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范文
时间：2024-01-16 17:45:25
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1
儋州是海南省下辖的地级市之一，位于海南省西北部，濒临北部湾，距省会海口市126公里。2015年儋州全市常住人口89.40万人，陆地面积3394平方公里。辖区有16个镇，275个村（居）委会。同时，儋州市也是海南西部的经济、交通、通信和文化中心 。
作为刚刚升为地级市不久的儋州市，近年来却一直被电信诈骗所困扰。
根据儋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8月14日至2016年4月15日，共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59名（含协外194名），公安机关刑拘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165名，打掉地域性电信诈骗职业犯罪团伙32个，端掉电信诈骗犯罪窝点43处，侦破电信诈骗案件197起，缴获赃款188.603万元，冻结赃款200多万元，收缴“客服”手机252部，手机卡114张，银行卡302张，电脑65台，小汽车30辆，自制枪支1支、子弹等。
小洋房林立的南茶村
2016年5月10日下午，《小康》记者从儋州市区驱车前往南丰镇尖岭村委会南茶村。南茶村是儋州市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高发区之一。同行的黄警官介绍，南茶村差不多整个村都在做电信诈骗。
一路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上面用红色字体写着“举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高奖50万元”。
进村路口，《小康》记者遇到由儋州市包点负责人、南丰镇和南茶村干部组成的尖岭村委会反网络诈骗志愿者。志愿者共10人，举着红旗，分成两队，正沿着马路向村民宣传反网络诈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进南茶村的道路旁边，建了许多三四层的小洋房，因为多是近几年新建成的，所以外表还十分光鲜亮丽。这些漂亮的小洋房都有一个特点：大门紧闭。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有一些马上就要建成的小洋房，工程却停滞了有一段时日。
立夏时节刚过不久，南茶村在初夏的阳光里显得十分的安静。一只母猪带着一只猪崽跑出来，在村旁的马路上“散步”。路上见不到几个人，整个村子显得有些空落落。
南茶村村外一片空地上，橡胶树肆意的生长着。以前橡胶价格还没跌下来的时候，南茶村以橡胶为主业，但是，自从橡胶价格一路下跌，许多村民转做其他“发家致富”的事情后，他们已经有几年没去光顾那片橡胶林了。
儋州市民骆先生说，很多年轻人不出门，在家里牵一条网线，买一台电脑就能让金钱源源不断地流进来。于是，“富裕了”的村民开始买豪车，建新房。不少90后穿金戴银，开着新买的车出现在了儋州市的街头巷尾。
黄警官告诉《小康》记者，有一次民警去侦查，发现电信诈骗嫌疑人的某小洋房浴室的浴缸里装满了来不及转移的人民币，且其花园停的都是名车。
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产业链
不少人出行都会选择航空公司，当临近乘机的时候，要十分注意机票退改签短信。许多电信诈骗都以机票退改签为由，让消费者拨打400电话，然后询问受害者是改签还是退票，最后让受害者进行资金操作。
儋州人习惯用“作吃”来形容“诈骗”。当地“作吃”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它包括“”（专门负责打电话诈骗的）、提供信息资料的、提供诈骗各种用具的（包括电脑、银行卡、手机卡等）、洗钱的、联络诈骗者和洗钱者的中间人，以及临时垫资人等等。
据了解，除了诈骗者本身会获利之外，因为骗来的钱不方便去银行取现，诈骗者往往会找到能给他们立即提供现金的“洗钱人”，对方直接付现钱，他们再通过刷POS机的方式将这些钱转入“洗钱人”账户。很多情况下参与“洗钱”的人手中没有现钱，于是在儋州当地滋生出了有闲钱而从事“垫资”的人群，他们把钱按天计算利息借给洗钱者。
“以前曾听周围的人吹嘘如何发短信让受害者打电话过来，只要你主动拨打电话，那离上当受骗就不远了。他们一般会在一些偏远的，监控没那么严的县城实施诈骗，并在ATM机完成分赃。”骆先生告诉《小康》记者，“他们去ATM机取钱也不是本人亲自去，而是给钱让当地的小孩子去完成。很多人是被抓放出来后又重新从事诈骗的。”
多重措施震慑电信网络诈骗
2015年8月14日，儋州市公安局开展了打击整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5年10月9日，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将儋州市列为全国7个重点整治的地区之一。为此，儋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儋州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并于2016年3月22日批准成立了海南省第一个市级反电信诈骗中心。
儋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层也进行了分工：市委书记严朝君亲自主持召开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专题研究会等会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铁刚担任市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联席会议制度总召集人;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易向阳担任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坐镇指挥各个专案的侦办工作。
5月10日，由儋州市、镇两级组成的包点工作人员，正在尖岭村委会紧锣密鼓地做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重点人员的排查工作。数据显示，南茶村调查户数101户，共308人，16-35岁青年有54人。其中，在羁押人员17人，在逃人员2人，刑满获释11人，排查有可疑人员13人。
“做电信诈骗赚钱特别快、特别多，因此村子里的人很容易受诱惑去做这一行。他们都是亲属之间的合作，技术一家传一家。而且，年轻人对网络、电话等技术熟悉，因此很多都是年轻人作案。”南丰镇政府包点干部杨晓龙说。
杨晓龙介绍，排查工作首先从计生部门得到相关的年龄、性别等资料;然后入户调查，到他们的家里和他们详聊，得知文化程度、是否常住在村里和具体的工作等资料。如果看到他的家很豪华，会详细问他的职业是什么，看其经济收入与花费相不相符。如果不相符，就会把这户划分为重点排查对象。
另外，杨晓龙说，他们还会做宣传的工作。拉横幅、刷广告、发放宣传品，告诉群众网络诈骗都是害人害己的，让群众知道实施网络诈骗的严重性，起到震慑的作用。
而来到儋州市反电信诈骗中心时，工作人员还给《小康》记者送上了特别的扑克牌――扑克牌面上印刷的就是在逃电信诈骗嫌疑犯的照片与信息。工作人员说，这些扑克牌会发放给市民，当他们在娱乐同时还能帮助留意到这些在逃人员，为抓捕工作出一份力。
重建：帮助失足青年是关键
走在儋州市的大街小巷，在公交牌上、在路灯上、在路边广告牌上，人们不免都会见到这样的广告――举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高奖励50万元。整个城市都充斥着要打击、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气氛。
土生土长的儋州市民黄先生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猖獗让自己家乡的名誉受损，作为本地人，心里有些不舒服。“希望儋州能好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且让人们对儋州恢复信心，以洗刷儋州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灾区之一的名号。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这是我的心愿。”
如今，儋州市已被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列为全国7个重点整治的地区之一。儋州将来要如何重建诚信体系与氛围，成为了打击违法犯罪后的又一重要工作。
2016年3月22日，儋州市反电信诈骗中心揭牌。在揭牌仪式上，儋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铁刚表示，成立海南省第一家反电信诈骗中心，不仅为儋州市防范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工作开辟了新的道路，还将为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将对今后的社会治理带来深远的影响。
而作为电信网络违法犯罪高发区的尖岭村委南茶村，村支书与村长对如何重建村落诚信与繁荣也有自己的看法。
尖岭村支书孙国养告诉《小康》记者，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的缘故，给村子带来了很多影响。“例如说，有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在逃人员，他们留下了老弱的父母和妻儿在家里，这些家庭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变成不完整的家庭。另外，年轻人是村子发展的希望，但很多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却都是年轻人，这对村子未来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
在孙国养看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同时，也要努力发展村子里的经济，帮助当地人的经济收入更有保障，减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动机。而尖岭村村长符照学则认为，对于年轻人的教导也要加强，让年轻人明白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重性，警惕并震慑他们不要参与。
