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4 22:14:59

正统经济论文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倡导学术传播的高效性

余秋雨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一文中,倡导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应坚持有效性的原则,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传播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第一,呼吁研究内容的有效性。余秋雨认为许多以实证为旗号的学术行为,由于实证的对象琐碎不堪,几乎兑换成了无效的旗号。例如,千年之前一位三流诗人的出生日期,因一月之差而苦苦考证数十年;《红楼梦》某一回的字里行间可能暗示某个人物若有若无的隐私,尽毕生之力搜辑校考,这样的情景,在高层学术界不难看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排斥细节考证,但考证的耗费应该与这一细节的重要性成一定的比例。有些细节很小却能折射大问题,那么考证得再辛苦也值得。但很多冗长考证的终点仍然只是细节本身,也就造成了对自己和读者的双重浪费。

余秋雨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场苦涩的学术自耗游戏已经做得太长,无效和低效的课题因其遥远而变得如佛如山,有效和高效的课题因立足凡尘与平民百姓处于平等态势,三下两下便弃没了学术的尊严。这种情景,反过来构成对文化人的重压,使更多的文化人自然选择了那条缥缈、安全、受尊敬的道路。基于这种现状,余秋雨呼吁学术研究者要有关爱人类的责任感,不管立足于何种专业都能因关爱正在剧烈变异中的周际大地而渐渐建立起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建立起与社会进行能量交换的可能,只要出现了这种可能,那么尽管你所研究的仍然是魏晋玄学、唐诗宋词,也会全神贯注,产生强烈反响。反之,即便你在论述现代化,也只能云遮雾罩,不着边际。

第二,促进学术传播的高效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倾毕生心血研究学问,但累累硕果始终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状态,不为大众所知,这是生命和资源的双重浪费。导致这种局面,无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成果外化的方式太单一。差不多清一色的文字媒介,而且追求学术化的表述模式,满腹的学问,一经表达便高深莫测,艰涩难懂,普通大众不愿读之。其二,传播渠道太过单调。为数有限的学术期刊,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读者是学界同行,与大众传媒无缘,与平民百姓无关,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大众,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智力游戏。难以实现学术资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价值也是低效传播。

身为学者的余秋雨,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积极地思考:“能不能让我的著述,写得有更多的人阅读?我从有效态度出发,不惧怕‘媚俗’之名,用年轻人也愿意触摸的散文笔调来写一部部史论著作,最后,在《山居笔记》中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问题。”①余秋雨的文体试验一举成功,他的散文一时洛阳纸贵,这时有人以畅销为根据否定其书的学术品性,面对这种责难,余秋雨不改初衷,他说:“其实写出来的书没人阅读并不能证明学术品性,如果那是品性,干脆不写岂不更好?对莘莘学子、饥渴的读者,表现出不合群的孤傲,究竟有何必要?……我认为,为学术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种高贵,为学术文化力求沟通也可能是一种高贵。”②

但是,怎么才能把深奥的学理写得深入浅出,让学术真正地走向民间,余秋雨认为应做到两点:其一,采用大众化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的转换,“这不仅需要把这个学理完全钻透,不留生涩部位,而且还需要把自己的心灵与它紧紧相融,只有这样,才能说学理如叙家常……。”③其二,主张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对接。余秋雨认为在文化的大众化过程中,学者起着一种面向民众传播和推动艺术创造的作用,为了促进雅文化走向大众,学者要走出书斋,走向传媒,传统学术也要寻求新的传播平台。以前,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学术期刊和报纸等纸质媒体,受众比较固定,社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而现在,电视媒体主动邀请学者,学者积极走上电视讲坛,使学术有了更强势的传播平台。强势媒体对于大众来说,是获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传媒和学术相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百家讲坛》的热播,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借助于散文传播学理

余秋雨要实现他的学术突围,也就是说要把科研成果从狭小的学者阅读圈,推向更广阔的大众阅读空间,他有意识用散文这个大众能接受文体传播他的学术理念,致使他的散文较其他散文更具学术色彩、学术品位。这种学术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古往今来,散文的写作往往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但余秋雨则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对待。所以他的散文篇什大都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筛选,因为他拒绝无效或低效的文化传播。其散文选题的学术价值表现了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对接。在新时期社会大转行的过程中,他对现实的人格层次和人格结构很不满意,所以余秋雨走出书斋,背负着生命的困惑,跋涉于山水之间,通过对一个个古文化遗址的寻访和考察,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格基因,于是就诞生了《文化苦旅》。这部散文是他对如何健全当代中国群体人格所提交的一份思考、一份答卷。《山居笔记》篇篇都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作者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话题,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的篇幅、那么丰富的资料,都在贯穿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属”两大主题。《霜冷长河》直接切入现实人生,以友情、名誉、谣言、妒忌、善良、年龄、死亡等当代民众都深感困惑但又绕不开的难题为论题,一一加以论证剖析。

第二,立论新颖,论证严密。散文一贯注重主观感受的抒发,但余秋雨的散文篇篇迸发出理性的火花。他的许多散文开篇亮明观点,语出惊人,然后旁征博引,步步跟进,颇具学术魅力。比如《都江堰》开篇便立意不俗,卓然独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三峡》的首段便开宗明义:中国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三峡。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康熙在政治上的强健,否定长城情结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认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他的散文立论的新颖,除了推陈出新外,许多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意义:他借东北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就渤海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救助贫困的灾难;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

第三,颇具论文写作的文本模式。余秋雨散文主题的阐发避开了传统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迂回表意方式,而是用议论的手法直抒胸臆。他善于用大段的议论阐发他的见解,尤其是《霜冷长河》的论说色彩更浓。所以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长于议论,通篇洋溢着由理性支撑起的大气。另外,他的散文有时体现出源于学术思路的求证模式和论文式的序列分析结构。例如《抱愧山西》的文本结构:山西之富的史料证明――山西之富的历史原因及特征――山西商人衰败的原因。其中甚至直接用“其一”、“其二”、“其三”划出了层次,颇像一篇生动活泼的经济论文。在《借我一生》这本书中,余秋雨就“中华文明为何延续不断之因”这个论题提出了七个论点:通篇结构严谨,前后照应,俨然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有《十万进士》、《关于谣言》、《谈小人》等篇什都用类似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显得很有底蕴,有一种由里向外透着的大气,这使他的散文拥有一般散文所不具备的学术品位和思想深度。同时也正是这种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稍欠温馨、湿润,而且结构也趋向模式化。

学术传播的领军作用

余秋雨学术突围的成功,对学术普及起到了领军的作用,引发了一大批精英学者的跟进,通过书商和传媒的推波助澜,把这一学术传播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第一,《百家讲坛》搭起学术擂台。《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2001年7月9日开播的汇集名家名师的讲座式栏目,余秋雨当然成为《百家讲坛》的座上客,他解析的《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深得观众的好评。之后,刘心武的红楼梦新解,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易中天的品三国,纪连海的清史纪晓岚、多尔衮,于丹的论语心得,王立群的汉代人物,康震的李白、坡……把节目推向了高潮,演讲者也成了学术明星。《百家讲坛》从纷繁复杂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品牌栏目――《百家讲坛》,坛坛是好酒。《百家讲坛》的异军突起,打通了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成为学术走向大众的桥梁。

第二,出版社架起学术云梯。随着余秋雨具有学术品位的散文的走红,触觉敏锐的出版商意识到学问中所暗含的商机。各大出版社,一反往日对学术出版冷漠的态度,争先在象牙塔窗口搭起一架架云梯,锁在深闺人未识的学术宫娥,虽然还有几分矜持、几许羞涩,但毕竟还是顺着云梯,款款地走向大众。200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系列学人随笔《茶座》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依托雄厚的学术资源,一流学术领军人作者,推出“名家专题精讲系列”学术随笔,《百家讲坛》火爆以后,各大出版社纷纷争抢分割这块蛋糕,一时形成《百家讲坛》出版热。

第三,书店办起学术讲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秋雨在各大图书馆、书店的学术讲座不计其数,开拓了学术传播的新领域,引发了书店学术讲座热,并正在形成一种文化品牌……如国家图书馆面向大众推出的双休日学术文化系列讲座“文津讲坛”,三联书店开始举办“文史悦读”,单向街书店的“文化沙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休闲和充电的场所。

被称为“余秋雨第二”的易中天说:“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④越来越多像余秋雨、易中天这样的学者,主动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把学术传播到民间,再加之媒体、受众的积极参与,把学术普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①②③余秋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党政论坛》,1999(2)。

④易中天:《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时期, “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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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他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 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近10年来,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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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0年代以来有关北方的研究,参见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田中恭子,1996;Esherick,1998;李康,1999;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佩国,2003;等等。此外,孙立平先生主持的口述史研究项目多年来已经完成一系列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论文,在此恕不一一罗列。关于北方的早期专门研究不多,值得参考的有董志凯先生(1987)的概述式专著,胡素珊在其内战研究的专著中就华北的一些有关分析(Pepper,1999[1978]:229~330),特别是柯鲁克夫妇(Crook and Crook,1959;1982[1979])、韩丁(1980[1966])关于晋冀鲁豫边区具体过程的经典记述。

② 宽泛地讲,“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话语一历史矛盾的经验考察系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之历史探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学界如刘晓枫先生(1997)曾提出过“革命现代性”概念,以求将“中国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他还倡议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证研究,并尝试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这一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群众运动。刘先生的倡议极富开拓性与启示性。不过,他把现代性题域化约为心性结构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则体现为把“”简约地理解为现代转型过程中积聚的社会怨恨的总爆发)则失于褊狭。笔者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则不囿于思想史或精神研究的视域局限,而尝试沿着社会一文化史路径展开经验探索,以求在历史研究中糅合社会史式的经验实感与新文化史的分析路径。

“话语—历史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它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结构性张力与“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策略的复杂运用、优势/劣势的转化和妥协的临时达成等)。翻身与生产的矛盾一方面是话语的、历史建构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历史限制的。换句话说,这一矛盾是双重情境的,即话语一历史的复杂关联。因此,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考察,既非单纯的话语分析,也非单纯的实证研究,而是试图对实践过程中话语实践与资源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构成以及在这一双重情境下多方位展开的诸历史意识与行动及其结构性后果进行整合。简言之,翻身与生产是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关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翻身”与“生产”都是经验贴近型话语一历史范畴,而非远离历史实践场景的一般分析概念。①例如,虽然“生产”这一主位范畴与劳动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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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经验贴近”(expenence-near)概念与“经验疏远”(experiel'ice-dis- tant)概念的区分,参见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论述(Geertz,1983:57)。本文认为,只有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经验贴近”范畴,我们的分析与叙事才不致离历史经验太远,我们才能保持对历史经验的具体内涵及其微妙变化的敏感。当然,研究者在“入乎其内”的同时,也要能够“出乎其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深陷于历史的经验与表述中而为其所左右,从而丧失分析的抽象力。例如,在考察实践时,我们应避免依赖诸如“偏向”、“富农路线”、“左”倾、“过火”等一些不具分析力的历史范畴来评判历史,并轻率地得出成见性的一般化结论。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必须置于具体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对这些范畴与说法保持历史的敏感与分析的“无动于衷”。或者,套用常人方法学家的说法,它们是需要加以探究的“对象”(obJects),而不能直接充当分析与解释的“资源”(resources)(Poll- ner and Emerson,2001)。本文的分析则试图探究这些话语一历史因素如何在翻身与生产的矛盾驱动下生成并被部署到实践进程当中。因此,本文的写作宗旨不是暴露的“错误”、“偏差”,也不是梳理拨乱反正的政策演变史(——事实上,此类叙事可以完整纳入阶级斗争叙事),而毋宁说是揭示偏差错误以及拨乱反正之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经济学概念确有关联,但在分析维度上却是不同的。①本文立意并非是以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增长为客位尺度而对“翻身”的经济绩效进行实证评估,而是具体考察北方中“生产”与“翻身”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及其演变动态,并借此从一个角度来阐明北方的革命现代性涵义。②

本文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各级史料、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以及一些相关的党史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属正式出版物。③其次,本文也使用了1997~2000年间笔者在陕北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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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期间革命话语中的“生产”通常指涉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活动,它既有农业产出与劳动效率方面的指向,同时又涵盖了农业劳动的主观方面(即生产话语中所谓的“生产情绪”)。“生产情绪”问题在北方过程中一度成为一个话语焦点,后文中我们会就此展开历史考察。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存在紧密关联的一个现代因素是乡村中的革命政党、政权及其权力实践。下文中我们会多处提到这一点。

