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正统经济学的评论

摘要：近年来，作为西方正统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成为了主流，人们在关注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同时，以“制度”冠名，把“制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以早期的凡勃伦为首的旧制度主义学派和以后继者艾尔斯为首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曾在经济思想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在当时以反正统经济学出现。通过把握作为反正统的凡勃伦式的制度学派的经济思想，有助于我们系统、全面去掌握整个制度学派的经济思想及其理论价值，清晰地把握两大制度学派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客观地去看待当前西方的正统经济学。

关键词：反正统经济学；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41-04

有正统、主流的事物，也总会存在与之可能对立的反正统、非主流的相伴物。作为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既有维护这个体制，为这个制度辩护的一派，又有反对和批评这个体制和制度的一派，我们将前者视为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反正统，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正统与反正统经济学存在地域和社会性质的区分，同时，按时间特征划分，经济学还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一个社会某个时候的经济理论可以看成是正统、反正统与主流与非主流的某个组合，我国的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西方经济学却成为了主流。

近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成为了我国主流的反正统经济学，与此同时，也掀起了对与当今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貌似无关的早期美国旧制度学派及其后继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很多都关于凡勃伦制度学派的后继者的经济思想研究，而对制度主义学派的传统研究甚少，对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整体研究显得很少，以及对早期凡勃伦制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对这些方面给予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厘清整个制度主义学派的思想理论及把握整个凡勃伦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进而对其理论价值给以简要阐述。

一、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美国制度学派诞生于19世纪末期，在学术界公认的是以凡勃伦于1898年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为标志。该学派作为以反对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产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有特质的凡勃伦本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时代背景而言，凡勃伦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且日益激化，如何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替代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表现为理论上的苍白无力、实践上的束手无策。这为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提供了现实土壤，认为市场并不是那么美好，影响经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此，他试图把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通过对制度的演化分析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一脱正统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而无法操作的理论躯壳。

制度学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凡勃伦本人有决定性的关系。就学派渊源上讲，有学者认为，凡勃伦制度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德国的历史学派存在一定的关系，贾根良等（2007）认为，“老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尽管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派对老制度学派的直接影响”；而张林教授（2004）则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从凡勃伦个人特质角度看，早年在大学期间，凡勃伦涉猎过哲学、心理学、自然史、社会学以及生物学，这些学科的学习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凡勃伦在后来的经济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就是深受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奠基人詹姆斯等人的影响。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坚决反对绝对和抽象，否定脱离人类现实生活的理性主义。凡勃伦所坚持的整体演化主义方法论，其理论来源为达尔文进化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凡勃伦有重要影响的詹姆斯外，摩根1896年关于《习惯与本能》的演讲，对凡勃伦思想的成型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习惯”、“本能”贯穿于凡勃伦思想的始终，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本能和习惯作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和人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通过经济学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的杂交，凡勃伦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前提下和演化方法论基础上的凡勃伦制度主义成为了正统经济学批判者的身份由此产生，凡勃伦在其论文集《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中集体反映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1898年凡勃伦在《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一文中批判了正统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认为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无力于把经济学视为分类科学的古典传统走向决裂的原因在于该学派与古典、新古典一样，都把人性视为被动的、无生命的、永恒的东西，都坚持在传统快乐主义基础上，把人最多视为一个闪电般的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而凡勃伦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而不断发生变化演进的，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

在《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中，凡勃伦认为将物理学中的牛顿机械力论中关于均衡的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不适合，应该将经济的演化观代替均衡观，他认为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会感觉到一种迅速而平稳的运动……但这种运动纯粹是一种想象的、自我平衡的机制，而不是一个积累式演变的过程。

同时，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结构不可能还原为个体，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偏好或目标；个体偏好和倾向要受个人知识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一本能和在个体产生前的已有的作为制度的环境的共同影响。

凡勃伦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石，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中的快乐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边沁之后的经济学都是有关价值的理论，功力主义者从价值的角度讨论生产，把生产当作评价过程的结果。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斯密的生产转向评价，在经济行为中，这种评价过程导致了对最大利益和最小牺牲的追求。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动力是金钱所得这种利己主义的动机，生产过程只不过是支出或者忍受痛苦与所追求的金钱所得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中介条件，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目的是个人利益。他认为在功利主义哲学中，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数和；政治经济学被发展为一种财富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生活中事物的进程当作一种金钱事件的序列，经济理论成为一种应该发生在“人类自然状态”的完美状态下的理论，这种状态下，金钱数量的交换不会受到干扰和延迟。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金钱动机完美地发挥作用，引导着经济人的所有行为真正地、无差别地、坚定地以最小的牺牲寻求最大的利益。但凡勃伦认为这只是一种科学的想象，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的快乐主义特征下，把人的发展趋向于完美状态，人性因素被简化，制度也被当作类似的恒量。