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2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我不是卡卡”为你整理了这篇市民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情况调查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电信网络诈骗不仅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精神上和财产上的损失，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愈加呈现出手段高科技化、形式多样化、作案隐蔽化的特点，防范打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为了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有针对性地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自我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于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就“南京市民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一、调查结果
1、您的性别：
A、男（43.5%）
B、女（56.5%）
2、您的年龄：
A、18-22岁（8.9%）
B、23-35岁（53.2%）
C、36-59岁（30.6%）
D、60岁及以上（7.3%）
3、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6.5%）
B、中专、初中（14.5%）
C、大专、高中（29.8%）
D、本科及以上（49.2%）
4、您的职业情况：
A、在校大学生（4.0%）
B、企业（33.1%）
C、学校、研究机构（7.3%）
D、政府及事业单位（24.2%）
E、自主创业（14.5%）
F、自由职业（16.9%）
5、您是否了解电信网络诈骗及其手段方式？
A、非常了解（12.9%）
B、比较了解（38.7%）
C、基本了解（33.1%）
D、不太了解（9.7%）
E、不了解（5.6%）
6、您周围是否有电信网络诈骗发生？
A、是（75.8%）
B、否（24.2%）
7、您有没有接到过诈骗电话或短信？
A、有（79.8%）
B、没有（20.2%）
8、您遇到的是何种诈骗类型（多选）：
A、征婚交友诈骗（6.5%）
B、刷单诈骗（34.7%）
C、冒充“公、检、法”诈骗（31.5%）
D、冒充客服诈骗（32.3%）
E、网络贷款诈骗（29.0%）
F、招聘诈骗（30.6%）
G、中奖诈骗（25.0%）
H、其他诈骗类型（16.1%）
I、没有遇到过网络诈骗（20.2%）
9、如果您遇到疑似诈骗的电话会怎么办？
A、故意和对方斡旋（8.9%）
B、不理会，直接挂断（61.3%）
C、将电话加入黑名单或者标记诈骗电话（29.8%）
10、就个人而言，您认为您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如何？
A、非常强（16.1%）
B、比较强（53.2%）
C、一般（19.4%）
D、比较弱（8.9%）
E、非常弱（2.4%）
11、您在何种情况下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多选）：
A、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预定酒店（58.9%）
B、网上购物、订餐（39.5%）
C、办理会员卡（29.8%）
D、注册网站（34.7%）
E、填写街边发放的调查问卷（21.0%）
F、填写报名信息登记表（42.7%）
G、连接公共场所的WIFI（10.5%）
12、填写了个人信息后，您是否有注意个人信息保密工作？
A、有（64.5%）
B、没有（35.5%）
13、您是否学习了解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关知识？
A、是（60.5%）
B、否（39.5%）
14、您认为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多选）：
A、诈骗手段翻新速度快，形式多样，迷惑性强（49.2%）
B、个人信息泄露严重（59.7%）
C、个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较低（39.5%）
D、犯罪成本低，惩戒力度不够（52.4%）
E、电信、银行等部门存在监管漏洞（39.5%）
F、诈骗的手法简单，容易传播及被仿效（33.1%）
G、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宣传力度不够（29.8%）
H、接触互联网的机会越来越多，相应的风险也越来越大（21.0%）
15、在您看来，下列哪些举措有助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多选）：
A、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58.9%）
B、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力量，并加大对其经费的投入（55.6%）
C、建立完善公安机关与电信、金融部门的联防体系（59.7%）
D、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严惩侵犯公民信息犯罪（55.6%）
E、严格落实电话卡实名制，增加诈骗活动的风险和难度（52.4%）
F、加强行业监管，减少行骗空间（39.5%）
G、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防范意识（35.5%）
二、调查分析
本次调查参与人数124人，其中男性54人（43.5%），女性70人（56.5%）。接受教育情况：61人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调查总数的49.2%，其余63人为大专、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调查总数的50.8%。年龄情况：18-22岁11人（8.9%），23-35岁66人（53.2%），36-59岁38人（30.6%），60岁及以上9人（7.3%）。职业情况：在校大学生5人（4.0%），企业41人（33.1%），学校及研究机构9人（7.3%），政府及事业单位30人（24.2%），自主创业18人（14.5%），自由职业21人（16.9%）。
参与调查的124人中，超过半数（84.7%）的人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手段方式有一定的了解，75.8%的人周围有电信网络诈骗发生，79.8%的人接到过诈骗电话或短信，这些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主要是刷单诈骗（34.7%）、冒充客服诈骗（32.3%）、冒充“公、检、法”诈骗（31.5%）、招聘诈骗（30.6%）、网络贷款诈骗（29.0%）等方面。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电话，61.3%的人会不理会，直接挂断，29.8%的人会将电话加入黑名单或者标记诈骗电话。
就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而言，16.1%的人认为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非常强，53.2%的人认为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比较强，19.4%的人认为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一般。调查显示，参与调查者主要在以下五种情况下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包括：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预定酒店（58.9%）；填写报名信息登记表（42.7%）；网上购物、订餐（39.5%）；注册网站（34.7%）；办理会员卡（29.8%）等。在填写了个人信息后，64.5%的人会注意个人信息保密工作。
从调查结果来看，60.5%的人学习了解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关知识。在参与调查者看来，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个人信息泄露严重（59.7%）；犯罪成本低，惩戒力度不够（52.4%）；诈骗手段翻新速度快，形式多样，迷惑性强（49.2%）；个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较低（39.5%）；电信、银行等部门存在监管漏洞（39.5%）等。对于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建立完善公安机关与电信、金融部门的联防体系（59.7%）；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58.9%）；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力量，并加大对其经费的投入（55.6%）；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严惩侵犯公民信息犯罪（55.6%）；严格落实电话卡实名制，增加诈骗活动的风险和难度（52.4%）等。
三、建议与意见：
关于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参与调查者主要提出了以下建议与意见：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进一步规范完善电信网络诈骗的执法程序、执法流程、执法行为，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同时加大法律法规对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电信网络诈骗的违法成本，从而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
第二，建立完善公安机关与电信、金融部门的联防体系。公安、电信、银行等应建立完善部门及企业联防联治的管理平台，通过数据共享和联动机制，及时发现潜在的犯罪苗头，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帮助受害人紧急止损。
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3
关键词：操作风险贝叶斯网络内部欺诈外部欺诈