③ 为征引方便,本文中使用如下简称:《史料》(《中国史料选编》)、《文件》(《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编》)、《河北》(《河北档案史料选编》)、《河南》(《河南解放区的》)、《晋绥财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陕甘宁财经)(《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华北财经》(《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太行财经》(《财政经济建设》)、《东北财经》(《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经济论文选》(《一九五零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毛选》(《选集》)、《毛文》(《文集》)、《康生言论》(《康生言论选编》)、《毛年谱》(《年谱》)、《刘年谱》(《刘少奇年谱》)、《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重要文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山东大事记》(《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晋绥大事记》(《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岳大事记》(《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关于文献的详细情况(编作者、出版社等),见文末参考文献。

收集的部分七改口述史与个人生活史访谈资料及一些相关档案文献。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史料运用的方法论问题专门进行讨论。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的交互运用之方法论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在实证层面去伪存真的相互验证、补充,而更主要的是在史料的反思性解读过程中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因此,它们的方法论关系与其说是相互填补出一个原本的历史真实或者共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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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骥村口述史访谈与资料整理的工作,主要是我在1997~2000年间参与孙立平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这一项目期间进行的,有幸与课题组的孙立平、郭于华两位老师及何江穗、姚映然合作开展研究。另外,人类学家罗红光先生曾对骥村口述史研究小组的工作给予过实质性帮助。我个人在与各位师友合作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特此鸣谢。本文中所使用的口述史与生活史材料基本转引自我的硕士论文《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的大众记忆》,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中骥村的人们》(文中征引处简称《骥村人》,所用人名皆为化名)。但我对其中一些拗口难懂的方言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下文中恕不一一说明。

② 这是本文在一项“宏观”研究中运用单个村庄口述史与村民个人生活史的主要理由所在。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许多色调乃至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不应当被粗糙的实证眼光过滤掉,而且应当成为启示我们倾听史料中不同声音、“杂音”乃至沉默的一个重要起点——特别是口述史经验感受使档案文献阅读的“细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在话语的“斗争”与妥协中,在声音与沉默的间隙中,蕴藏着发现历史线索的丰富可能性。此外,口述史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使我们得以兼纳从政党高层精英到普通农民的不同层面的声音,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层次感与丰富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口述史使研究者得以直接倾听“农民的声音”,但口述史的意义或许并非在于“发现”农民“小传统”以抗拒革命“大传统”——从而通过物化党与农民的不同“声音”而进一步加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而更在于滋养我们的历史感性与磨砺我们的分析悟性。

下文的分析与叙事围绕北方期间生产与翻身的话语一历史矛盾这条主线展开。我们将首先考察前根据地党政权力如何与生产建立话语一历史链接,进而考察实践中“翻身”如何与“生产”构成话语一历史紧张乃至“斗争”,以及这一矛盾关联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调整其政策与策略(以图暂时“化解”矛盾)。此外,在这一复杂的话语一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动态而具体地把握诸如“贫雇农”、“中农”、“新富农”等一系列内涵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因素以及它们是怎样在翻身—生产这一话语—历史矛盾主线的牵引下而被“问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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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北方中,一个显著的话语一历史现象就是“划成分”过程中“偏差”不断,“错误”百出。晋绥党委在检讨中“左”的错误时曾提到其中一个错误是“认为群众自己会定成分,用不着领导掌握” (参《晋绥财经》,500)。任弼时在1947年11月中旬致的信中提到,“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参任弼时,1987:412)。直到1948年初,革命政党才对“怎样划阶级”的有关具体标准有所交代与澄清(参任弼时,1987:414~420;另参、胡乔木起草,经过党内高层讨论但最终未公开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1948/2/15],《文件),172~227)。其时,北方已近尾声。1948年2月8日,谭政文撰写的一篇山西某地代表会议的通讯生动地记述过《怎样划分阶级》 (1933年的旧文)下发后在贫雇代表中引发的的思想“混乱”:如有的抗拒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有的抱怨说:“这本本早发两个月还用闹这?!”有的怕,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打烂哩!…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云云(《文件》,275~76)。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在阶级成分划分上出现的“偏差”,并将之部分归咎于基层工作人员“没有的经验”、“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实为的手笔,参《毛文集》第六卷,65)。可见,北方中的“阶级”并非客观实在的社会经济分类体系,而是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过程中“化形地主”、“生产富农”、“中不中,问贫农”等说法、做法的出现,更体现出北方过程中“阶级”的话语一历史建构性与可变性。

北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当然,本文的立意并非论证“反‘左’”、“纠偏”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化解”,而是通过经验地考察北方的话语一历史实践来展示“革命”与“生产”之矛盾的原初形态。这一“系统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是北方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后果。

“翻身”与“生产”:北方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

“矛盾”曾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话语,或者舒尔曼(schurmann,1971[1968])所谓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作为历史话语的矛盾,其在时期的主要表述形态为乡村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此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也一直是历史的正统叙事基调(董志凯,1987;杜润生,1996)。

然而,近年来这一历史叙事所描绘的传统乡村社会以及阶级斗争图景已经受到一些经验研究的质疑(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第2、3章)。例如,黄宗智先生在大量村、乡层次的经验证据(如张庄、十里店等)基础之上重新刻画了前中国乡村的社会阶级状况。这些证据显示,前许多村庄(特别是华北地区)中根本没有在村地主。因此,在革命政党的宏观阶级矛盾分析转化为村庄层面的阶级斗争行动这一过程中,革命表述与社会实在之间出现了错位。①秦晖先生则通过考察关中这一“特殊”地区——“关中无地主”而“关中有封建”——的而含蓄地挑战正统叙事(所谓“太湖模式”)。这些开创性的经验研究之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彻底颠覆革命叙事,而在于为反思中国革命注入了可贵的实证精神。②当然,除了在经验层面上质疑正统叙事以外,学者们还就北方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探索新的分析路径(Esherick,1998;张佩国,2003),或者实验新的叙事方式(李康,1999)。这些出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撼动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话语的叙事支配地位,从而为我们将“矛盾”与“阶级”析离开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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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黄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不仅试图在经验基础上解构农村阶级斗争叙事,而且试图引入革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从运动直至的“中国革命”。

② 近来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出“没有地主的村庄”的说法来概括前中国乡村内部社会分化状况,以图颠覆阶级(地主—农民)斗争之革命叙事(卢辉临.2003)。经验地看,这一矫枉过正的说法(如作者本人所言)当然值得商榷。仅以40年代初曾调查过的陕北杨家沟为例,前这个村庄在不到三百户家庭中就有大、小地主五十余户,是陕北出名的“地主窝” (,1994[1942]:124~135)。这个庞大的同姓地主继嗣群体集中聚居在杨家沟及邻村寺沟,并控制着远近40华里、覆盖周围3县的大片土地。杨家沟地主在当地通称“堂号”,虽雇佣掌柜,但地主们往往直接管理土地并开设字号经营土地窑房典买、粮食买卖及借贷等业务。曾经对该村的大地主马维新的字号经营、土地租佃及历年收支等经济情况进行过深入的典型调查(详参,1994[1942]:169~190,194~217,229~239,249~260)。显然,这是与江南“不在地主制”不同的乡村地主经济形态(其具体经营形式则是多样的)。从而,也提供了一幅不同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1947年初杨家沟搞征购地主土地试点,当时全乡从六十三户地主手中征购土地两万余亩。而在此之前,经过减租运动与地主自动献地,已有近一半土地转入农民手中(李,1987:598~99)。当然,即使在杨家沟这样的“典型”中“阶级”与“矛盾”、“斗争”的联系也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简单。事实上,杨家沟在当时曾被视作发动群众失败、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的例子(《康生言论》,127;马光华:《米脂县杨家沟清算斗争的前后》[1947/7/25])。而在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尤其是“恩德财主”成为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此外,正是由于当地不乏活生生的地主,村民们围绕“具体地主”(各堂号老爷、财主)的日常生活记忆构成对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抽象地主”的“抵抗”或“逃逸”,或者说历史地形成“黏合中求生存”的记忆“策略”或“战术”,从而在口述记忆中呈现出“分化的心灵”这一集体叙事心态(李放春,2000:31~34,106~08,112~15)。在类似的经验感受推动下,曾在杨家沟从事田野工作多年的罗红光先生则提出“生活关系中的地主”来质疑作为阶级分析要素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主” (详参罗红光,2000:第l章)。此外,历史学家周锡瑞(Eshcrick,1998)有关杨家沟的一篇研究论文则从革命过程的视角出发挑战阶级结构分析。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杨家沟的例证提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质疑革命叙事,而必须在分析层面开拓新的可能路径。

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追问:我们如何从分析上超越“阶级”与农村阶级斗争,而不只是在经验层面质疑或“证伪”它?我们如何在摆脱阶级矛盾框架之束缚的同时又不落人历史唯意志论的分析陷阱(如政治功利论)?换句话说,我们在扬弃的阶级斗争镜像时是否也要随之废弃矛盾分析的穿透力?在经验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矛盾分析路径或者一种新“矛盾论”?这些问题把我们的视野从社会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实证分析引向话语—历史分析。

大量的史料显示,农民翻身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中“反封建”的话语—历史实践。在话语一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从话语分歧与“斗争”的角度来看,其“问题化”的程度还不及围绕“农民”形成的诸话语一历史因素。在北方的历史实践中,虽然也有过诸如开明绅士刘少白被斗之类事件所引发的话语波折,但打倒地主剥削阶级基本上构成话语默契。①相比而言,“贫雇农”、“中农”以及更富争议的“新富农”等则成为北方的话语—历史焦点所在,而这些“问题”与本文要探究的“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②这构成本文分析与叙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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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文中会提到,在《五四指示》执行过程中围绕“地主”也存在政治分歧,而许多干部也在斗争过程中被指斥有地富思想、“坐在地主怀里”。但是,在翻身话语中,地主作为一个不事农业生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阶级而在消灭之列则是一种逻辑“共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式)经营地主”与“新式富农”这两个曾同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在北方中的不同话语一历史际遇而得到进一步认识。

② 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可以与“阶级”相关,却不必然还原为或推演到阶级矛盾。当然,实践中的话语一历史矛盾与斗争恰恰时常会通过阶级斗争语言而表述出来,这是研究者需要保持高度谨慎的地方。例如,在其关于的高度浓缩的社会学分析中,舒尔曼(Schurmann,1971 [1968]:427~431)曾把内战时期共产党走向激进(与革命恐怖)的原因归结为乡村内部矛盾而非革命意识形态,并颇富洞见地将矛盾分析聚焦到“农民”而非“地主脓民”。然而,他又套用阶级矛盾理论而把村庄内部矛盾理解为富农与贫农之间的斗争——共产党则在二者之间来回摆动——则显得过于轻率(事实上,他的这段“阶级分析”也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撑)。

话语—历史矛盾分析不是要揭秘式地建立新的历史逻各斯,而是试图把握史料中展示的话语分歧与历史张力的一种策略。“翻身”、“生产”是史料中最为频繁出现的语汇,而围绕二者所形成的话语—历史关联也是研究者借助史料贴近北方的直观经验感受。此外,在一些亲历过的普通骥村村民的口述回忆中,翻身与生产或革命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两难也构成他/她们的历史体验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而是有其坚实的经验基础。

不过,为便利于理解,我们不妨先来考察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革命话语之逻辑关系。前文已经指出,正统叙事围绕的一条话语主线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与此相关联,革命叙事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农民翻身从而激励生产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话语逻辑。①在革命话语中,翻身与生产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革命要素——特别是翻身(生产关系的改变)成为发展生产的逻辑必要前提。②而在过程中,与阶级斗争话语相联系,翻身促进生产的话语逻辑也是发动群众的合法性论证与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策略。此外,我们还将看到,生产在翻身运动过程中也一度成为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焦虑之一。因此,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关联的历史实践形态。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简单化地把运动等同于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土地分配的翻身实践而孤立地进行考察,忽视了过程牵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内容(如生产、民主等),从而未能对期间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话语—历史关系展开充分探讨。本文在考察北方时则专注于这些话语—历史关系,并着重探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身与生产之矛盾。③这样一种关系分析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直接回到历史话语本身的现象学式态度,以求直观地把握到过程中的话语一历史关系。④当然,话语—逻辑关系与话语—历史关系是不同的,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论所基:历史话语及正统叙事试图突出翻身与生产的逻辑整合,而我则强调二者的话语一历史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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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国左派人士韩丁最近一篇激情洋溢地捍卫的文章(Hinton,1998)。