二、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们：新制度主义学派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对于凡勃伦老制度主义的后继者——新制度主义学派，克莱因在1978年，将制度主义学者划分为三代：除了早期第一代的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克拉克、米恩斯等外，第二代有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艾尔斯等，第三代人最多，包括图尔、布什、霍奇逊、克莱因、塞缪尔斯、米洛斯基、惕尔曼等。而后两代，一般都归为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一词是马克·R·图尔（Marc.R.Tool）1953年在他的博士论文《Discretionary Economy：Political economics gauge theory》第一章中创造出来的。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在美国国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用英文“New—institutioal Economics”表示。张林教授（2001）认为，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的“新”，其实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对以凡勃伦为首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思想的继承和改进。

在时代环境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后凯恩斯主义正统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面对这些危机又提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该理论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考虑，在此时，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经过塞缪尔斯和图尔等人的努力，老制度主义明显地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苏剑、郑飞，2008），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乘机”发展起来，继承了老制度学派的基本理念，而将心理、法律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对象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不像老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某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将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研究对象进入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渗透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比较分散化但都是直面现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时还被称为经济学的“异端学说”。

在哲学基础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也是坚持实用主义，但新制度主义学派采用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实用主义色彩比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更为浓厚一些。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艾尔斯、杜格尔、图尔、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主义者的作品中。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凡勃伦老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运用制度演进与整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以静态的抽象演绎法和逻辑推理，认为“把个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因此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与过程。

三、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与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源于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过去的岁月里，在杂志和教科书上所见的和大学经济系的课堂所听到的全是关于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它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他自己不那么说，但一个不争的事是它与现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因此有人称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或者说约束条件与现实情况的背离，是对现实中现存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忽视，及其存在状态的静止化、固定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基本的现实出发，对现存的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这一因素加以讨论，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现实的经济效率。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概括说明了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存在，而这种交易费用又是各种非效率的制度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就是科斯定理：只要产权被明晰界定、交易费用为零时，那么无论产权被界定给谁，最终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张林教授（2001）认为，该学派之所以也称之为“制度经济学”，只是因为它也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但其分析方法和基本信念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两样，这一学派的目的是要把正统经济学视为外生的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制度包含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方法依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像老制度学派及继承者那样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使得该学派成为了西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科斯外，还有德姆塞茨、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张五常、布坎南等。其中，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在科斯的基础上创立了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森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诺思等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些理论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下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而对制度运行的成本分析正是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

然而，整个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构件是分散的，内部学派众多，又缺乏约束，因而形式上较为松散，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挤和压制（贾根良，1990），但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凡勃伦——艾尔斯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技术决定论”；康芒斯的“法律调和论”；密契尔的“商业循环论”或“经济周期”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技术发展必然性”和“国家干预”理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等。然而，上述这些理论之间缺乏一个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的根本性的内核，使这些理论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交易”和“交易成本”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又是新制度经济学庞大理论体系的基础；从整体上讲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或简称“制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交易成本”分析（黄少安，2003），研究的着眼点更加明确和具体，主要局限在对经济问题及其现象的分析上（贾根良，1990）。

也基于此，使得两大学派的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相径庭，处于长期争论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和对自己理论缺陷的认识，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敌对逐步走向缓和”。在1989年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认定凡勃伦式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尤其是科斯（1990）认为制度主义是一个沉闷的、反理论的话题，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把它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流传下来。凡勃伦制度学派经常用有别于主流正统经济学整体主义术语，采用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等来批评新制度经济学过于抽象化和形式化，批判将个人想象得过于理性化而对市场和自发制度的效率普遍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态（卢瑟福，1999）。针对科斯（1984）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杜格儿（1990）反唇相讥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虽新但并非制度主义”。此后，尽管科斯（1998）仍然认定旧制度经济学为反理论，但威廉姆森和诺思对旧制度主义学派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得多，威廉姆森不仅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在康芒斯的“交易”范畴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认为康芒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其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关键在于他主要采取了敌视而非修正主流经济学的态度而使得最终失去了学术影响力。威廉姆森还认为，科斯对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未免过于残酷”（秦海，2004）。同时，威廉姆森在谈到目前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课题时指出，“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和人性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而后者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成果”（贾根良，1990）。与威廉姆森相比，诺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显得更为温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感言中有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关于旧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这似乎有正在日益皈依旧制度学派范式的趋势（贾根良，1990）。诺思于1992年获得了以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约翰·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谈到“在1924年康芒斯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秦海，2004）。在当代，作为新制度经济史学家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推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的理论涵盖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容纳的历史、文化、道德等社会因素（张林，2003）。而在诺思与我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也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问题”（姚洋，2002）。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影响（1990，贾根良）。总体上来说，两大制度学派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他们之间逐步向理性沟通转变。

四、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价值

反正统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竞争关系而存在，侧面反映了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所在，也打破了正统经济学独霸天下的垄断地位，激励着两大学术阵营朝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方向发展。同时，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理论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的精华和新理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新学说，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主义分析，为新古典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提供了思想的火花。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弥补了作为正统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因素忽视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中三大理论：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可以在制度学派找到理论源头。从今天的角度看，凡勃伦制度主义就是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凡勃伦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是等同于演化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凡勃伦创造性的把达尔文进化原理“移置”到社会经济现象中，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演化经济学会。该学派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并非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有缺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和政府干预思想，还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在《有闲阶级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和庞杂，很多理论观点在今天都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缪尔达尔的积累因果循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理论等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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