目前，尽管我国商业银行由操作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定义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引发的损失事件数量较大，但很少有定量分析的数据的积累，给操作风险的量化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操作风险管理在度量、识别和控制等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体系，难于建模与度量。本文尝试应用贝叶斯网络方法，利用Hugin Lite7.8软件建立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状况定量分析。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外对操作风险管理还处于发展阶段，但通过量化方式研究与管理已成为发展的方面。为解决数据问题，一些大型国际银行组织开始建立自己的损失数据库，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官方性质或商业性质的数据库，如英国开始了一个由BBA推动建立的机密的中央数据库GOLD，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已经完成了第二次损失数据收集活动。此外，还出现了其它如OpVar、ORX等商业性的损失事件数据库。
国内对于操作风险的模型化研究尚不成熟，研究主要仍停留在理论介绍、经验判断层面，对操作风险量化模型的研究仍停留在方法讨论和理论假设上（如刘家鹏，2007），具体的模型构建及数据分析基本处于空白阶段。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数据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大重视操作风险损失历史数据的积累，再加上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银行具有隐藏风险事件的动机，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历史数据较难收集（万杰，2005）；还有学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外部数据的内生偏差（高丽君，2011）。在国内，有学者在研究中呼吁筹建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并且尝试在各种媒体中收集操作风险的损失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樊欣、杨晓光，2003）；有学者分析了贝叶斯网络和网络分析法应用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基本思路及其建模步骤等（扈倩倩，2010）；有学者以我国银行的一个典型业务――远期结售汇为例，研究了实践中建立和运用贝叶斯网络来估计操作风险发生频率的具体方法（刘睿、巴曙松、刘家鹏，2011）。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和工作，本文依据北大法意数据库中的中国司法案例数据库2.0版中1990―2015年间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按照操作风险分类，从3568个与银行相关的案例中筛选出了310个与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相关的案例进行分析。尽管数据不够全面，但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数据的客观性和追溯性上有所改进。从公开性和可获取性角度来看，这些数据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商业操作风险的大致轮廓。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状况做初步定量分析，以期能认识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各种属性。
二、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操作风险模型
（一）贝叶斯网络概述
贝叶斯网络（Bayesian Belief Network）为一个图形模型，用一组条件概率函数以及有向无环图对不确定性的因果推理关系建模，主要用于概率推理及决策，用它能有效的对风险进行建模并能清楚的表达风险之间的关系。其实，贝叶斯网络可以看做是Markov链的非线性扩展。这条特性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贝叶斯网络可以方便计算联合概率分布。多变量非独立联合条件概率分布有如下求取公式：
（二）应用贝叶斯网络模型构建操作风险管理模型
运用贝叶斯网络管理操作风险，首先要识别导致风险发生的风险源，确定网络的节点和相应的因果关系，建立业务模型，并依据根据业务模型建立贝叶斯网络结构。然后利用已有的数据或模拟数据来训练模型，得到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条件概率分布。最后，根据风险控制、度量和管理的需要，进行情景分析，风险评估以及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等。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分类，确定能反映风险程度的关键风险指标（key risk indicators）和引起风险的因素一般称作关键风险动因（key risk drivers），按照发生的频率和损失大小进行分类，从而通过控制关键风险动因来控制操作风险。见表1：
交易流程错误贝叶斯网络可以对关键风险指标设定预警水平，一旦风险超过这个水平，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风险实施控制。由于所有节点都是随机变量，当把某个关键风险指标作为目标节点时，在给定情境下，运用贝叶斯网络可以估计出关键风险指标的概率分布，并计算出方差、标准差和上限百分比等。例如，可以设定一个可接受的标准差数值，如果估算出的标准差超过这个数值，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控制措施的选择上，可以通过情景分析，对各风险关键动因进行评估比较。
对数据的分析发现，310个操作风险事件本文搜集了310个案例，由于大部分操作风险事件的影响因素都不是单一的，与以前的研究（樊欣，2003；张新杨，2004）相比，本了改进，对各操作风险事件重点统计主要的两种影响因素，y计结果显示共有99个操作风险事件是由至少两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按事件类型划分的操作风险案例总数为409个。共涉及5种类型操作风险，其中有99个事件涉及两种类型操作风险，包括内部欺诈因素与外部欺诈因素的结合，外部欺诈因素与系统出错因素结合，外部欺诈因素与执行、交割及流程管理因素结合3种类型。从操作风险的来源看，内部欺诈、产品风险、交易管理可看作由内部因素引起的，外部欺诈、系统出错可看作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从操作风险发生的类型来看，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导致的操作风险所占的比重最大。无论从事件发生的数量，还是从所涉及的金额来看，内部欺诈都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外部欺诈，交易管理居第三。从已经收集到的案例显示，141件内部欺诈案例中有48件明显地结合了外部欺诈因素，内外勾结事件数量占全部事件的34%。操作风险损失案例中，一旦发生内外勾结，往往损失数额比较大，上述34%的案例所涉及的金额却占到85.9%。结合上述数据分析将操作风险损失分为3大类，即由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因素作用形成的内部损失，产品风险、交易管理、系统出错形成的其他损失，外部欺诈、交易管理、系统出错形成的外部损失，3类损失最终汇总为操作风险损失。5种类型操作风险分为发生和未发生两种状态，各种类型损失分为小于100万元（0
（三）模型实证和结果分析
对数据进行运算，结果如表2：
（四）情景分析
对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情景分析，通过设定一个阀值并改变各个因素的参数（即人为设定各个事件的发生状态，分析其对其它事件的影响进而找到诱因排序，从而采取相应手段排序中最重要的诱因来有效控制风险）。例如，理想状态是操作风险导致的损失最小化，即小于100万元，可以把操作风险损失（operational risk loss）小于100万元的概率设定为100%，其他两种状态的概率为0；同样也可以通过把大于1000万元的概率设定为100%来分析这些情景状态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运行结果结果如表3：
如果把操作风险损失控制在100万以下，则要求内部欺诈发生的概率由34.55%下降至33.88%，外部欺诈的概率由37.39%降至34.22%。如果大于1000万元的操作风险发生，内部欺诈发生的概率增至39.97%，外部风险发生的概率增至43.37%，这也进一步说明大额操作风险损失多是由银行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共同实施的，即防范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重点在于建立有效内部控制制度、防范内外勾结。此外，比较发生小于100万元损失时交易管理风险发生概率和发生大于1000万元损失时交易管理风险发生的概率由52.04%变到19.5%，可以看出由交易管理风险造成的损失与内外欺诈造成的损失相比较小，但其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交易管理风险也是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重点。
三、应用贝叶斯网络模型构建防范员工实施内部欺诈模型
（一）构建防范员工实施内部欺诈的贝叶斯网络模型