② 例如,一份1946年12月21日的《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翻身是为了扫除生产障碍,生产是为了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保证杀敌练武物质供给,杀敌练武又是为了保卫翻身和生产的果实,三者缺一不可。”(见《太行财经》 [下],1233)1947年的一份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总结中在谈及太行大生产运动经验时也认为:“大生产运动是群众运动,必须经过(减租减息与耕者有其田)的群众翻身运动,生产关系有所改变,才能开展起来,否则限于形式主义。”(见《太行财经》[上],395)

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不同于一些研究学者所采用的政治功利论或者功能论分析。这里仅以与战争的关系分析为例。战争是北方的重要历史情境,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与战争有直接联系。例如,杜润生先生在回顾北方时曾指出:“(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能不经常把‘一切为了前线’作为制订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这就形成了在战争中要充分考虑到贫雇农的要求。因为贫雇农占农民的大多数,是革命性最坚定的一个阶层。”(1996:6)而在最近一篇讨论北方的重要论文中,张鸣先生甚至完全把华北理解为中共打内战、争天下的动员手段(张鸣,2003)。本文的分析则无意强调战争与的因果关系,以避免使分析陷入现实功利论与历史唯意志论的双重陷阱,而忽视了革命话语与资源现实对历史意志与行动的双重制约以及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当然不是说的唯一动机或目的是农民翻身,而与政党功利因素无关。事实上,在1946年5月初的延安土地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毛年谱》,78)当年10月,毛指出,《五四指示》以来,凡深入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毛选》第四卷,1208)次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分析内战敌我形势时明确说,在经济方面“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搞了”(《毛文》第四卷,328)。但是,这并不是本文的分析所关注的。本文的主要关怀在于北方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现代性构型的重要影响。它既不是的深层因果分析,也不是革命政党的主观动机分析。

④ 例如,本文关于“发动贫雇”的讨论所关注的是实践中这一话语—历史因素与其他要素(如“团结中农”)的复杂联系,而不是论证如何成为革命政党的社会动员手段。

通过考察翻身—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本文意在勾勒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结构的谱系渊源,而无意加入关于是否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持久争论。①换句话说,本文所关注的并非翻身是否促进生产,而是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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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运动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上文中已经指出,二者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在分析上却是不同的。

本文把研究时段限定在1946~1948年间的北方时期,并非暗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此时突然凭空出现。事实上,早在瑞金苏维埃政权时期,土地革命与农业生产以及军事供给的矛盾已经初显端倪。②但是,当时的党政权力尚未真正开展渗透与领导农业生产的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40年代上半期——逐渐形成的,这一点下文中还会谈到。不过,这一时期的革命色彩并不浓厚,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主要针对地主阶级,对乡村的生产主体则没有构成冲击。③实际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农民多数向上发展,而许多处于上升的农民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从走向没落的地主手中购买到土地。④因此,直到北方时期,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才在贫雇翻身运动中全面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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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期以来,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史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叙事也不断受到怀疑与挑战(Perkins,1969:108; Chao,1970:36~44;Ash,1976;Brarnall,2000)。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很有启示性。但是,对的经济后果的消极评估并不能抹杀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联。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套用福柯的历史研究思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法这套革命元话语(与阶级斗争的元话语)如何在中国乡村的历史实践中具体部署、如何在实践中塑造历史意识与行动,以及——更为重要的——这些话语—历史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革命现代性后果。

② 例如,王明在1933年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曾警告:“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底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办法一定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而有时简直使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央文件》第九册,652)另参博古对苏区经济的一些政论(《红色中华》第51,76期)。关于这一时期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查田运动(参《红色中华》,1932~34年各期)以及特别

是对“赤色恐怖”的鼓吹(《红色中华》,第193,208期)中管窥一二。

③ 例如,1941年,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真在向中央汇报晋察冀边区阶级动向时曾描述了减租对地主阶级的冲击:“当群众起来时,有的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又根本不缴租还债了,甚至在地主讨租时,大算旧账,反要地主倒贴;有的在村民大会上指骂顽固地主,剥夺地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的雇农在选举中要求雇主投自己的票,美其名曰‘劳资合作’;有的在街上故意撞犯地主,反责备地主瞎眼并向之挑衅。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彭真,1991:4)当然,彭指出上述情形是“逾越环境与政策许可范围的斗争,是会走向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 (同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地主经济在减租与累进负担的双重打击下大幅下降(,1994[1942]:152,197,200.297~299,364;李锐,1998[1945]:318~320;另参Friedman, Pickowicz,and Selden,1991:84~86;Esherick,1998:353~357)。对中农阶层的生产构成直接影响的只是公粮负担(,1994[1942]:365,367)。当然,考虑到农民之间存在的租佃关系,情形相对就会更复杂一些。

④ 例如,在其1942年的晋西北调查日记中描述阶级变化时曾提到:“四大动员后,地主富农卖地,中农买地。……地主转化为富农的倾向,已开始。利用亲属关系,雇佣工人,借贷亦然。” (,1994[1942]:368)另外,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佃农刘旺就是一个上升农民买地、圈窑的例子。

那么,本文为什么集中讨论的早期阶段——北方,而不是1950年土地法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或者泛泛而论运动?①这是由于土地法颁布前后的两个阶段存在实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是在和平环境下相对有组织、有控制地开展的运动,而北方解放区则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也没有缜密的政策规划与具体的实施办法。例如,主持北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曾经坦承:“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②相比而言,主持华东的饶漱石在两年后谈到时底气则已相当不同:“大体须经过下列步骤,即‘小心谨慎,创造典型’;‘典型突破,逐步推跳’;‘点面结合,全面展开’。全部过程,都是大刀阔斧和精细深入两种方式的结合;‘带’、‘推’、‘跳’三种方法的结合。的每一步骤都是以典型乡的先行经验,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带领和推动后续地区有阵地的前进,前一步骤为后一步骤准备好条件。这种做法既稳且快,不致‘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其具体经验如下:……”③饶的总结中那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显示共产党已经在问题上积累了相当的实际经验。事实也表明,1950年以来江南等新区的较之内战时期的北方要和平、有序得多,特别是许多被认为过左的政治实践(如极端贫雇路线、“搬石头”整干部等)都已被制止。④然而,就历史探究而言,北方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经历却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后期全国中制止的那些政治实践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此后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中不断卷土重来、时隐时现;而这些实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也因此不断以新的面目爆发并持续困扰党政权力与革命社会中的人们。这就促使我们在对北方复杂过程的细致梳理中来追溯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些话语—历史源头。因此,本文分析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对北方具体历史过程之复杂性的高度敏感,并尽可能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与历史过程的梳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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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往有许多学者曾就运动(如Wong,1973;Lippit,1974)或者是新区(如Shue,1980)做过出色的经济、政治分析。

② 转引自《西柏坡》,109。

③ 饶漱石:《华东第二次典型试验会议的经验总结》(1950/11),《史料》,698。

④ 在1949年8月10日致华中局的电报中就曾明令要求:“在南方及其它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见《毛文》,第五卷,324)当然,我们对1950年后情况的判断也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抹杀新区的暴力因素。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促使中共新政权再次把运动与战争动员的需要结合起来,并且基于国防考虑而加速了进程,从而激化了运动的烈度。

另外,本文的分析与叙事还试图观照到不同区域间的“政治生态”差别及其对北方的话语—历史实践进程的复杂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生产”与“翻身”的矛盾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大地认为,“翻身”与“生产”这两种声音源出不同的政治生态空间。“生产”的主要话语空间在西北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北方其他“老区”,而“翻身”的激进潮流则是从华北、东北各地“新区”(革命政党在抗战胜利后控制的区域)首先涌起并迅速扩散开来。①这样一种看似粗糙的“比较”眼光,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过程。虽然“翻身”成为运动的话语基调,但北方的曲折部分地却是不同政治生态下形成的不同话语之间“斗争”、僵持及至暂时妥协的结果。②当然,必须指明的是,所谓“政治生态”并不对应固定的空间实体,而“政治话语”也并不是指涉诸如“两条路线”之类的政治派系纷争。③本文真正关注的乃是围绕“翻身”与“生产”这两大轴心所形成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

本文认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构型是北方的主要现代性后果之一。要深入理解运动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就不能只看到翻身与革命党政权力的话语与利害关系,而必须同时看到生产与革命政权的话语与利害关系。因此,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权力与生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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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不能把这里所谓政治生态差异简单混同于“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之间的差异。所谓“老区”、“新区”都是历史相对范畴:同一地方抗战甫胜时成为“新区”而到军事反攻阶段就成了“(新)老区”;而另一方面,“老区”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千差万别(如位于陕甘宁边区的骥村在前属于“警备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经济保留得相当完整)。而且,随着军事的进展,“老区”、“新区”的相对范围不断变化。此外,还需要看到,实际上一些史家(如董志凯,1987)所运用的“老区”“半老区”及“新区”的类型划分是1948年初北方已进入尾声时才形成的(参:《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1948/2/3],《毛选》第四卷;:《老区半老区的与整党工作》[1948/2/22],1980[上]),它本身是一个话语斗争与妥协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这一分类没有现实基础)。因此,本文的叙述并没有采用这一晚生的类型划分来充当一般性叙事范畴。

② 例如,中央下达《五四指示》之后,陕甘宁边区最初的计划是征购地主超额土地,而前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明确指出这是当时一种“和平”的尝试(李,1987:597~99)。但后来胡宗南部队进攻边区并于1947年3月攻陷延安后,这条道路遂告夭折。康生在1947年2月的一次报告中曾总结两种办法:一种是自下而上,即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农民的清算斗争;另一种是自上而下,即政府向地主征购土地。康提到,有人认为“清算适于华北,不适于陕甘宁”;康本人则坚持边区也应算账,外加土地公债,“农民自上而下,政府自下而上,两面夹攻,就把地主搞光了。”(康生:《关于问题的报告》 [47/2/8],载《康生言论》,126~7)在1947年12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国土地会议前后的情况时说,“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而“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毛文》第四卷,329)。当然,在晋绥遭严厉批评后,毛又出面维护了西北工作。以上这些零散的评论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北方时期的地区政治生态差异。此外,以往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日本学者天*[上旧下儿]彗(1984)关于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基层干部之比较研究。天*[上旧下儿]先生认为,活跃于乡村基层的“晋冀鲁豫型干部”是推动毛式激进政治的车轮。刘一皋先生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篇短文(1995)中对此也有涉及。

③ 例如,1940年代晋绥边区逐渐与陕甘宁边区一体化,同属西北局,但过程却迥然不同。

“吴满有方向”与“革命的富农” 权力与生产发生关联并不奇怪,因为所有政权都会出于财政需要而关注生产。然而,在二者联系的形式、渠道以及紧密度等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帝制时期皇权与根据地时期党政权力的重要差异:皇权主要通过祭天、春耕、祈雨等仪式来象征性地展示其对生产的关注,其与生产的直接关联则一般只限于农业赋税的征收,而没有对生产领域的组织性渗透。与皇权相比,现代党政权力与生产的联系则有了性质的不同:它密切地关注如何发展生产,积极地介入生产,强烈地企图领导生产。①简言之,现代权力不只是消极地与生产发生关联,而是把生产作为建设乡村领导权的重要政治场域。②

1940年代上半期,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联逐步建立起来。③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党政权力把大量精力集中到生产问题,并在生产运动中取得了相当的组织经验。④随着动员与领导生产成为党政权力实践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围绕发展生产的“新英雄主义”话语、制度,也相应地滋长起来并在各边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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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样的一般性陈述只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理念型概括,从而必然是对权力之复杂历史演变的简约性认识。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权力与现代性的话语—历史关系。我们认为,现代党政权力对生产持续的高度关注(乃至话语—历史化为现代权力经常性的合法性焦虑)与积极渗透(在这一权力实践过程中生成新的权力形式)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皇权与帝国官僚体制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但却不能想像帝国权力展开诸如制定农产生产计划这样的“生产领导”式权力实践。此外,顺便提及一下,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不同,中国乡村革命情境下的现代党政权力实践并不简单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扩张过程。可以说,权力就在下面,而问题在于怎样展开实践。

