹能提高观众的生活意识。具体的来讲就是在形式的方面能够达到娱乐的目的，在内容的方面又能收教化的效果”。反观后来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受唯物史观、阶级论等影响在编写过程中逐渐忽视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单纯的给作家作品贴上阶级的标签，将文学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或思想史，这样容易丧失文学史自己独立的品格。

文学史编写首先应该回到文学自身，将文学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那么，笔者认为，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文学性，这应该是文学史编纂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一部文学史，并不仅仅是文学史料的简单罗列，还要对史料进行尽量客观的阐释。这些阐释显然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往，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跳过形式直奔主题（思想、价值等），文学被简单化为思想的载体或历史的文献，这显然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对待文学的方式，不是文学研究的本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①在以往的文学史编写中，那些受时代因素影响的文学史，由于政治、阶级立场等方面的影响，在作家作品方面容易进行“贴标签”式的评价，即便是那些受政治影响小的，对于文学作品也倾向于思想内容的分析，反而常常忽略文学作品文本的艺术形式、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审美分析。因此我们在面对文学史编纂时应该注意：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思想内容，还要研究文本的艺术形式，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文学整体。

对于文学史编纂来说，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是重中之重，无论我们用何种理论去研究它，都不要忘了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也不要忽视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尽量减少外界的干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文学孤立，它仍然是与时代、经济、社会等众多因素复杂纠缠的，只是我们仍要保持冷静，分清主次。

二、关于文学史观

反复阅读《中国新文学概观》，我们不难发现，叶荣钟主编的这部新文学史很多地方其实是受了胡适的影响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文学革命的演进”这一章节中，作者直接大篇幅选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末节部分。如同作者本人在书中说的“笔者所居的地域很不利于那样的工作……故决意把胡适之先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末一端抄录下来。”叶荣钟处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离新文学发生地较远以及政治上的因素，搜集新文学运动相关的材料具有极大的不便，尤其是第一手的资料，因此受新文学先驱胡适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书中体现出的文学史观也与胡适的进化的文学史观具有一致性，同时体现着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二元对立价值观。具体来说，比如，在“序说”中他认同胡适的古文字已死的看法，提出：“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的好，也只够供给小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又如书的最后一部分“结论”中，也体现着他的这种进化史观：“它这十余年的历史却是向着进步的一路跪来的……一时代的人，有一时代的工作，播种的人不必一定要自己去收获……时间自会解决她的一切！不但新文学运动是这样，就是中国的各种运动也莫不可作如是观！”

一部文学史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文学史观作支撑的，诸如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等等这些文学史观曾在不同时期影响着许多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我们通过上述举例可以看出，《中国新文学概观》显然是受进化论影响的。关于进化论的局限性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多的论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显示：“进步的信仰理所当然地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精神。或者说，‘进步’的观念，是20世纪中国精神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尤其在五四初期，许多的文学革命先驱也是进化论的追求者，进化的观念成为他们文学改革的武器，为他们挑战旧文学提供理论支撑。这种“进步的信仰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世界必定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进展，人类也将随之而不断完善”③，然而这种思维模式却将复杂的历史发展简单化为一种直线性历史进化的发展进程。在文学史编纂过程中如果坚持这种观念，必然会造成对于所谓“新”与“旧”一刀切，将曲折、复杂的文学发展过程简化、僵化等问题，从而无法达到客观、实事求是。事实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如今仍然会受到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按照这种思路来重新审视一些文学史，那么我们会发现：进化论支配下的历史书写，容易把丰富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简单的、抽象的逻辑法则，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先以现存的某种观念、理论为先导，以此为根据对历史进行梳理，这样就使历史成了论证性的材料，其实质就是以观念的实在替代现实的实在，从而遮蔽了历史的真实。

文学史的编写不能以观念的实在替代现实的实在，无论是进化论也好，阶级论、启蒙论也好，这些观念的实在无法替代客观现实，观念是为历史服务而不能成为规范历史的框架。学术界目前对于以何种史观支撑文学史编写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还原历史的真实而非概念化、框架化是毫无疑问的。

三、总结

《中国新文学概观》这部早期的文学史虽然并不算完善，也常常被学术界忽视，但是在文学的主体性、文学史观的书写等许多方面给我们带来借鉴与思考。与相近时代出版的文学史相比，叶荣钟在评价新文学时常常采取一种批判审视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毫无保留的指出其不足，以犀利的用词进行批评，但是他不仅会指出问题所在，还试图寻找出路，其中也不乏许多的个人创见。

一部文学史的编写并非易事，它涉及的方面很庞杂，对编写者有很高的要求，也难以做到完美。笔者通过对《中国新文学概观》的反复阅读，领悟到了它对于文学史编纂的一些启示，同时这部文学史的历史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进一步了解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对于新文学的关注，从他者的视角给予我们新的视角来反思。以上论述或许并不全面，也会有所瑕疵，但是笔者的收获却是肯定的。（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 赵：《文本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7页。

② 陈S：《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第91页。

③ 同上。

参考文献：

[1] 叶荣钟.中国新文学概观[M]，1930.

[2] 陈S.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