从上述涉及的关键风险点来看，内外部欺诈占主要部分，内部欺诈风险中人员因素居多。而内部员工在欺诈活动中有一定的优势，因其了解信息并熟识相关业务知识，知道如何规避系统监测。因此，内外勾结能造成更大的损失。然而，一些新的欺诈行为包括商业贿赂和收取回扣，更加复杂和隐蔽并难以发现和查处。与常见的欺诈不同，商业贿赂通常代价很大，涉及雇员和第三方之间的勾结，通常涉及接受回扣或蚪穑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回报。其最大隐患在于违规贷款给存在极大信用风险的客户。这种类型的欺诈，尤其难以发现，因为回扣是从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洗钱而间接支付给商业银行员工，不在账簿中体现。行贿者以支付咨询费名义将本应由银行收取的利差转而支付给管理咨询公司，然后再通过种种方式洗钱并支付到银行客户经理家属的账户，最后用于购房、消费等大额支出。这种洗钱行为往往不易被察觉，除非其他员工或第三方（如公安、检察等外部反腐败调查介入等）对此进行曝光。正因如此，预防措施对控制内外部欺诈风险至关重要。其基本模式如图2：图2内外部欺诈基本模式欺诈三要素，即：动机（压力/诱因）；机会；借口（道德取向），三因素之间两两相互作用，形成舞弊三角形。动机是由于员工自身经济压力、生活方式改变或者感觉不公平，机会是员工的职位可以接触资源，借口是员工给自己寻找合理的借口（实质上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价值判断）。当动机、机会和借口三个重要因素同时出现时，进行欺诈的倾向就会出现，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因素，都不会使一个人进行欺诈。针对上述三要素，可以分别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建立合理的制度以防范员工实施内部欺诈。基于以上分析，构建防范员工实施内部欺诈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如图3：
动机、机会和借口都是导致最终损失的直接原因，而且动机和借口都属于内在因素，无法进行直接监管；而机会则是可以通过监管（案件或者异常行为排查）加以防范，进而通过对内部举报及时进行核查和反馈，进而进行相应措施调整，就像排雷一样事先把引信拆掉，尽可能降低操作风险发生的概率。虽然排查不能完全阻止风险发生，但通过排查能及时发现风险，提前堵漏补缺。此外，动机和借口可以通过内部举报，由商业银行采取恰当而合适的反应（比如谈话或者心理干预等方式），将可能导致员工实施内部欺诈的内在因素及时化解。
（二）贝叶斯网络模型运算分析
本文采用对某商业银行分支机构1999年―2015年134起案件（包括及时进行内部处理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的分析，并将各因素细化分解，模拟运算结果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对于举报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于防范内外部欺诈至关重要。计算结果表明：导致最终损失的三个直接原因―动机/诱因、机会和合理化的借口，其中动机/诱因的决定因素中依此排名分别为经济压力、生活方式改变和感觉不公（34.79%、17.72%和47.50%），其中感觉不公相较其它更容易导致损失；借口中自我合理化程度越高，也越容易造成损失（72.97%）；机会的决定因素中依此排名分别为员工职位、资源支配和受监管程度（59.49%、24.27%和16.24%），则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监管加以防范，其决定因素中依此排名分别为加强管理、岗位改进和强制换岗（54.88%、28.45%和16.68%），进而通过核查及对于举报的反馈进行及时调整，最终避免损失。然而，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举报是否反馈对于损失的形成至关重要，尤其是经过内部审计或者专项审计后只有17.87%形成结论报告，而45.75%未有结论，甚至于36.39%由于不能公正处理或者说被举报人员反过来打击报复举报人员。最终，如果不能采取恰当而合适的作为（比如戒勉谈话或者心理干预等方式），而其发生的概率高达73.80%，将可能导致员工实施内部欺诈的内在因素不能够及时发现、核查、监管并进行化解，最终形成损失。
（三）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于内部欺诈与采取恰当而合适的反应措施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5：
即：无论内部欺诈是否严重，明明知道员工已经实施内部欺诈而不采取恰当而合适的反应去制止其不当行为（不作为）要比有所作为都将加大内部欺诈发生概率；反之，则可以减小内部欺诈发生概率。严重后果极端情况下，完全不采取恰当而合适的反应将造成监管完全失效，导致无法通过反馈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将最终造成损失的严重后果。这是因为如果举报者认为内部举报机制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举报的问题，那么没有人会愿意在这上面浪费精力。举报者积极性受打击，甚至被打击报复的后果就是或者不再内部举报，或者寻求外部渠道解决问题。换言之，绝大多数欺诈或是违法行为，都是靠内部员工的举报而被发现的。内部举报机制的真正作用在于当员工还愿意反映其所发现的问题时，意味着问题还有机会在商业银行内部得到解决。如果内部举报机制无法让举报者信任，结果将使相关信息泄露给其他渠道，包括媒体和监管机构，届时问题就有可能发展成商业银行无法控制的局面。
通过模拟运算，还可以发现如果完全不采取恰当而合适的反应措施，将造成几乎相当于原来四倍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防范内部欺诈操作风险的关键点在于通过加强核查并对举报及时、有效反馈及予以调整，才能降低损失。
四、加强操作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主要来源于商业欺诈风险（内部欺诈与外部欺诈两方面结合）。因此，商业银行必须从加强内控建设、提高员工防范意识、职业素养以及加强内部审计等方面入手，还可以采取购买商业犯罪保险等措施对于操作风险实施有效管理。
一是加强有效信息交流来防范内外部欺诈。目前，我国既没有收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公共数据库，也没有相关组织机构推动损失数据的交换。因而，建议由人民银行、银监会或银行业协会，负责收集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并建立数据库，推动实现商业银行间及行业内的信息交流、损失数据交流和互换。欺诈行为实施者可能针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同时或连续进行欺诈活动。因此，应该共享彼此关于欺诈的信息，并借助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及时沟通信息来实现。其次，欺诈者也可能针对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诈骗。因此，建议除了具体的欺诈信息交流，还应分享关于欺诈风险、趋势、制度方面、预防和识别等方面的认识和经验。
二是商I银行应建立预防制度、流程和控制机制。包括：分割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的职能部门；采用双人监控原则；在资金管理、其他资产及交易和信息系统中，配备使用高效的程序屏障；现金流和资金管理要安排复核监督；建立明晰的报告路线和沟通程序；建立管理层和员工进行内部举报的投诉程序；制定一套公开透明并且具有延续性的反欺诈政策或制度，包括向相关执法机关报告的制度；建立明确的内部欺诈案件问责制度，以警示其他潜在的犯罪者。
三是商业银行应强化欺诈风险管理。内容包括：构建一系列措施和流程，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对欺诈案例作出迅速、正确的反应；应定期对反欺诈制度、流程和控制机制进行梳理，并考虑到欺诈的动态特征；当遇到欺诈案件时，应该将其作为“警示教育”的案例，对制度、流程和控制机制进行调整，从而减少再次发生的类似欺诈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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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4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犯罪；手段；特点；防范措施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指使用伪造的、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近年来，不少犯罪嫌疑人利用手机短信、互联网、自助银行、ATM等多种工具和手段对银行个人客户的信用卡内资金实施诈骗的案件呈不断递增趋势，严重侵害了银行客户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1.常见的几种类型
（1）发送手机短信骗取卡内信息。利用手机短信发送虚假的消费提示或中奖提示，诱骗客户拨打假冒的银行客服电话、银联信息卡管理中心、公安部门等部门的咨询电话，套取客户的银行卡、密码等信息进行诈骗。
（2）在ATM机上贴虚假告示。在ATM机上以银行名义张贴虚假提示，谎称“银行的业务系统正在升级”，诱骗客户按操作程序，将账户内资金转入指定活期账号。
（3）利用电话截取银行卡密码。通过电话连接各银行的电话，截取客户的银行卡、密码、身份证等信息，从而盗取客户账户内的资金。
（4）利用假网站实施犯罪。不法分子先行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虚假银行网站，诱使客户提供账号和密码，或诱使客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计算机病毒，使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被窃。
（5）通过互联网上交易骗取信用卡信息。通过互联网网上交易，提示要将交易款存入客户的个人借记卡中，同时向客户提供咨询电话，告知客户通过该电话查询交易款是否入账，由此套取客户的银行卡、密码、身份证等信息进行诈骗。
（6）克隆银行卡窃取资金。通过拾取被丢弃的取款凭条等手段窃取客户银行卡号及密码，克隆银行卡窃取客户资金。
（7）以做生意为幌子趁机调换银行卡。以做生意为幌子，要求客户在某银行开立账户银行卡，同时在该银行开立同名同姓账户银行卡，伺机与对方调换银行卡，等对方向银行卡内打入资金后，取走对方资金。
（8）信用卡恶意透支。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短期内持信用卡在不同的特约商户、网点频繁使用、取现，积少成多，最后形成大量透支，而后携款潜逃，使发卡银行无法追回透支款。另一种是持卡人使用假身份证明申办信用卡后，进行恶意透支。
2.信用卡犯罪的主要特点