② 例如,早在1940年,时任晋冀豫分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在指导整党建党工作时就曾撰文强调干部要尽量不脱离生产,要参加生产。在这篇题为《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的文章中,李雪峰写道:“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导群众。”他呼吁道:“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额促达成议案的地方去深人群众。”(转引自李雪峰,1998:108~09)李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生产如何通过“群众”观念而与权力发生话语—历史关联。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生产这一重要的世俗领域中,革命政党才逐渐学会了如何自下而上地建设其乡村领导权。另外,这种在领导生产中形成的常规性权力实践与在征粮、扩兵等突击性工作中形成的“动员”方式的权力实践非常不同,如晋绥边区1943年的一篇《农业生产调查》中在谈到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时就批评了“动员”式作风,并讥之为“跑腿主义”(《晋绥财经》,711)。但是,本文的研究任务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是由于边区政权面临的生存困难而激发的现实抉择,部分则是由于现代性话语影响而致的政治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实际财政需要与革命话语实践相契合的历史效果。

④ 一些早期的相关探讨请参见Schurmann,1971[1968]:416~25;Selden,1971:237~67。不过,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并非以“组织起来”为标志的生产互助运动,而是鼓励“新式富农”发展的吴满有运动。

⑤ 当然,这并非暗示这些话语的与制度的因素全然是现代的。例如,勤劳致富一直是传统社会经济伦理而非一种现代观念。然而,重要的是现代权力实践如何与这种传统资源建立话语一历史关联。

在这些话语鼓动与制度激励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政策性措施就是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大量扶植劳动英雄与生产积极分子。这一新崛起的社会精英阶层,大多为出身贫苦,但通过勤劳致富而上升为新富农或者富裕中农。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党员劳动英雄吴满有。①1928年,吴满有逃荒到延安。1934年当地闹土地革命,他分得一架60多垧的荒山。这个庄户人勤劳动、善经营、会计划,遂成为当地模范的劳动英雄。1942年春耕运动时,《解放日报》登载了吴满有的专访报道,并引起高层关注。②此后,吴被树立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1943年,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鼓吹“吴满有方向”,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该社论一度引起读者质疑,即“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当时,王若飞主持的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在答复中肯定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一种新型的富农”,是“革命的富农”。此后,“吴满有方向”一度成为各边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成为所谓“延安精神”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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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关于吴满有的故事主要转引自李锐,1998:294~306。李锐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吴满有方向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② 据李锐记述,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该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总数)。

需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富农”的提法并非偶然,而是具体体现了当时党政权力在边区乡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与的“新民主主义”论直接相关,而其早期倡导者首推党内主要理论家。1942年,在晋陕乡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具体阐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与内容。①所谓中国乡村的新式资本主义,就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的经济形式,是在革命政权的调控下“靠农业积累资本”的乡村发展道路。张指出:“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土地,这有什么了不得了呢?”他批评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别人财富上是不对的,而“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当然,讨论的并非当时晋陕乡村经济状况,而是他对乡村经济发展趋势的估计。实际上,他就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乡村的生产力状况的调查显示,占各村户口总数45%的中农构成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②然而,张观察到中农的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但在经济上则与富农一样,“少数上升,大多数缩小,一部分停滞”,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是缩小的”。③令他特别不安的是,直到1941年,乡村生产力仍未恢复到1934年土地革命前富农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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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1942/10/7)(见,1994:323~325)。的表述刻意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这显示了其理论雄心,也体现了当时党内高层的表述习惯。他在《出发归来记》中曾写道:“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1994:338~9)后来也曾采用“新资本主义”一词来概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及至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他才提出“这个名词不妥”,而仍直接用新民主主义(《毛年谱》,343~44)。

② :《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屑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2/4/12)。据张所述,当地在三十年代已经历过土地革命,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地主已不存在,富农减少或削弱,雇工也几乎绝迹,村庄中80%以上为中农与贫农(,1994:32~34)。

③ :《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42/7/9)(,1994:301)。关于政治情况,见《调查日记》(42/5/2)。张写道:“(贫农)对政治没兴趣。村干部均为中农。区干部中农。政权在中农手里(中农家庭的高小生)。地主在政治上吃不开。”(1994:367)

地主的生产力水平。①与此同时,他还观察到乡村中代表较高生产力的富裕中农(占总户数10%)的经济动向:土地革命后,“租入土地,平均以富裕中农、中农为多,租出者以贫农、贫民为多”。因此,“租佃关系的发展向着资本主义”。此外,雇佣关系虽不发达,也以富裕中农雇工最多。在这些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张试图从理论上为农民致富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些富裕中农现在已经感觉到土地的不够使用及资本的某种过剩。他们正在用一切办法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采用租田、典地、借牛、贴牛、养羊、放羊等方法,来扩大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从雇用短工,发展到雇佣1/3、1/2、2/3的长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必然要从这条路发展为新富农,成为新式的农村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贫农则会转化为‘新的农村无产阶级”。总之,“农村资本主义,将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②

1942年以来,党政权力对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政策性鼓励及以“吴满有方向”与“组织起来”为主旋律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以及其他边区产生过广泛的社会效应,特别是边区中农与新富农阶层的崛起。例如,1945年李锐在对北岳、太行等5个华北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统计趋势分析中指出:“最近两年特别是去年,由于军事方面的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变工互助的提倡,劳动政策中偏差的纠正,累进负担扣除成本,特别是吴满有方向的号召,富农经济的发展便通畅起来了。”③当然,根据李锐统计,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主要是中农经济,新增富农数量并不很多。但是,新富农经济的增长趋势却显示了新英雄主义与生产致富的话语一历史效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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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日记》(42/3/25)(1994:356)。

② 以上见,1999:45,61。

③ 李候森:《农民在解放中——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1945/5/22)(《史料》,225~6)。

④ 从李锐给出的几个零散例证来看,新富农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加快。如1941~1942年间北岳富农户数增加0.02%,滨海到1943年增加o.86%,涟东县1942~1944年间则增长2%,而太岳的阳城固隆村在1943~1944年之间富农从33户突增到77户(《史料》,226)。

对于本文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围绕生产形成的实践性话语在后来的运动期间仍持续地发挥政治影响。①这一点在北方各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有关史料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一份1946年3月完成的太行分区当年大生产计划写道:“我们要明确的开展吴满有方向的运动。吴满有的路线,便是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他的方法,便是深耕细作。”②当年6月,党委调研室仍试图倡导吴满有方向:“富农经济今天是经过了停滞下降后的向上发展,是有其发展前途。但目前就全区来说,富农经济的土地条件是不够充足具备,再加上普遍的不愿当富农,不愿上升为富农的思想阻碍, 目前富农经济发展还不够畅达,需要我们去奖励提倡开展吴满有运动。”③

即使在出台《五四指示》的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上,会议召集者、主管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弼时也曾强调“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在代表中央起草的文件中竭力论证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政治重要性:“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④此外,据曾积极鼓吹吴满有方向的李锐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仍坚持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我在热河主持《冀热辽日报》时,1947年4月1日,我还写了一篇《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的社论。开篇即说:‘今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有个问题还待很好解决,就是必须广泛宣传勤劳致富的思想,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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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等“老区”,生产话语对贫雇翻身话语的扩散构成了有

力的抵抗,并深刻影响了的话语—历史实践。

② (太行财经),1203。

③ 《太行财经》,1207。

④ 以上见任弼时,1987:396,401。

⑤ 李锐,1998:30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翻身运动的高潮时期,生产话语也从未销声匿迹。这一点在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尤其明显。1947年12月召开的陕北米脂县土地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白治民做总结报告时就富农问题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影响下,白治民明确了米脂对富农是“打击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提出:“新旧富农应有区别,米脂有些富农(为数不多)是在八路军接防以后经过减租,由中农上升起来的,这种人在态度上和旧富农不同,土地要平分,财务的留法可以稍微照顾一些。吴满有方向是对的。吴满有下南路一无所有,他是革命才发了财的,对党是拥护的,以后战争也证明了。不过有的地方把吴满有方向误解了,如未进行土地革命和没有进行减租的地方,也提吴满有方向,实际上是发展旧富农。新富农不仅在现在有,在分地后,一定会有一批中农上升为新富农。”①

不过,除了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持续影响之外,还应看到发展生产在北方时期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考虑。不论革命多么猛烈,粮还是得打,饭还是要吃,何况一场没有后方生产与支援(公粮、战勤、支差等)的战争也根本不可想像。②因此,在战争形势下,对党政权力来说,如果说发动群众闹翻身刻不容缓,那么组织群众闹生产也刻不容缓。这正是北方实践的话语一历史情境。

然而,实践中的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历史关系并非如其话语逻辑关系一般顺畅明了,而是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生产运动靠的是劳动英雄带领群众,而翻身运动则靠的是翻身英雄冲锋在前。然而,闹翻身与闹生产的“英雄主义”逻辑毕竟不同,而“积极”与“落后”也可以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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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脂县委:《白书记在米脂土地会议上的传达报》)(1947/12/22)(米脂县档案馆)。

② 由于战争的原因,农民生产与负担问题在北方期间越发显得严峻。例如,晋绥首脑李井泉在1948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团结中农问题时说,“假如中农不生产,我们的军队吃什么?”(《晋绥财经》,475)

“发动贫雇”与“翻身英雄”

翻身是北方的政治代名词,是中国乡村革命的象征。①正如“”一样,“翻身”的具体内涵变动不居,而这个说法也并非到北方时期才出现。翻身曾一度是致富的同义词,其与生产的关系也就非常直观。但是,北方运动期间,翻身与“发动贫雇”的阶级斗争话语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并逐渐成为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治隐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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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丁(1980[1966])关于晋南潞城张庄的著作即以《翻身》命名。该书当年历经曲折才得以在美国出版,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革命研究的经典书目。

② 前引太行报告中曾提到:“分配果实的时候,下中农要求分些果实缓缓气,一般中农和富裕中农要求分些果实顺顺气。只要他分到一条腰带他也高兴,足以证明自己是‘根上的人’,是‘翻身户’。”(《史料》,370)由此,可见中“翻身”的政治化与“斗争果实”的符号化。寺沟村(骥村邻村)中农王亮的故事也例证了这一点。王在骥村清算地主运动中是积极分子,他回忆起当年分配的斗争果实时兴高采烈:“我分得喝烧酒杯子,这么粗啊这么高,给我分那四个。回(家)来啊我们老人(即他父亲)那阵说,‘你那是些甚?’我说‘这是喝清酒杯子’。‘你还要喝清酒了?!你连黄酒也喝不上,还要喝清酒!’我咱放得那柜子上,就放那圪头了。这可是好杯子,喝清酒杯子可是好杯子了!那(我)这回来呀睡下,第二天早晨我还起来不晓得做什么去了。(返)回来呀,我说‘那几个杯子哪里去了?’那(即他父亲)早就端那(即杯子)出去打(即摔碎)了! (笑) ‘要那做甚了?!那给你抹黑了嘛!’打它驴日的倒一把圪渣啦!”(2000年1月15日访谈,转引自《骥村人》,58)显然,在王亮的讲述中,“斗争果实”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他经济上翻身,而是成为他参与“翻身”的历史见证。

翻身为的是贫雇农,靠的是贫雇农。一句话,翻身就是贫雇农的翻身。①这一点,党内著名农民专家邓子恢讲得至为清楚:“有无成绩,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贫雇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②而在整个过程中,贫雇农始终被视为革命的主力、骨干,“发动贫雇”成为革命政党开展翻身运动的战略要旨。因此,在翻身运动中,贫农、雇农以及赤贫农所组成的庞大农民群体(而非笼统的“佃农”)成为乡村革命的真正主力军。③事实上,贫雇农翻身的利益要求与话语鼓噪直接推动了政策从最初《五四指示》的“耕者有其田”到全国土地会议期间明确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之方针的激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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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2/15]中,贫农、雇农被分别刻画为“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与处身乡村的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政治自我想像相呼应。草案中写道,雇农、贫农是“农村中最受痛苦而有革命翻身的强烈要求的人们”(参《文件》,199~201)。在北方时期,革命政党甚至视贫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同上,176,200,201)。当然,革命政党的自我想像也是话语一历史地变动的。例如,贫雇闹革命危及到革命党政权力后,便出现“贫雇农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领导权”(党的领导)的话语区别。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② 邓子恢:《给少奇同志转中央的一封信》 (1947/7/3),《史料》,379。邓子恢的政策建议主要针对《五四指示》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富农路线错误”而来,因此他主张明确提出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邓曾是方针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决策者之一,还曾主持过华中,是党内高层中对有深刻见识的人物。例如,邓同时提出:“贫雇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中与满足贫雇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 (同上)然而,北方实践(特别是柯鲁克夫妇、韩丁所展示的“老区”、“半老区”的情形)表明,贫雇翻身必然会把斗争烈火烧向党政权力的另一重要社会基础——中农与新富农。在这个意义上,邓子恢的建议可谓是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的一个写照。

