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正统之外

作者简介：杨琼，扬州大学文学院，13级，研究生 现当代文学专业。

摘要：《人鸟低飞》和《我的婶婶萧红》两部传记分别写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头十年，处于萧红研究的热潮。两部传记在写作风格上有诸多不同，通过对之比较分析可以感受不同写作风格的精彩、思考传记文学吸收不同写作风格的多种可能。

关键词：比较;传记;写作风格

1995年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王小妮《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与200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婶婶萧红》在写作风格上大相径庭，前者围绕着萧红心理线索采用诗化的语言按照小说的写法行传，后者是较为正统的符合一般传记写作规范的较学术型传记。两种写作风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相辅相成共同丰富完整了传记写作风格。关注小说化传记或许是传记文学再度繁荣的一个突破口。

先来看两部传记的作者的身份。两位传记作者都是东北人，传主同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左翼女作家萧红。王小妮是当代著名的女性诗人和小说家，从女小说家这一方面来说有更多共声。曹革成是与传主有亲缘关系的男性学者，对深陷舆论漩涡中萧红和端木蕻良会是知音。王版采用作家擅长的诗化小说的写法，以萧红的爱情为主线选材做传，活泼生动，意蕴深微。曹版从研究和正名的立场包揽萧红生活、革命、感情等方面选材，且披露出许多新鲜咨询，有很高研究和参考价值。从性别特质和资料的占有方面来看，前部传记较感性以文取胜后者较理性以史取胜。对此两种不同风格传记的比较分析，对传记文学吸收和灵活运用不同文体的笔法增补其文学性、可读性、创新性大有裨益。

从不同的写作缘起和目的看两部作品的内容侧重和风格特色。这在各自的后记中昭然若揭。王小妮在《我为什么写萧红》中提到《作家》主编宗仁发要编一套“中国女作家传记丛书”特邀她来写一本，感于萧红的写作天分和悲惨际遇及地缘关系决定写萧红传。然而怎样写，在后记中她也给了明确表示“怎么写这本书，很自然地我就想，我决不写一本干巴巴的由史料堆砌的传。我要找到她的心理线索，而不是列举一个人的档案。我要写的是一本小说在大的事件上我依据史料。其余的，我要创造细节、画面和动作。我要让人们看见她，她是正走着的。让人们听见她，她是会出来说话的。”[1]从中我们已了解到这部传记的最大特色―小说化。与其说这是部以萧红主要事迹创造的小说，倒不如说它是萧红的心理传记。打开《人鸟低飞》看过正文前的几张老照片，念过作者的一首小诗和萧红语录摘抄，来到本书目录。目录分三个部分：章节介绍，萧红年表及其它和后记。章节介绍简单明了、清新别致吸引读者。作者把萧红的一生分为六个最主要阶段：童年、逃婚、萧军、流亡、离乱、夭逝，此六个阶段是对探寻萧红心理脉络的精准定位亦是萧红一生的六个关键词。每个阶段单独成章且有一个第一人称口吻叙述的小标题，如传主回忆往事娓娓而谈。目录部分即可看出此传的另一个特色：两种人称叙事，文本用黑体字来加以区分，恰似“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的双重时空体验。作者跟传主两种声音交相辉映，是小说写作与传记写作的完美合作。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体现了女性诗人的细腻感受力和精密的语言表达力。

王版传记语句短小精美别具散文诗韵味。善用比喻、动词和颜色词来描摩摹感觉和心理动态，使之变得可闻可见可触摸。例如开篇首段，“鸡鸭鹅狗们在风里舒展着，乱着羽毛。麦田像最薄最绿的丝锦，嫩亮地抖着。房上的青瓦一片响动。烟囱里的炊烟贴着地皮儿弥漫。”[2]用这四个短句绘制了家院家禽风中理乱羽，麦田长势喜人麦苗随风舞，风掠过瓦片叮咚作响，农人歇家致馔炊烟袅袅四幅乡村动态图。也正是换季节的风吹过东北大平原时的情景。动词和颜色词的运用使静态文本转化为动态画景，令人赞叹。再如黑体字萧红第一人称自述口吻的自问自答，“母亲是什么，母亲是针。祖父是什么祖父是一张会笑的老树叶儿。祖母是什么？祖母是一件黑斗篷。…”[3]这种比喻体现出作者对萧红与家庭成员感情的精确把握。由此可看出，本部小说化传记的构思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细节部分的创造、构图等内容则是从现实出发，以现实为依据的事实想象。这些写诗和写小说的笔法的运用使得此本传记可读性较强，读者较广。曹版传记较为符合正统传记的写作规范。在家国、时代、感情的坐标系中立体定位，历史进程与萧红的人生历程交相呼应，有鲜明的时代感。这从对萧红不同写作阶段的重要作品在特定时代中的充分的解读上亦能看出。

在后记中作者坦言他写此传的目的是因为前部《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印的不多，又少于发行，也就根本起不到广而传播、以正视听的目的，所以我接受了朋友的提议，又写了这本萧红传。”[4]因此，这部传作者的侧重内容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揭开以往萧红研究的盲区、误区，以正视听。本部传记图文并茂以萧红为中心辐射到周边与其相关联的主要人物，包括童年时代的亲人和家里的租客，求学时代的婚恋对象及其家族相关人物。材料相对丰富包括很多珍贵的老照片，真实性和可行性强，对萧红产生过重要影响和有交集的人物的介绍都较为详细，对萧红革命文艺思想的萌发、发展历程的时代背景给予了充分说明。传记中对萧红文学作品的解读不仅补充了创作背景更高度评价了萧红的抗战文艺思想。从生命历程来看，作家对萧红一生尤其是与端木结合后四年的生活、写作、参加革命文艺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复原式呈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同时，这部分也承担着以正视听的任务。作者用事实说话，列举了萧红与端木结合后几次写作高潮的出现，共同参与的政治文学活动的频繁来例证他们的情感相合，否认萧红并非如其他作家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自与端木结合后身体、精神、写作状态越来越差，反而是得到了更多的爱和关怀，借此为端木正名。本部传记语言平实，逻辑严密，注重细节，知识性强。但在某些罗列与萧红相关人物时过多过详有些喧宾夺主，而对萧红的内心关注不够。而且在以正视听时所举史实有读者反应有不实的情况。我们认为，瑕不掩瑜，因其亲属身份可知其材料掌握丰富，但难免有为尊者讳之意。就比如，在端木为萧红治病时来回奔波的表功之语似乎言过其实。因为我们知道一事两面，端木若无过错也不会飞来许多不利之语，而本书对此一字不提。在对端木的妻子病榻忙前忙后的歌功之语亦与当时身临其境的其他学者的回忆相悖，有越描越黑的反效应。

我们认为作者大可不必以正视听，流言止于智者。对一位作家的关注不可侧重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正如萧军在《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中所说“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属性’。”[5]

综上所述，王版传记文学性强，小说化突出，吸引更多的读者在小说接受情境中体味传主的女性意识和心理线索，有很好的引领阅读的作用，一丝遗憾是读者对传主的生平相关资料直接获知甚少。相比而言，曹版行文平实，史实性较强，而文学性比前者稍弱。但都符合传记写作的两种真实性原则，前者达到了传主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真实，后则体现了史实。把正统与正统之外的写作风格融合起来，对传记文学的写作会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2][3]王小妮 《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M]第一版，长春出版社，1995，368，1，3-5

[4]曹革成 《我的婶婶萧红》[M]第一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247

[5]季红真 编选 《萧萧落红》[M]第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