（1）信用卡犯罪一般都有预谋过程。在使用伪造或作废的信用卡犯罪前，犯罪嫌疑人首先要得到需要的信用卡，然后需要伪造有关的身份证件，挑选作案的特约商户、作案时间等。在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前，犯罪嫌疑人也需要伪造身份证，以备商户或银行的检查，为达到降低伪造身份证件被识破的可能性，还需精心选择犯罪的时机、地点等。
（2）突击性、连续性、流窜性较强。使用信用卡消费有授权限额控制，超越限额消费需经发卡银行审核授权。因此犯罪嫌疑人总是采用逃避授权的手法在限额幅度内作案，每次有限额度的取现或购物累加起来就是一笔巨额财富。于是犯罪嫌疑人依靠现代交通工具，在短时间内不同的地区连续突击性犯罪，往往在不同商户或同一商户的不同时期内几十次、上百次作案。
（3）涉案金额大，危害性严重。犯罪嫌疑人一旦有机会实施信用卡犯罪，在未被发现之前一般都是疯狂作案，虽然每笔金额不高，但总起来看，数额都特别大。
（4）实施犯罪的专业性较强。信用卡犯罪的主体多为金融机构、特约商户等有较多机会接触信用卡的单位的工作人员。该犯罪虽不是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犯罪，但犯罪者必须了解信用卡的业务活动，且有的环节对专门知识要求很高，没有一定专业基础很难实施犯罪。
（5）往往与其他犯罪交织在一起。这个特点在骗取信用卡的时候最为明显，犯罪嫌疑人为骗取发卡银行的信用卡，往往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假公文、印章，特别是在团伙作案中，情节严重，会同时触犯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伪造、变造和买卖国家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等。在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这也体现出信用卡犯罪的复杂性。
3.防范信用卡犯罪的措施
针对信用卡犯罪的各种犯罪手段和主要特点，公安刑侦、经侦等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建议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1）加强分析研判，加大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一是要加强信用卡及其犯罪特点的研究，分析和研究信用卡诈骗的特点及主要作案手段，掌握发现和打击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二是日常工作中要注意收集、发现信用卡犯罪线索，及时查证。一旦符合立案条件，坚决予以立案打击。三是运用多种侦查手段揭露和打击犯罪。要经常走访金融机构，广泛发动群众，定期开展打击涉及信用卡诈骗的专项行动，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发现、追捕犯罪嫌犯人，从重打击涉及信用卡诈骗犯罪。
（2）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持卡人的安全防范意识。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通过预警提示、典型案例教育等方式向公众宣传介绍信用卡法律知识。建议金融单位对已办或正在办理信用卡的用户，要发放信用卡安全防范提示卡，以提高持卡人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地制止涉及信用卡诈骗的发生。
（3）加强巡逻防控，夯实公安机关的基础防范工作。要立足基础业务建设，大力开展阵地控制、物建秘密力量，秘密收集犯罪情报信息，及时发现犯罪线索，获取各种犯罪证据。同时，加强案件多发易发的重点部位、各金融网点附近区域的巡控力度，对犯罪嫌疑人经常涉足的复杂场所重点管控，力争抓获现行，遏制此类犯罪活动的多发势头。
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5
2002年7月9日，近日来厄运不断的华尔街迎来了一位特殊人物――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持续了半个小时的演讲之中，布什在华尔街数百位工商界领导人面前，严厉谴责了一些公司管理层的欺诈行为，并表示美国政府将对这些行为绝不宽容。
作为美国第一位拥有MBA学位的总统，布什在讲话中提出十点建议来改善目前的资本市场上信心低落的状况。包括要求美国判决委员会延长犯欺诈罪的公司领导人的刑期；在司法部组建专门机构来调查并检控公司的刑事犯罪；强化法律，给诸如销毁文件之类的妨碍司法的行为定罪等等。
布什为投资者打气的举动，意味着美国的行政系统开始正视国内资本市场的严峻形势。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在2001年10月安然事件爆发后很长时间内，布什政府一直致力于将此事当做一个个案处理。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及其高级管理层陷入财务丑闻，甚至副总统切尼也因为担任哈里伯顿公司CEO时对该公司的会计操作受到了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即美国证监会）的调查，作为总统的布什也不得不加入到资本市场的打假阵营中来。投资者信心的丧失不仅可能使美国经济陷于更长时间的衰退，更可能危及今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的获胜――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当时在位的老布什就是因为美国经济表现不佳败给了的克林顿。
在布什讲话后不久的7月12日，由司法部副部长拉里・汤普森领导的公司欺诈问题特别工作小组宣告成立。
然而市场对布什讲话的反应却相当冷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天下跌178.81点，即1.9％。华尔街专业人士虽然欢迎布什总统对公司不法行为提出的强硬措施，但在他们看来，仅仅言辞激烈还不足以缓和投资者的怀疑，政府必须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
政治家永远比市场更会借势。人控制的参议院迅速利用了布什讲话的精神，“草船借箭”般地通过了一项一直难以推进的修正案：7月10日，就在布什讲话一天后，参议院以“97∶0”一边倒的票数，通过了由参议员莱阿（Leahy）提出的针对公司欺诈行为的修正案。7月15日，参议院同样以97：0的绝对优势通过了由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提出的会计改革法案。
在此之前，美国众议院已于4月通过了一项温和的会计改革法案。参众两院将尽快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处理两个法案中的差异，并将最后的法律文本提交布什总统签署。而布什也于15日要求国会在8月前制定出最终法案。“安然事件”后美国第一部针对性的法律就即将诞生。
共和党人的温和路线
2001年10月安然事件爆发后，高峰时甚至有七八个不同机构对其进行调查。安然的审计机构安达信也因为安然倒闭而遭到调查。许多客户离开安达信而奔向其他“四大”的怀抱。安达信的国外分支机构和员工也纷纷合并进入“四大”。但是布什政府，以及许多市场参与者，并不认为整个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在某些环节出了问题，也没有认识到这只是科技网络股泡沫期间积累的许多问题爆发的开始。
当然，对于安达信的审计失败，国会的不同委员会也提出了许多立法议案来加强对会计师行业的监管。普遍的要求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会计监督机构，取代原来的监管机构公共监督委员会（POB），以改变当时会计行业过分依赖自律监管的局面。SEC的主席皮特也于2002年1月17日提出了建立新的行业监管机构的建议。这就导致了公共监督委员会2002年1月决定自动解散――POB的资金来源于它所监督的会计师事务所，且缺乏传唤权力和实施惩罚的能力。
其他的改革建议很少涉及制定新的法规。SEC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采取更多措施来加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今年3月，白宫发表了所谓的“10点建议”，主要是要求上市公司进行更加及时的信息披露、对股东更负责任、董事会对审计师加强监督等。该计划几乎完全依靠SEC更严格地执行现行法规。
由调查转向立法改革首先从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开始。当时的情况是，和大企业联系密切的共和党人希望进行温和的改革，这也包括身为共和党人的布什总统；代表中小企业和一般民众利益的要求进行更加激烈的改革――人目前控制了参议院。
4月中旬，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以49∶12通过了由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奥克斯利提出的会计改革法案。根据该法案，将建立一个民间的会计监督委员会。SEC在建立新的委员会方面有很大决定权。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至少三人为独立的非会计业内人员。SEC有权雇用和解雇该委员会的成员。
该法案赋予会计监督委员会限制审计企业向其审计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权力，但是把更多的细节留给了SEC决定。在处罚方面，法案赋予委员会进行调查、采取惩罚性的行动，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禁止个人和企业从事审计业务的权力。不过SEC有权委员会的处罚决定，委员会可以要求SEC发出传唤令，以强迫审计公司和审计人员的合作。委员会的资金来自审计公司和公开上市公司，具体数额根据SEC制定的公式确定。
这一法案立刻遭到了人的抨击。议员拉法斯认为，该法案没有保证审计业务的独立性，也没有保证新成立的会计监督委员会免受会计行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该法案给予会计监督委员会太多的限制，使其将成为一只“纸老虎”。他认为，应该给予委员会更多的法定权力，而不是由SEC来决定。
然而议员力图“硬化”该法案的努力遭到了挫折。4月24日，众议院以334对90的压倒优势通过了这项温和改革法案。如果该法案能够在控制的参议院通过，并由布什总统签署，将会变成法律；但如果参议院无法通过一项更加严厉的法案，而又不愿意通过众议院的温和法案的话，那么将导致没有任何法案获得通过，这也将促使众议院部分议员转而支持该法院。
美国证监会“突进”