③ 北方中许多佃富农(后来被列为“新式富农”的一种)与佃中农成为阶级斗争对象。例如,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的劳动能手刘旺就是一例。不过,佃富问题(及相关

的青苗处理问题)在东北中最为突出。1948年2月7日,刘少奇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25%,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东北财经》第一辑,368~369)。

翻身实践与贫雇化的“群众”话语相配合,在北方乡村中一度造成以贫雇赤为主体的“翻身英雄”们的天下。与劳动英雄、生产积极分子不同,这种新型革命积极分子往往不是(也不必是)庄稼能手,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过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①他们过去在经济上是贫困的,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在社会中是边缘的。然而,这些处于乡村秩序底层乃至游离于乡村秩序之外的人们,历来是最具颠覆性的社会力量。②

早在北方的20年前,青年就曾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鼓吹贫农阶层的革命角色。这位当年国、共两党的农运专家为驳斥“痞子运动”论,大胆提出贫农是“革命先锋”的论断。他认为,贫农大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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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骥村清算地主时的农会主任刘荣就是跟工汉出身,家里没有土地;而另一位积极分子民兵连长刘发也不是“受苦人”出身,而是村里的“黑皮”(流氓)。当然,不能把这一判断绝对化。例如,一份关于陕北义合延家川的汇报材料中讲道,西北土地会议后当地的群众自发斗争中领导人物“一般为中农,个别为中农以上成分”。究其缘由,“时正催粮,中农想把地主浮财底财都搞出顶公粮,以减轻自己负担,上中农最积极。”(《陕甘宁财经》,119)不过,这份材料在当时是为了说明贫雇农还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② 许多学者曾探讨过这一阶层群体的历史形成及其对社会秩序与结构变迁之影响,如参Perry,1980;Huang,1985;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

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一言以蔽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 20年后,当毛从军事中抽身出来指导时,其贫农闹革命的情结不减当年,而且更进一步在组织上落实其独特的先锋论:“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贫农雇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②这样,贫农团这一群众性组织在北方中一度成为临时的权力与执法机关。③在毛看来,的基本任务就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而贫农团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组织保障。从毛的先锋论可以看到“贫雇农”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重要位置,而“发动贫雇”也成为翻身运动中的轴心式话语一历史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贫雇闹翻身是个人意志的体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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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选》第一卷,21。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5),《毛选》第四卷,1250。

③ 1947年9月13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五条已经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乡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史料》,422)。

④ 贫雇闹翻身的思想不仅仅是革命话语的逻辑延伸,而且也是革命政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实际政治经验。例如,晋冀鲁豫边区在1947年7月的总结中曾记述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这是我们历史上纠缠最久的一个问题。四二年以前,由于某种现象的迷惑曾经存在过先发动中农然后才能发动贫雇的思想。四二年减租运动中,实际体验到发动贫雇之重要。四三年豫北新区的群众运动及四四年查减运动中,就一再强调发动贫雇,可是又产生了忽视中农讨厌中农的偏向。……四五年十二月会议明确提出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明确说明在发动群众的观点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也在发动之列。在农民内部的关系上,贫雇是主力,是骨干,同时必须团结中农。四六年十一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统一了这一思想。并且在一年来的中证明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见《史料》,394)。但是,北方的进程表明,统一了思想不等于问题就不再缠身。事实上,贫雇与中农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北方的严峻问题。究其缘由,在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相互制约与影响下的实践过程有其特殊的话语一历史逻辑。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讨论。

革命要依靠贫雇,革命要满足贫雇。在翻身的话语一历史实践中,“贫雇”、“农民”、“群众”三者的语义界限是暧昧的,而在语用过程中常常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中,“走贫雇路线”的口号也曾一度公然出现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当然不是要刻意模糊“发动贫雇”与“贫雇路线”的重要政治差别。事实上,“走贫雇路线”在北方中一经实践后很快被明确定性为“左”倾错误而遭到严厉批评。然而,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贫雇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其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何在?

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党在华北、华中广大新区反奸清算及随后的减租斗争过程中看到发动群众、逐鹿中原的战略形势。次年,在内部传达的《五四指示》主要体现的是革命政党在“要地主?要农民?”的严峻政治的最后抉择。①这个大决心就是“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谓“一条批准”。然而,在明确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的行动”的同时,该指示的主要篇幅是花在规定一系列照顾各色人等的有关措施,如“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决不可侵犯中农”云云。此即所谓“九条照顾”。②显然,此时革命政党审时度势,仍是两手准备。此外,这个已有相当政权经验与统战经验的革命政党也不会在新形势下贸然走得太远。因此,在指示中,“贫雇”尚没有得到突出。

这样一来,在《五四指示》的传达与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批准”派与“照顾”派的尖锐分歧。1947年8月,时任太行区地委书记的陶鲁笳在一次检讨工作的发言中历数指示传达以来出现的各种“错误”,并认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都是从强调九条照顾而来的”。例如, “有的地方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忙于纠正对中农的偏向,要贫雇给他们退果实,结果地主从旁利用,贫农在哭,中农更加不安”。当然,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话语分歧与斗争主要围绕“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而展开。陶提到一次会议上还为此一一“特别看到战争打起来了,如果把地主阶级消灭了,不是把我们的社会基础缩小了吗?”——而有过激烈辩论。主持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则明确提出,在批准农民土地要求与照顾地主各色人等同时执行发生矛盾时,解决办法应是“强调一条批准,不强调九条照顾”。他在解释“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方针时还指出:“在执行时特别在运动初期,又必须适当注意不要因过分强调团结中农而限制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某些地方在运动尚未开始,而过分强调团结中农(中农病),结果是把新的束缚加在群众的手足上,使运动软弱无力”。③不难看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贫雇话语渐占上风,而“照顾”则成了右倾乃至地富思想的表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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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五四指示》的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1996:398~405)的回忆;另参《薄一波同志传达中央〈五四指示〉》(46/5/27),《华北财经》,862~65。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五四指示》并不见得是从减租运动到运动的革命性突变的标志(如Pepper,1999[1978]:245~49;刘一皋,1995)。这样的看法有助于分析从政策与策略层面深化到运动发展进程;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五四指示所标示的一些重要变化。

② 《史料》,248。

③ 《河南》,27。

④ 其中最为著名的牺牲品大概要算曾主持山东的原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黎玉。黎也曾是参与制定《五四指示》的高层领导之一。1947年下半年由他主持的山东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因“富农路线”等错误而受到华东局整肃(参《山东大事记》,315)。

可以说,《五四指示》以来的一个话语趋势就是“群众”一度“贫雇”化,以致《五四指示》在运动过程中也逐渐遭到质疑、批评乃至否定。①例如,曾参与制订指示的邓子恢后来就批评指示“束缚了广大贫雇农不敢起来”,“起来亦因分不到多少地而不感兴趣,因而难于发动”。因此,他在谈及贯彻的群众路线时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与阶级路线分不开的。即是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以贫雇农为中心再去团结中农;而不是以富农或中农为中心。所谓倾听群众呼声,也是倾听雇贫中农的呼声,而不是去倾听富农的呼声。或者专门倾听中农的呼声。犯富农路线错误的同志,除他主观上错误的阶级立场外,便是错听这种呼声之故。”②

在注意到话语实践的逻辑之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随着运动的展开,“发动贫雇”与“满足贫雇”之间的现实矛盾很快表现出来。发动贫雇翻身的一个政治依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而《五四指示》也确曾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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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与贫雇话语逐渐强势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话语现象(或话语策略)就是——借用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的分析逻辑——贫雇的“阳性”化。笔者发现,翻身实践中有关“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话语所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阶级”的社会性别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把贫雇比喻为革命的“骨干”,另一方面则把中农形容为“软弱无力”。不难看到,乡村革命话语的修辞逻辑与传统社会的社会性别逻辑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阳性与田产、田力有直接联系(这一联系或可透过“男”与“田”的文字关系而直观地体会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边缘化了的贫雇农往往与“无能”联系在一起,而不具备乡村秩序认可的阳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翻身”何尝不是一次社会性别的翻转?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② 《史料》,380。

提到一个所谓“农村中雇农、贫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的数据。①然而,这一总体判断中却居然没有提到中农!②事实上,特别是在许多“老区”,地主经济在减租减息与累进负担政策的双重打击下早已大幅下降,而中农经济成为乡村经济主体。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不触动新富农、富裕中农乃至一般中农的前提下而单靠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是不可能的。④在这样的情形下,《五四指示》所规定的“照顾”也就完全不现实了。

1947年9月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平”的分配原则随后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被写入《中国土地法大纲》——后,贫雇翻身被进一步推向高潮。⑤主持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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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料》,250。

② 1950年,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关于问题的报告》中则补上了“中农”的字眼(《刘少奇选集》[下],32)。1952年结束后,廖鲁言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把贫雇农的比例明确为70%,中农则为20%(《史料》,841)。除社会阶级构成之外,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关的另一个数字迷思(有关的考证,参金一鸿,1951;Esherick,1981)。

③ 例如,在《解放日报》1945年的一篇社论中,李锐曾分析北方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根据他提供的太行等五个分区的土地变动统计资料,地主占有土地从战前的29.5%下降到13.5%,而中农占有土地却从29.5%飙升到42.5%。特别是在北岳、太行和晋绥,“中农已差不多拥有全部耕地之一半,土地比重大过于人口比重”(《史料》,226)。

④ 例如,柯鲁克夫妇所记述的十里店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五四指示》之时,十里店已经是一个中农化的村庄,因此不得不靠割“封建尾巴”(即有过地富家庭背景的中农)来开展“翻身”运动(Crook and Crook,1959:127~28)。即使在给“斗争对象”们“摘帽子”(“纠偏”)后,十里店在1948年初春复查中搞“填窟窿”时还是要许多中农抽出或献出土地给贫农(详参柯鲁克夫妇,1982[1979]:233~265)。

⑤ 参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中工委的请示与西北中央的复示,《史料》,419~421。早在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时,就曾说过:“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毛年谱》,78)当年底,刘少奇给林伯渠的复信中也说:“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是贫农的要求,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必须拥护并实行这种平均主义,才能彻底改革土地。”(《刘年谱》,59)但是,本文认为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实践并不简单地是极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般逻辑延伸,而是“发动贫雇”的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结果。“耕者有其田”运动不能实现“满足贫雇”,这里有政策性原因(以现耕为基础或物归原主的分配方法,结果是原佃户得地,出现所谓“大佃农”),也有操作性原因(如干部得利,分多分好地,还有出租现象,被称为“新地主”),当然还有资源的现实约束(土地总量有限)。一场“依靠贫雇”的运动结果却不能“满足贫雇”,土地分配中出现“富农路线”这种说法就在话语—历史演变逻辑之中了。(参《刘年谱》,62~63;《河南》,312)而在这样的话语一历史困局下,鼓吹“农民中的均产思想是革命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参《康生言论》,130)。当然,战争形势也对土地政策的转折有很大影响。1947年7月,在中央小河会议上已经提出平分土地的原则(参《毛年谱》,208)。其时延安失陷不久,西北中央正被胡宗南部队穷追不舍。

工委常委彭真曾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详细论证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彭自陈,他从东北到冀东后才看到“不动富农,贫雇农的问题不能解决”。他清楚地知道富农问题牵涉是否影响生产、是否影响中农乃至是消灭封建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问题;然而,在他看来根本问题仍是不动富农就解决不了雇贫农土地。因此,彭真明确表示分地要走贫雇农路线,而“五四指示要清算”。至于中农问题,他提出“要分开来看,不要笼统提中农”: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富裕中农势必要被推平,但彭真认为只是“小部动一下”而已;中中农会吓一跳,发生动摇;下中农则不受影响。因此,彭乐观地以为,平分土地“大部中农是拥护的,小部动摇的,只小部动一下,但动了之后又很快稳定了”。此外,他还主张对待中农“方针上是团结,为了团结必须进行斗争,对中农团结如无必要斗争是不可能”。①如此一来,《土地法大纲》不但明确了要“推平”富农与富裕中农,而且也成为“侵犯中农”的话语铺垫。②

因此,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与不能“满足贫雇”的现实困境下,“团结中农”很难兑现,而诸如“侵犯中农”此类的话语一历史问题也就浮现出来。③当然,在本文的分析视角下,此类问题的话语一历史位置不仅限于阶级斗争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部署,而且在其与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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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彭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李昌远,2002:324~331。

② 曾参加过晋冀鲁豫的齐武先生在反思《土地法大纲》时指出:“人们从条文上也找不到保护中农不受侵犯的专列条款。倒是可以明确无误地可以理解为:‘不动中农’的藩篱拆除了。”(齐武,1995:565)

③ 与“平分一切土地”一样,“侵犯中农的利益”并非北方中的话语发明。此类话语因素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并在历史实践中再次被激发、调动、部署。早期有关文献,如可参苏区中央在1931年12月24日的《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六大以来》[上],192~94)。该决议批评有些苏区党部由于怕成为“富农路线”、“机会主义”而“机械的(地)去平分一切土地”,结果妨害中农利益。该决议说:“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同上,194)

本文试图在“中国革命现代性”题域下重新审视北方,并通过具体考察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来揭示北方的一个革命现代性后果。值得重申的是,虽然北方实践之具体话语一历史过程涉及“翻身”与“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此消彼长,但本文叙事的宗旨在于把握实践中的“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型,而无意就二者的是非对错进行评判。换句话说,本文的着眼点既非“暴露”中诸如贫雇路线之类的“左”祸,也非构建诸如“翻身”的“偏差”(“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被“生产”所“纠偏”之类的拨乱反正叙事,而是经验地展示在北方实践中“翻身”与“生产”如何形成话语一历史关联,而这一矛盾关联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进程。

本文初步提出并尝试运用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方法。这一思路不仅体现了超越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叙事的努力,而且有助于我们克服在考察北方时对“阶级”分析的依赖。①在扬弃阶级与阶级矛盾之时,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策略仍沿循以“矛盾”为核心的关系式分析传统。②自马克思以来,矛盾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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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本文所示,“阶级”本身是北方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话语一历史因素,而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之复杂而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② 话语—历史矛盾一方面凸显各话语、历史要素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旨在刻画各要素、方面之间的联系。因此,与其把翻身与生产看成类似矛与盾的两个各别事物,不如把它们看成矛盾关系的一体之两面。

统。不过,作为分析范畴的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有更为复杂的涵义及远为广泛的运用。马克思本人关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论述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深入分析相呼应。①洛克伍德(Lockwood,1976[1964])在与冲突论学派的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社会整合/冲突”与“系统整合/矛盾”的理论区分,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做出重要阐发。从系统功能论角度出发,洛氏把系统矛盾解释为系统整合层面的功能失调。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将“矛盾”引入话语分析,通过描述多重的话语矛盾来把握知识话语实践的不规则性(Foucault,1972:149~56)。以上例子都显示了矛盾分析传统中“矛盾”与“阶级”的可析离性。无论是“系统矛盾”还是“话语矛盾”都不指涉(阶级或者其他类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进一步说,“矛盾”分析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超功利性与超意志性。在这一点上,本文的思路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一分析传统中受到过启发。例如,笔者曾借用“系统矛盾”这一表述来体现本文力图在分析上摆脱功利论与唯意志论的努力。③当然,就本文的研究性质而言,“话语—历史矛盾”远比作为一般性社会分析范畴的“系统矛盾”在本文的运用更具实质意义。

本文的分析试图把握北方实践(以及更为宽泛的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的话语一历史二重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是其高度的反身性或者话语构成性。换句话说,现代革命话语(如“阶级斗争”)历史地构成了中国革命实践并深刻塑造了其历史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既是历史过程也是话语过程,而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考察也相应地是话语一历史的考察。具体到本文而言,话语一历史分析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张力与“斗争”及其结构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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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参吉登斯(Giddens,1979:132~37)扼要的有关综述。

② 当然,这一界定的功能主义论调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如参Giddens,1979:138~39)。不过,吉登斯在构建其结构化理论过程中过于急切地清算功能论,而未能平心静气地理解其师之概念区分的重要理论意义。

③ 这当然不是说“矛盾”与行动的功利动机以及利益驱动的行动毫无关联。相反,我们所关注的恰恰是二者在具体话语一历史实践过程中的关联。

“话语”在本文中只是一个出于实用考虑的权宜说法,用以克服我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些不足之处。①尽管“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学理联系非常紧密、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刻画二者在一般性运用上的一些重要区别:首先,“意识形态”的特征往往是其体系性、僵化性与封闭性,而“话语”则可以凸显局部性、灵活性与开放性。其次,“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打上太多的政治烙印,而“话语”则使得我们可以对称地处理革命文化诸关系中的不同因素、方面(如“翻身”、“生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是消极的表述、反映(而且往往被视为是虚假的或扭曲的),而“话语”则是积极的实践、是嵌入历史的。话语(如阶级斗争)既不是历史终极动因,也不是历史的消极反映,而是活跃在历史过程(如运动)中的实践性因素。最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常常是历史唯意志论,而“话语”则强调历史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其所处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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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话语”(discourse)一词因福柯开创性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而在人文与社会学科中广泛传播开来。福柯本人曾明确强调他的研究主题是“关于真伪对错的话语”,显然他使用“话语”意在颠覆“科学”的真理地位。与此不同,本文的用意则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析弊病。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提出“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历史矛盾”等概念以体现与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这一“思想史”研究路径下提出的“话语实践”及“话语矛盾.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也许与《知识考古学》后福柯的研究路径更为接近一些。当然,福柯本人不但研究兴趣从来不是革命及革命现代性,而且在其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探讨中还刻意地回避了法国大革命。

本文所谓“实践性话语”不同于社会学家舒尔曼提出的“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Schurmann,1971[1968])。舒氏关于“纯粹意识形态”与“实用性意识形态”的概念区分是就革命意识形态问题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讨论(1971:17—104)。通过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舒氏试图把握革命政党的思维方式,即这一现代组织如何结合一般理论教条与诸核心理念(如“矛盾”)而形成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性、原则性,而突出了其可变性、实用性。但是,与此不同,实践性话语所关注的不是思想的实用工具理性维度,而是言说的历史实践构成维度。换句话说,它指涉的与其说是历史行动者(个体或组织)的意识本身,毋宁说是塑造或影响历史意识与行动的言说情境。此外,与实用性意识形态强调观念的体系化不同,实践性历史话语则凸显诸“局部”言说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分歧、紧张乃至“斗争”。话语一历史矛盾就是我们把握这些分歧与“斗争”的分析工具。

话语—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诸实践性历史话语及其复杂关联。但是,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不仅仅是话语矛盾,而总是话语、制度、组织等多个层面、多种维度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话语性历史实践,但历史实践总是话语性因素与现实性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构成的复杂过程。最后,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不是建构一般社会理论的工具,而是一种力求对史料中话语一历史的细节保持经验敏感而又不深陷其中的历史考察方法。

以上冒昧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谨求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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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门?然(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论文联盟化学院讲师。以下简称“门”):倪教授,很高兴与您就西方骑士制度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骑士制度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有更多年轻学者已经对这方面问题展开了研究,并有一些成果陆续问世。在《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有人曾对近年来国内骑士研究的动态进行了综述和总结,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大体状况和走势。另外,通过互联网上的观察,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转载和传播着骑士方面的知识,对西方骑士的兴趣已经不单单表现在学术界,许多对西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人也普遍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近些年,您对骑士方面的研究较为投入,这个领域的情况您比较熟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您一定有许多话题可说。

倪世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以下简称“倪”):我也很高兴与你就西方骑士制度话题进行交谈。这些年,你对西方文化史投入了较多的注意力,也非常感谢你对国内骑士制度研究动态的关注。国内学术界近些年对西欧中世纪骑士制度的研究有了较明显的投入。记得2004年10月末,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术年会的讨论会上,同时有两本书向与会的同行们分发,这两本书都是研究西欧中世纪骑士的,一本是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伟奇教授的《中世纪骑士精神》,另一本是我本人的《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能有两本选题方向大体相同的著作不谋而合地出现在同一次年会上,这在国内世界中世纪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另外,在当时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项目资助前提下,国内学术界竟有三十来篇关于骑士研究的学术论文得以发表,就自发选题如此集中而言,在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亦是罕见现象。还有,我的学生们有的已经或正在做这方面的硕士论文;而据我所知,兄弟院校也有硕士和博士生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远的将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会陆续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可看到,西欧骑士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门:骑士及其现象是西方历史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出现上述现象,原因可能有多方面。这也从一个方面标志着我国对西方历史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而这种认识最直接的原因与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有关。没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恐怕国内对西方历史及其骑士制度的研究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这样状况。

倪:而且,这其中有些具体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学者的互访和资料的引进,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人们更喜欢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运用新的理论解决问题,从而更容易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再有,骑士制度是西方文化中非常明显和重要的现象,它至今仍部分地存在于西方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西方人今天喜欢冒险、崇尚勇敢、尊敬妇女、追求浪漫等现象,追根溯源,都与中世纪骑士制度有关系。人们对“骑士制度”“骑士风度”“骑士精神”这类名词似乎都不陌生,不过,细究起来又都说不大清楚。这些都会促使人们对这方面问题展开探讨。

门:国内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活跃,使一些人积极接受了新的理论观念,并运用在具体史学研究中。比如像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被应用于史学,必然会引起研究者对历史上的人以及由人组成的集团、团体、阶层、性别群体等研究对象的关注,对骑士问题的关注与学术界的这方面趋势不无关系。

倪:这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我国史学界已经有意无意地真正开始了对人研究的重视。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界,这类反应比较机敏的学界,都掀起了对人的讨论和弘扬人性的思潮;而当时的史学界却反应平平,除了为数不多的关于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等方面的文章和著述外,并没有真正展开对人的研究。这与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它不可能像哲学一样对事态做出快捷的反应并迅速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也不可能像文学作品一样立即随着情感得以抒发,史学研究对这方面问题的反应普遍滞后于上述学科。然而,史学的功效更具有深沉、理性的普遍意义。近些年,我国史学界注重人的研究已经摆脱了带有浓厚抽象理论色彩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讨论框子,已逐渐落实到对具体历史人物、家族、集团、群体、阶层等方面的研究上。这里面当然有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和渗透等方面的原因,但更有史学界自身探索的必然。人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前提,也是人类所有历史现象的核心,人类自身历史的所有现象都与人紧密连在一起,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任何现象,如果无视人的存在,孤立地只见物不见人地进行研究,就无法真正解读人类历史现象及其演进的密码。骑士与神职人员、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共同构成西欧中世纪社会人的整体,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和行为,对社会起着不同的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骑士是西欧中世纪非常重要的社会成员,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如何?西方社会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具有怎样的特征?必然会引起我们国内学界的兴趣和高度重视。

门:同样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骑士制度作为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明显现象,以前为什么没有被我国学术界足够重视?直到今天,国内世界历史教材中关于西欧中世纪部分仍很少有骑士制度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肯定不是单一的。不过,并非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对西方的骑士制度现象视而不见,记得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有过西方留学经历的雷海宗先生在讲授西洋文化方面的课程中就有骑士制度的内容,这不仅可从他《西洋文化史纲要》中看到,也可从雷海宗先生当年的学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齐世荣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另外,像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何炳松先生编译的《中古欧洲史》,世界书局出版、玄珠的《骑士文学》等著作中都有骑士制度的内容。然而,中国人早期了解西方骑士制度,更多是从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像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系列传奇作品、罗兰及查理大帝系列的《武功歌》类作品等。另外,像司各特的《盎格鲁-撒克逊英雄劫难记》等一类文学作品,也都对我国读者产生较大影响。

倪: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史学界受到前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深,翻译过来并影响广泛的教材中,如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谢缅诺夫的《中世纪史》等著作中,关于骑士制度的内容比较少。再加上那个时代政治挂帅,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当成“一句顶一万句”不可动摇的真理,在“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面前,人们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坚持”并解释经典作家创立的人类普遍发展规律等问题上。当运用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等理论考察历史时,东西方“封建社会”在统一概念下几乎相差不大,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生产力水平大体相同的基础上,领主与农奴、贵族与平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及其斗争,从而使人们很容易忽略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历史的独特性。西欧中世纪的世俗贵族大多为骑士,从而给人造成一种模糊印象,似乎世俗贵族即为骑士,那么,搞清贵族和封建领主问题,骑士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骑士被隐藏在领主身后,骑士现象在我们眼中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门:不过,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条件和环境异常艰险的情况下,仍有人对骑士问题予以重视。顾准先生在极为有限的材料之上所做的注释和推想,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所具有的宝贵自由意志,也看到了骑士制度仍是能引起人们高度兴趣的问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陆续有人写出关于骑士制度的文章。到了90年代后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国内的情况大体是这样,而西方学术界关于骑士制度的研究情况可能会有另一番景象。