在“奥克斯利法案”之后，尽管不断有公司的会计丑闻曝光，但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一直未能推出一项更加严厉的法案。白宫仍然认为大举改革弊大于利，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反对更加严厉的改革，大公司和会计行业的代表发起了一个精心策划的游说活动，以阻挠将审计和咨询分离，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会计监督部门的努力。
与此同时，美国证监会正受到更多的指责。部分投资者和议员认为SEC在安然事件后没有迅速采取措施改革会计行业。而SEC主席皮特有着作为“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律师的履历，以及担任在SEC主席后曾经会见过正在接受SEC调查的从前客户的经历，这些都使得SEC必须向外界证明：自己并不是会计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而是广大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维护者。
6月13日，皮特声称，SEC将不再等待国会在会计改革方面的行动。SEC将于18日就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进行投票。如果国会通过了会计改革法案，SEC将放弃自己的方案。如果国会没有通过相关立法，SEC的这一举动将使会计行业新的监管机构能够在这个会计年度结束前到位并发挥作用。此前的6月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都向SEC提交了关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方案(参见本刊6月20日封面报道《挽救华尔街》)。
6月19日，皮特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SEC的方案。SEC的改革方案包括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公共会计责任委员会（Public Accountability Board，PAB)。SEC将监督PAB的所有活动。为保证委员会的独立性，非会计师成员将占PAB成员的大部分。来自会计师行业的成员在PAB决定实施惩罚行为时不享有投票权。PAB的资金来自会计师事务所和公众公司。PAB负责确保高的道德标准、审计标准和质量控制标准，并对审计程序和实践进行质量控制评估。PAB有权实施罚款、谴责、限制活动以及取消审计资格等惩罚措施。
与众议院的法案相比，SEC方案中的公共会计责任委员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需要注意的是，众议院通过的是立法议案，而SEC的方案是行政规章。
严厉的萨班斯法案
如果说前两个方案主要局限于会计行业的监督体系，由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提出的方案以及相关的补充修正案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除了更加严厉的会计业监督法案，还包括针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欺诈罪以及其他白领犯罪的公司欺诈罪修正案。
5月，萨班斯的方案开始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中的议员手中传阅，以尽快建立共识，争取在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30日）前获得通过。该法案不仅对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作出严格限制，而且赋予新的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它还要求公司董事会在监督审计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萨班斯很快发现银行委员会内部的不同意见很多，在自己的提案后已经有超过120件修正案。因此，必须花更多时间来协调这些不同意见，以争取委员会内两党的一致支持，这将为法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奠定基础。一些共和党议员要求在监督委员会中至少有两名会计师，会计专业人员能够参与审计准则的制定。萨班斯接受了这些要求。此外，SEC方案的出台也推动了更多的议员支持该法案。
6月18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以17票对4票通过了萨班斯的会计监督法案。尽管经过了修改，该法案仍然比其他两个法案严格。
此前的6月10日，参议院的人迅速地一边倒地通过了萨氏的公司欺诈罪修正案，这应当拜赐6月24日出现的世界通信公司的财务丑闻，以及7月9日布什的讲话。因为此前布什一直主张通过严格执行现有法律，而不是通过更多法律来解决问题。
按萨班斯法案提议，将建立一项针对欺诈股东的行为的重罪。在欺诈罪的情况下，将诉讼有效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或者在从发现欺诈行为起两年内有效；反销毁（证据）条款建立了一项针对销毁证据以阻碍司法调查的重罪。法律还将要求主要的审计文件要保留五年，并设立了一项刑期长达五年的内部销毁文件罪。
“安然事件”后美国第一次针对性的修法就要完成了：参议院于7月15日通过了萨班斯提出的会计监督法案。关于公司欺诈罪的修正案将与萨班斯的会计监督法案一起提交参众两院组成的联合小组。众议院正在考虑是否也通过一项类似的公司欺诈法案，还是在联合小组会上支持参议院的方案。而且，由于众议院通过的会计改革法案是在近三个月前通过的，没有能够反映这一段时期内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变化，因此，参议院的法案成为最后文件的蓝本的可能性很大。
尽管布什对于萨班斯的会计改革法案有所保留，但7月12日，布什已经表示，白宫将认可任何国会提交的关于公司欺诈的法案。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参议院即将通过的法案将成为最后的法律。
布什“7・9建议”要点
在发挥法律力量来揭露和方面
组建由司法部副部长汤普森领导的公司欺诈问题特别工作小组，负责调查公司财务中的会计欺诈和其它犯罪活动
加强立法，对公司欺诈行为进行更严厉的刑事惩罚
要求国会允许SEC调查官员暂时冻结那些支付给公司高级官员的不正常款项
加强法律，防止为了隐若罪行而销毁公司文件
在加强财务透明度、促进公司财务走出阴影方面
要求国会今年给SEC增加拨款1亿美元，以加强执法所需的人力和技术
要求没收公司官员因为错误的财务报告而获得的收益
要求SEC作出规定：那些被指控滥用权力的人永远不得担任公众公司的高级官员和董事
要求首席执行官个人保证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要求SEC采取措施确保审计师独立性，不存在利益冲突
在保护投资者和职工利益方面
减少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
公司的养老金计划应该公平对待每个人，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职员
在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监管方面
要求在公司年度报告中显著的地方标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收入及其构成
要求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停止向公司的高级官员发放贷款
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
要求主要的交易所制定改善公司行为和透明度的指引：
董事会中的多数为独立董事
审计、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的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
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6
关于防诈骗宣传活动总结范文2022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防骗识骗能力意识，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三山分局峨桥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总结出“四到位工作法”，打出一套防电诈宣传“组合拳”，切实提高群众的预防意识，及时降低财产损失，有效遏制电诈案件高发势头。
1、提前部署，筹谋到位。
峨桥派出所成立反诈宣传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所领导定期组织召开反电诈工作推进会，通报发案形势及宣传工作开展情况，根据发案特点及规律，汇集众智，调整思路，靶向发力，提升实效，同时结合学校新学期开学等重要时间节点，提前部署谋划专项宣传活动，综合室加强与各社区民警沟通，全面统计所需的宣传资料数量、尺寸等内容，积极与广告公司对接，选择适宜的电诈宣传内容，迅速制作出大批量的宣传单页、横幅、展板等材料，将防电诈宣传工作筹划准备到位。
2、线上线下，覆盖到位
线上依托警企、警民微信群，持续推送反电诈知识，教育引导群众提高自我安全防范能力意识，发动群众积极转发分享，扩大宣传覆盖面；线下组织警力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资料、解答疑问等形式，开展动态宣传，并在小区、企业、学校、街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充分运用企业单位的LED屏，滚动播放反电诈宣传标语，达到立体覆盖、润物无声、内化于心的效果。共计张贴宣传海报1500余张，设置宣传展板20余块，悬挂宣传横幅14条，投放LED电子屏50余块。
3、精准辐射，教育到位
一是积极与辖区银行建立联动防范机制，利用银行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宣传电信诈骗防范预警信息，并加强对银行保安、大堂经理、柜员的防范诈骗知识培训，及时通报近期电信诈骗发案规律，及时有效地制止群众被骗；二是新学期伊始深入校园开展法制宣传讲座，民警通过真实案例给学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课，同时向现场教师和学生讲解了常见的网络诈骗套路。三是针对企业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预防电信诈骗知识专项宣传。截止目前，共走访宣传辖区银行、学校、企业单位160余家，共发放宣传单3千余张，开展宣传讲座3次，受教群众300余人次。
4、扩宽渠道，宣传到位