转贴于论文联盟

倪:西方人对骑士制度的研究论文联盟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时间长,二是硕果丰。西方对骑士的研究可以说从中世纪就开始了,由于骑士是中世纪社会的强势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既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又拥有各种世俗权力,还是能当兵打仗的军事精英。他们的行为举止对整个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任何放肆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教会对骑士们的教化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止,社会下层的人们对骑士的行为也有较高的期盼。这样,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教会人士的说教文章或著作中都有大量歌颂、弘扬优秀骑士和谴责、抨击不法与不道德骑士的内容。特别是有些人专门就骑士的行为准则著书立说,其中对骑士出现的背景原因、社会职责、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等都有系统的阐述。当然,这类著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教化和规范骑士的行为;不过,这类著作为后来的骑士制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也对后来人们的研究思路产生了影响。

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大概是骑士制度瓦解时代,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思想家们对传统骑士的那套观念与做派已经极为不满,并进行了大肆的批判和嘲弄。被我国读者广泛熟悉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从那位衰老、滑稽、落魄的骑士形象中,我们能看到骑士已经成了被搞笑的对象。但是,骑士及其精神似乎并没有被西方后来的文化所唾弃。

倪:是的,骑士制度重新引起西方学界的高度重视是在18世纪,这与新古典主义思潮有关,也与欧洲当时思想界对社会行为和道德标准的再塑造有关。此时,中世纪关于骑士的大量文献资料得到整理、编辑和出版。骑士问题成为文学界和理论界一个热点,有较多关于骑士的著作问世。特别是在19世纪,西欧社会对骑士制度的推崇几乎达到狂热程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古董商人由于经营中世纪骑士们的遗物而发了大财;古文物研究者们对骑士武器装备等物品的搜集和研究产生极大兴趣;上层社会人物以拥有自己穿戴骑士装束的肖像画而感到时髦;亚瑟王圆桌骑士成为各学校男孩子们效仿的榜样。“童子军”的建立是西方社会一个有趣现象,而当初,童子军内部规则就是参照中世纪骑士行为准则建立的。另外,一些持传统观念的贵族们,还模仿中世纪的情景,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骑士比武大赛,并邀请到欧洲各国的贵族和政要前去参加,搞得很热闹。

到19世纪末,西方骑士制度研究摆脱了教化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意图,进入了现在意义的学术研究阶段。骑士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普遍现象,各主要国家都有骑士制度,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仅从英文著作的情况看,其研究走势大体有两个方向:一是延续总体综合性的研究,在“骑士”或“骑士制度”题目下综合相关的各种现象开展研究;二是对骑士制度所涉及的各种现象细化研究,例如,对骑士的武器装备、礼貌、行为准则、仪式、骑士团、骑士勋位、骑士爱情、徽章、圆桌骑士、亚瑟王等方面的专门研究,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更细,比如关于骑士武器装备的研究中,又分出剑、盾牌、头盔、铠甲、战马等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

门:谈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对骑士制度的研究似乎不是学术界的孤立行为,而是建立在普遍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研究,关于中世纪骑士的故事是青少年的普及知识,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小城市图书馆中,都可找到印制精美、佩有图画的骑士普及读物。而且,无论从目前西方的游戏软件开发,还是好莱坞大片的制作,都能看到骑士文化现象。骑士制度是他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骑士制度研究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

骑士在西方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那么,关于骑士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身份情况如何,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倪:西方学术界对骑士身份的辨认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简而言之,骑士是指西欧中世纪时期,装备精良、骑马作战的军人,这部分军人有着共同认可的规则和观念,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凡经过特定的准入仪式者,皆可被视为骑士。其中,既有国王又有大、中、小贵族,也有一些农奴出身者和市民,其成分并非单一,较为复杂。不过,其主体则是由各级世俗贵族组成。

以往国内学界接受一种并不确切的说法,认为骑士是中世纪那些中小贵族,实际上,骑士与贵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骑士是指中世纪那些武器装备、作战技能、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利益追求等大体相同并达到一定标准的军人。

门:我们经常能听到和看到“骑士制度”这类名词,但这个概念似乎在学术界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各家观点也都存在一些差异。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骑士制度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也有人认为它是骑士道德、品格等方面的内容,还有人认为应该是行为规则、法规、习俗、礼仪等方面的内容等。那么,骑士制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倪:所谓“骑士制度”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概念,作为概念,它主要用于人们在讲述、了解、学习、认识、研究骑士问题时的一种指代。这是对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某种骑士现象的指代,它究竟指代骑士的什么现象?都包括哪些内容?西方学术界的解释五花八门。“骑士制度”这一概念应该是对中世纪骑士总体社会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其涵盖面应宽泛、全面,否则,这一概念便不能很好地表明和指代人们所要了解的东西。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个人认为,骑士制度是中世纪骑士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所留下的所有社会现象的综合和概括,它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骑士生活方式、骑士集团内部关系、骑士规章、骑士行为准则、骑士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门:据我了解,西方学术界所使用“骑士制度”的词汇出现于14世纪,而这个词具有今天骑士制度含义和用法是在18世纪,由此看来,使用这个概念时一定要与具体的历史现象结合在一起,从而做到概念与实际的统一,否则会出现理解上的偏颇。历史上骑士的实际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它所涉及的内容,正像你所说,非常广泛,如果仅从骑士与经济的关系加以考察,可能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骑士一定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骑士制度应该是建立在相应经济基础之上的。

倪: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决定着骑士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骑士所留下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轻易能说清楚的,骑士制度的产生以骑士的出现为前提,骑士出现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公元8世纪早期之前,西方人在战场上更习惯于步兵作战,由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势,法兰克国家必须建立骑兵军队,以平定内乱、抵御外族入侵。法兰克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快捷、有力的骑兵军队。然而,建立骑兵军队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但当时西欧的经济非常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还无法使用大量货币进行军队建设,只能延续日耳曼人的传统做法,把土地作为经济支付手段。查理·马特及其后继者通过强制手段,没收了一些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以服骑士兵役为条件,进行采邑分封,同时,也使一些没有被没收土地的贵族,以提供相应数量全副武装的骑士兵役,为持有已获土地的条件。这是西欧中世纪一次非常重要的土地分配改革,它把一部分土地变成了军事采邑。采邑层层往下分封,构建起骑士军队内部的等级和统领关系的基本框架。

门:采邑分封是西欧中世纪社会很重要的内容,它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范围包括经济、阶级关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采邑与骑士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骑士的经济需求来源于采邑,由此,也可以说,采邑是骑士的一种薪俸。不过,通过读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可看到,采邑尽管是一种薪俸,但是,领得采邑者不一定都是骑士,领主有可能把土地分给从事其他服役的人,如,管家、有特殊技能的手艺人、行吟诗人,甚至还有些神职人员,领主把采邑分封给这样的人,需要这些人提供所具技能的服务,而不是军事服役。这部分领得采邑者,并不是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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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骑士是领得采邑并承担军事义务的那部分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采邑并不完全指土地,采邑是一种为服役者提供的报酬,它的主要形式是土地,但也包括其他能够提供经济来源的项目,例如,一座桥梁、一处磨坊、一座可出租的房屋、一个市场,甚至一座教堂等都可作为采邑,成为一种收入来源。再有,骑士的经济论文联盟来源并不是采邑一种形式,有些骑士没有采邑,而是被领主豢养在家中,还有些没有采邑的骑士成为“游侠骑士”,他们到处游荡碰运气,参加各种战争和比武大赛,从中获得经济收入。有些穷骑士还真的靠这种方式发了大财,成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另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西欧中世纪有一部分自由民,也从领主那里获得了采邑,在领主需要时也出兵打仗,但这部分人所获得采邑数量较少,距离装备一名标准骑士的经济要求相差很大,因此,服役时的武器装备和所承担的责任不及骑士。这部分人尽管在战场上也大都骑马作战,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骑士,西方有些学者把他们称为sergeants(军士),而不是knights(骑士)。当然,也有学者把这部分人笼统地称为骑士。实际上,这部分人大都没有通过正式的骑士准入仪式,许多方面的标准还达不到骑士要求的水平。

门: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经济来源似乎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好像也没有哪个国王或皇帝颁布诏令,明确固定骑士的经济来源标准,而且骑士的身份标准也不是凭财产必须达到某个固定标准来确定的。但是,作为军人,骑士的武器装备以及打仗、日常生活的经济开销一定会有起码的标准。

倪:装备一名较为完善的骑士,各项所需与土地的规模有一定关系。在骑士制度早期阶段,一匹战马的价格大体相当于6头公牛的价格;而铠甲的价格与这个数目也差不多,再加上头盔、剑、盾牌等全部装备下来,大概相当于23头公牛的价格。而当时普通自由民家庭有的连一头牛都没有。维持如此装备标准,最终落实在土地上,是个不小的规模。而且,战马还要有草料的消耗,战马也会受伤还会死去。此外,除了骑士本人的消费,有家庭者还必须提供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需要。因此,维持如此规模的经济需求,大约需要300~600英亩的耕地和100名农奴在土地上的劳动。当然,这个标准只是装备较为精良的骑士的经济需求的基数,许多骑士达不到这个标准,也有许多骑士远远超过这个标准。

门:能够持有如此规模土地的骑士,其社会地位一定是较高了,因为,在中世纪时代,土地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它还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我们通过亚瑟王传奇等文学作品,了解到西方骑士大都是受人尊敬的英雄,而且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成为中世纪世俗文化的亮点。我想,在实际生活中的骑士,各方面的情况可能与文学中的描写有较大的差别。

倪:实际生活中的骑士既是个体,又是一个社会群体或集团。作为个体的骑士,由于经济地位、等级地位、生活水平、思想道德观念的差异等,他们的状况不尽相同。有些骑士可能是遵守规则的典范,成为被世人尊敬的英雄;有些骑士可能干一些不法的事情,形同强盗和匪徒。从骑士集团整体情况看,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从事生产劳动,是职业军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和职责是军事活动和战争。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核心内容在军事方面,他们大多从小开始军事训练,成年后举行册封仪式,正式成为骑士。骑士每天的主要活动围绕军事展开,包括训练、比武、守卫城堡、行军、打仗等。而且,他们的一些娱乐活动,如狩猎、比武大赛等也都具有军事特征。当然,骑士的生活不只限于军事方面,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还创造了自己文学形式,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是西方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军事活动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内容,他们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军事方面。

门:尽管骑士是职业军人,他们生活的核心内容在军事方面,但是,他们的社会作用似乎并非只表现在军事方面。骑士是所谓的职业军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部队里的这种军人,而是对中世纪那些亦农亦兵的自由民而言的专职军人。据我了解,骑士不从事生产劳动,专门以打仗为生。中世纪的社会分工还并不精细,作为军人的骑士,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身份是复合型的,获得采邑的骑士,成为某个阶层的封建领主,他在自己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方面的权力。因而,这部分人由于从事军事职业而同时成为领主、贵族、官吏。还有一部分被各阶层领主豢养在家中的骑士,也帮助领主执掌着各种权利。因此,这部分军事精英具有复合型的身份特征,这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更具广泛性,并非仅限于军事领域。

倪:骑士在西欧中世纪处于社会上层,居于统治地位,再加上军事精英的身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从骑士制度所包含的几方面内容中可看到相应的影响和作用。例如,他们对经济的需求,影响到土地和财产的分配和继承;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引领中世纪世俗生活方式的潮流;他们的内部关系,构成西欧封建等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成为世俗社会各阶层人民仿效的榜样;他们的思想文化,对当时和后来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骑士制度对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门:讨论一下骑士制度对西欧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它可以把西欧社会的许多现象与骑士制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会得到从其他研究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以往很少见有人把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经济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的,骑士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采邑分封是西欧中世纪最重要的财产分配制度,以往我们看采邑分封这一问题时,更多注意的是土地的分封,由此引发的封建化进程加速,以及在此之上等级制度的确立。如果我们把采邑分封与骑士制度联系起来,会更清楚地看到双方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从单方面讲,采邑分封的主要原因是法兰克王国建立骑士军队的需要,即军事需要促成了这种以土地为主的财产分配形式的出现。作为采邑的土地,其所有制形式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从理论上认为国王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那么,采邑的层层分封会造成某一片土地被多个领主共同持有,而这种持有并非是拥有真正所有权的占有,从而造成部分采邑的所有权与持有权相分离。这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财产制度,在此之上建立的也是西欧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采邑分封是军事改革的结果,采邑出现本身就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变化。