依托户籍窗口接待群众量大的条件，将业务办理与防范宣传有机结合，积极向前来办事的群众讲解宣传电信诈骗相关知识，动员办事群众安装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提升群众对电信诈骗的自防意识和能力。同时通过在护航群众接种新冠疫苗时开展反电诈宣传、结合入户走访时开展精准宣传等形式，向广大群众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使其认识到电信诈骗的危害性，主动提升防范意识。8月以来，共计入户走访500余户，宣传群众2000余人次，发放宣传单2千余张，解答群众疑问300余条，形成全面铺开、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峨桥派出所将进一步加大防电诈宣传力度，持续推进反电诈工作向纵深发展，不断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提升居民安全感和满意度。
关于防诈骗宣传活动总结范文2022 为有效遏制电信新型诈骗违法犯罪案件高发势头，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最大限度的减少群众经济损失，按照市局、县局相关工作要求，7月17日、18日，我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以“赶集日”为契机，扎实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宣传中，民警在街道醒目处设立宣传点的.同时，还积极深入辖区街道、小区等人员密集型场所，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讲解等方式提醒群众不轻信陌生电话和信息，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证信息、存款、银行账号等情况，不轻易点击可疑链接和告知陌生人验证码，如遇到可疑情况时，及时与亲属、朋友等沟通或拨打报警电话，谨防上当受骗。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册900余份，受教育群众15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电信新型诈骗的防范意识和警惕性。
关于防诈骗宣传活动总结范文2022 为扎实做好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工作，加强医疗保障基金安全合理使用和风险防控，保障医疗保险基金安全，打击各类骗保行为，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按照《x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认真作好“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有关工作的通知》和《x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全市医疗保障打击欺诈骗保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我镇辖区内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聚焦医疗保障领域的违法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以向群众解读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加强医疗保障反欺诈工作力度，形成高压态势，达到宣传法规、强化管理、净化环境、震慑犯罪的目的。同时，增强医患双方遵守医疗保障管理规定的自觉性，进一步完善医保治理体系，构建多部门联动机制，实现源头防范，保障医保基金安全。
一是利用镇村干部会议、村组会议等形式增强宣传力度，严厉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
二是粘贴宣传海报。镇、村工作人员分别在宣传栏及其他醒目地点粘贴宣传海报，公示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金举报投诉电话，并向就医参保者解读相关医保政策，加深对相关政策了解，提高警惕意识。
三是流动发放宣传单。利用赶集日，向群众发放宣传单，呼吁广大参保人树立医保法律意识，了解相关常识，自觉自律，共同监督。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治病钱、救命钱、健康钱，关系着每一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防范和打击医疗保障领域欺诈骗保行为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我镇将持续高强度防范和打击力度，加强宣传，形成舆论攻势，努力营造“不敢骗、不能骗”的社会氛围。
关于防诈骗宣传活动总结范文2022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坚决打击欺诈骗保行为，按照《x市医疗保障局有关开展全市医疗保障打击欺诈骗保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xxxx年x月，x街道结合自身实际，在辖区组织开展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动。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工作领导
打击骗保是当前医疗保障部门的重要政治任务，有效地宣传发动是避免社会和公众对于欺诈骗保危害认识不足的重要举措，适宜的宣传能够最大限度争取社会共识，团结群众，形成打击骗保的高压态势。街道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宣传方案，确保宣传形式易接受，宣传范围覆盖宽，宣传效果有声势。
二、丰富宣传方式，认真组织开展
活动月期间，x街道以各村（社区）卫生室、街道定点医药机构、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等主要场所建立宣传阵地，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大厅、住院窗口和医保经办窗口等人员密集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页，在有播放条件的医疗机构和街道政务中心循环播放宣传片，宣传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投诉渠道及举报奖励办法、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典型案例查处情况等内容。同时利用广播、微信、公开栏等多种渠道，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群众咨询，提高广大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三、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宣传效果
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7
合同诈骗发生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签订”的概念与《合同法》书面形式的规定产生了错位,因此,有必要将刑法中的“签订”改为“订立”,或对“签订”作广义解释。
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而合同的相关概念,随着新《合同法》的制定已有了较大变化,若不予以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并可能引发法律适用的混乱。本文试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的比较入手,对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合同的界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指的是“经济合同”。此处的经济合同,根据立法原意,并非专指《经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及涉外经济合同。经济合同概念最早出现于前苏联,我国立法受其影响,1956年4月13日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中,首次采用了经济合同概念。[1]《合同法》制定前,有学者认为,“经济合同的概念不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为重要的存在价值;而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的区分标准也是很难准确界定的。因此,我国合同法不应采纳经济合同的概念。”[2]此观点已被新制定的《合同法》所吸收。
《合同法》中的合同与“经济合同”主要有三点不同:(1)主体不同。《经济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技术合同法》规定,其适用主体是法人和公民。《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的适用主体则是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外国一方包括个人)。而《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此规定,合同主体既包括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也包括经济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2)形式不同。《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订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同时《合同法》第十一条也对书面形式作了扩张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3)内容不同。按《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间除人身关系以外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根据《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就是说,《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同时,这种财产关系必须处在交易状态中,“合同法是调整动态财产关系的法律”。但是,这种动态财产关系的合同,其内容并不等同于“经济合同”。“经济合同”应当是有偿、双务的合同,[3]而《合同法》包括了一些无偿、单务的合同,如无偿的赠与、保管、委托合同等。这种不同也反映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上。《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均规定了互利或有偿原则,而《合同法》没有作此规定,“有偿原则不是所有合同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例如,赠与合同就是无偿的,当事人自愿免除对方义务的,合同也可能是无偿的。”[4]严格地讲,此类合同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
《合同法》一方面扩大了合同的主体、形式及内容,另一方面,对无名合同进行了补充规定,使得合同的适用范围急剧膨胀。如果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与《合同法》一致,将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混乱现象。下面笔者将予以分析。
《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从这些法条来看,当事人双方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无论内容、形式如何,均可以成为《合同法》调整的合同。如此一来,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的界限恐怕就很难区分了。因为普通诈骗罪的当事人双方也同样存在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这种协议按《合同法》的规定完全可以认为是合同(口头合同)。如被害人与行骗人之间就大量存在委托、借款等口头合同。甚至连被害人自愿无偿将财物送予行骗人这一行为本身,按《合同法》第十一章的规定,也可以认为存在赠与合同。这样,如果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等同于《合同法》中的合同,那么由于合同诈骗罪在刑法上是特殊法条,诈骗罪是普通法条,按照刑法理论,特殊法条优先于普通法条适用,从而使原先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普通诈骗行为,将转而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构成合同诈骗罪,最终使得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普通诈骗罪名存实亡,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
针对《合同法》之合同与“经济合同”的区别,可以考虑采取三个方案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进行界定。
第一个方案,是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其依据是,合同诈骗罪被归类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而《合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社会经济秩序的外延显然要比市场经济秩序大。此外,《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有名合同就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如无偿的赠与、看管、委托合同。但问题是,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随后顾昂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合同法是规范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律”,合同法要“更好地符合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统一、有序、健康地发展”。[5]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
第二个方案,是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因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多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身份出现,而普通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是,将自然人排除在合同之外,由于“不利于建立统一市场以及统一市场规则”,[6]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民商法学界的批评。而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列入合同主体,则被认为是《合同法》的一大进步,有利于鼓励自然人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活跃市场经济。《合同法》第二条一改《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前例,将“自然人”置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前,也体现了对自然人的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人的经济地位、法制意识不断提高,自然人之间订立合同将趋于频繁化、规范化,同时在国家经济运行中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导致刑事司法的滞后。因此,如果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不包括自然人,也明显有违《合同法》的立法用意。
第三个方案是对合同形式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不包括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主要指推定形式,从非书面形式角度考虑,其性质与口头形式基本相同,故以下不妨用口头形式来指代非书面形式)。笔者倾向这个方案,理由是:(一)《合同法》相关立法解释已使有关财产流转的协议都归于“市场交易”中的合同。从这个角度看,普通诈骗也是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而且,从口头合同双方当事人交易时的主观心态分析,双方产生信赖的基础并不是“合同”本身,而主要源于对彼此人格的一种信任(如熟人关系)。实际上,当事人双方在进行口头协议时大多没有意识到是在订立合同,否则便会采取书面形式,所谓“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因此,认为口头合同诈骗是利用了“合同”,从交易的约定俗成来看尚需商榷。
(二)一种观点认为,将利用口头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定性为合同诈骗有利于对此行为的打击。笔者对此观点持不同看法:(1)从合同的主体来看,单位作为合同主体与自然人的差别之处是不能“张口说话”,单位与其他主体订立合同必须有单位公章或负责人签名,口头合同的主体不可能是单位。因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普通诈骗罪,不会因为普通诈骗罪主体不包括单位,而放纵单位犯罪行为。(2)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意味着将其归属于经济诈骗,而经济诈骗的数额起点一般高于普通诈骗。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普通诈骗的构罪数额起点为2000元,利用票据、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数额起点为5000元,贷款诈骗的数额起点则高达l万元。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时,应在参照普通诈骗犯罪起点的前提下,使合同诈骗数额起点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起点。”[7]若如此,由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对应于各个数额档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反而有放纵这一行为之嫌了。
(三)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就存在争议。《合同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曾将《合同法》第十条修改为:“当事人订立合同,除即时清结的以外,采用书面形式。”后因考虑到口头合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简易快捷的优点,而在《合同法》中保留了口头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十一条关于书面形式的规定,使得书面合同同样具有了简易快捷的特点:“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一条文实际上也扩大了合同诈骗罪的适用范围。而顾昂然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则提到,“要引导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使订立的合同规范化,以免口说无凭,发生纠纷难以解决。”由此可见,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与《合同法》的立法原意并无太大矛盾。
对反诈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篇8
论文关键词 经济犯罪 经济纠纷 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