倪:关于骑士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在西方学者们的著作中也不多见。社会经济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它不仅有生产、销售、消费等方面内容,还包括经济政策、土地分配、财产所有制形式、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内容。骑士制度对西欧中世纪经济产生综合性影响,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随着骑士制度的发展,采邑分封的扩大,以往由贵族所有的自主地数量逐渐减少。其次,采邑分封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有密切关系,尽管其中的许多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庄园的利益维护与军事有关,而中世纪军事的核心内容是骑士制度,骑士的职能之一是为领主守家护院、保护领主的利益。再有,采邑的军事义务,使长子继承制度得以普遍实施。采邑作为一定面积的土地,领有者要承担相应数量的兵役,而承担骑士兵役与采邑的规模相对应,提供每名骑士经济支持的土地规模有起码的数量限制,如果采邑被其他人分割继承一部分,骑士军事义务的履行将无法落实,这是领主和附庸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门: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骑士制度对政治方面也一定会产生影响。政治概念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像政权、司法、军事等都可被笼统地划为政治范畴。采邑分封造成部分土地与军事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这些土地之上的各种权利与各级骑士密切相关,从世俗权力体系总的情况看,能够作战的军人成为权力结构的主体。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主从关系,成为政权体系中重要的用人机制,附庸骑士往往成为领主任命官员的首要人选。因而在西欧中世纪封建政权体系中存在着主从关系系统,而主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由各级骑士构成。西欧中世纪世俗政治中存在的浓厚军事特征,以及世俗权力中行政、司法与军事混在一起的现象与骑士制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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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不仅如此,骑士制度对中世纪的法律也产生重大影响,西方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执法观念在很大程度与中世纪有直接联系,以往我国学术界更多注重罗马法对欧洲近代法律的影响和作用,却忽略了中世纪以来西方法律制度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中世纪传统习惯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影响。骑士与领主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大体明确各自义务和权利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领主为附庸提供怎样的经济报酬,附庸得到这份报酬后要为领主承担怎样的义务,双方在举行“臣服仪式”时就已经较为清楚。附庸一旦违背契约,领主有放弃契约、收回采邑的权利;领主如果违背契约,附庸也同样有放弃契约甚至武装反抗的权利。中世纪这种契约关系的关键所在,不在于契约中对双方各自权利和义务规定得有多么详细和准确,而在于双方在人身平等理念下执行契约过程中强劲的制约机制的存在。领主和附庸双方都是骑士,都是装备大体相仿的军人,当双方共同订立的法律遭到一方违背或践踏后,另一方具有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或弥补损失的可能。在中世纪时期,无论领主还是附庸违背契约的举动难以避免,但是,最终兵戎相见,以军事和暴力维护即定的法律和规则,成为一种能被社会承认的行为。这种现象也表现在个人法律纠纷时当事人双方的司法决斗中,其中的理念是:在上帝公正的裁判下,双方平等地让生命来说话。这种情况对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会起到震慑和约束作用,同时也为社会造就了一种宝贵的习惯和风气,即对任何不遵守规则的行为进行不惜一切代价的抗争,无论他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重,人们都有反抗的权利。从英国大的签订、议会制度的建立及其功能的演进,我们不难看到西方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与我国古代法律现象相比,我们的法律条文不可谓不全面、不细致,但法律执行只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只具有单方面执行权,而且,上级对下级、官吏对百姓任何不法行为很难得到强有力的限制和纠正。这其中的差异,我们只能从东西方历史传统中寻求答案,而骑士制度可帮助我们对这方面问题做出许多解释。

门:骑士制度的核心内容在军事方面,因而骑士制度对西欧军事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和深远。骑士制度是西方军事需要的结果,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与民族大迁徙后的五百多年里,西欧地区的各类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直至公元10世纪,混乱的战争状况才有所缓解。在这段较为漫长的时间里,连绵不断的战争锻造了西欧社会内部强有力的军事机制,骑士制度则是这一机制的核心。战乱的局势,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军事建设紧密地连在一起,军队建设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采邑分封在极大地提高军事精英——骑士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把这部分人推到世俗政治的统治地位,他们掌握着世俗权力。骑士是军人,他们热衷于战争,从事战争是他们的天性和本能,战争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物质利益和崇高的荣誉。

倪:骑士又是统治者,他们可以把政治权力与军事行动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使政权结构和权力运作体系更有利于发动与应对各种战争,从而使政治权力中具有对战争的即时反应机制。骑士还是贵族,他们的行为和观念令整个社会瞩目、敬仰和仿效,他们在诸多方面引领着中世纪世俗社会的潮流。他们的尚武精神与贵族身份融为一体,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尚武力、勇敢、冒险等与军事行为连在一起的行为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形成一种时尚和传统,对欧洲近代以来的远航探险、军事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门:骑士制度对西方文化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今天看来似乎更为明显。西欧中世纪的许多传统和观念离今天西方社会似乎很远,但实际上有许多东西联系得很紧密。当今,西方许多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与中世纪有着直接的关联。例如,对妇女尊敬和彬彬有礼的观念和行为,与11世纪末期以后形成的骑士爱情观念有直接关系。西方社会把尊敬妇女以及在社交场合中对妇女的礼貌举止视为绅士的美德,这种现象追根溯源并不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创造的,而应归功于中世纪的骑士们。再有,目前西方文学和影视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英雄救助美人等表现模式,都与中世纪骑士文学有内在联系。包括目前国际惯例中的“圆桌会议”形式,也与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情结有关。中世纪文化,是今天西方文化之花的重要养分,而中世纪文化则由于骑士的存在而更加绚烂多彩。

另外,西方骑士的英勇形象也给我们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人自然想起我国历史上的侠客。如今在网上,已能看到许多人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以往我们更多地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到骑士和侠客,双方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如果从历史和文化方面展开比较研究,可能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

倪:人们之所以容易把骑士与侠客相互联系和比较,主要是因为双方有些共同点。首先,双方都有超凡的武功和施暴能力,这种能力在古代乃至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仍占很高的地位,是令人敬畏和羡慕的能力。东西方古代历史中的英雄形象大都与这方面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其次,双方所实施的武力都具有勇敢和大无畏的特征,而这方面的行为是令整个人类所普遍钦佩的。另外,骑士与侠客通常要遵守被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侠”的形象与“义”连在一起,而这种“义”包含着人们心目中的某些正义和公平。

门:在骑士精神中,也具有维护正义的原则。受封仪式过程中,骑士的剑要被放在圣坛上接受神职人员的祈祷,剑的双刃有特定象征意义,一边服务于上帝,保护教会,打击异教徒和上帝的敌人;另一边保护人民,惩治残害弱者的恶人。侠客与骑士的这种行为规则,是他们光辉形象在东西方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传颂的主要原因。

东西方古代社会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环境,双方的社会条件和文化非常不同,因而形成的社会现象也存在明显不同。中国的侠客与西方的骑士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中国的侠在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存在是非法的,“侠以武犯禁”意味着,他们往往通过非法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侠的行为特征与我国古代体制、官场腐败、民情传达不畅、豪强不法等现象有关。皇权专制,容不得那些武功高强者违背官方的旨意行事。侠在中国古代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在动荡年代,他们的形象往往与绿林好汉的行为相依托,同时,也为民间结社、江湖结义、民众造反和起义提供了精神上的鼓励。

倪:而骑士则是社会强势集团和正统势力,他们在很大程度是社会法律规则的制定者,他们所形成的行为规范成为引领整个社会行为的准则。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按照他们认为公平的规则行事,凡不合其规则者,他们可使用武力予以纠正,而他们为此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往往打着合法的旗号。因此,骑士们的暴力行为显论文联盟得透明和公开,而侠客的行为则显得隐蔽和诡秘。对隐蔽和犯禁的行为,任何官府都会担心和忌讳。因此,侠客在我国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里,并没有形成较为广泛和固定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成员可能出自任何阶层,且身份不固定也不合法,还具有很强的即变性。

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对侠客的崇敬心理一直没有泯灭,并形成所谓的“侠文化”。直到今天,许多人仍对侠肝义胆的行为心存敬佩。这种现象与西方骑士精神能够延续至今的现象有相似之处,西方人也同样对那些勇敢、正直、慷慨、悲壮的行为十分敬重。从中可看出,东西方的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都具有普遍的血性和阳刚的正义感。但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为什么同是在广大民众心中长期传颂的英雄好汉,在我国古代社会被视为“犯禁”的非法者而在西方却被视为合法? 转贴于论文联盟

门:谈到这里,使我想起日本历史中的武士,两者中也有着较大的可比性。武士与骑士有许多不同,比如,武士的忠诚具有始终从一性,当初认定的主人,为之效力至死不渝。而骑士则可以有多个领主。另外,武士的行为准则受到佛教、神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思想深处没有“原罪”的概念,在此之上的“忠”与“义”更多体现在对主人个人的忠诚行为上。为了向主人尽忠,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具有一意孤行的特征。而骑士规则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特征,对领主的忠诚和献身是在信仰上帝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对领主义务的执行更具有理智和规范性。日本与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罪行的不同态度,可从武士和骑士对各自国民性格的影响中得到部分解释。同样是社会的军事精英,他们都具有优秀军人的典型特征,勇敢、忠诚、舍生忘死等,然而,在这些相似特征的表象背后,有着各自文化深层的诸多区别和差异,这些都值得进行细致的研究。

倪:这是个有趣的题目。马克·布洛赫在其《封建社会》一书中也曾提到西方封建制度与日本封建制度的相似和区别。记得我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之一,国内研究日本古代史的知名教授,孙义学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特别强调过日本古代史与西欧中世纪历史的某些相似特征,并指出,这些相似性是导致日本近代以来与西方社会某些共性的历史根源。今天看来,日本的武士与西欧的骑士有着很高学术可比性,日本近代以来直至两次世界大战,所做出的一系列对外扩张和军国主义侵略行径都与武士道有关,而且武士道与骑士精神都对各自的国民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肇始于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唯独在亚洲的日本一拍即合,产生轰动效应,这与日本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崇武传统有关。武士在日本古代历史中较长期存在,他们也居于社会上层,对社会也同样具有移风易俗的影响力,他们与骑士一样给各自的文化留下了鲜明的军人印记。

门:通过上面的交谈,我们可看到,西方中世纪社会及其军事的许多特征与骑士集团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与这部分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没有骑士的存在,西方文化不可能表现出相应的许多特征。从我国古代历史的总体情况看,并没有形成向日本的武士或西方骑士那样长期控制国家政权的强势军人集团和内部关系体系,这是我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化与西方存在很大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倪:把西欧中世纪的骑士与中国古代士大夫进行比较,是至今学术界仍没有认真对待的问题,两者乍看起来似乎少有可比性;而实际上,如果把两者进行比较,可较清楚地看到各自文化的诸多差异。骑士与士大夫都长期地存在于各自古代社会,他们都处于社会的上层,其中的许多人居于国家政权结构中,掌握着各种权力,他们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笼统说来,中世纪的西欧政权结构由于骑士制度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军人政治特征;而中国古代政权体系则具有明显的文人政治特征。这两部分人由于各自的社会职责以及进取和获利的手段、渠道、目的的明显不同,造成他们行为和观念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特征。无论骑士还是文人士大夫,都论文联盟是各自社会令人仰慕的精英,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受到广大下层民众和后来人效仿和追逐,并形成被东西方视为文化传统的许多现象。例如,在西方,由于军人长期执掌世俗权力,形成重视军人、崇尚武力的传统;而在我国,则形成轻视军人、视军人下贱、“好人不当兵”的观念,同时,也把动用武力视为解决周边关系的“下策”。另外,在西方文化中,以军人观念为核心突出了英雄主义、冒险精神、崇尚武功、罗曼蒂克等文化特征;而在我国,以文人观念为基础,突出形成了足智多谋、老于城府、中庸平和、韬光养晦等行为风尚。双方文化特征中的这种差异,暂且不易用谁是谁非、孰优孰劣做简单评判,不过,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到目前人们的行为,而人们的行为会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发展走势,这是值得研究者们高度重视的。

门:从而看来,骑士制度研究还可开拓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比较,通过西方的历史反观中国,一定能够看到许多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历史现象。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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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我的前半生,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20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就是因为我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民间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

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并且,目空一切。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我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而去做一个“斗战胜佛”的,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

20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经常以个人微弱之声对抗主流世界。那些精英们说,何新已经不存在。因为他们早把何新打倒在地一万次了。而我则说:对不起,还要劳驾你们再打一万零一次――因为老何仍然在这里。

始启疑蒙

1949年12月,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4岁被接到北京。我父亲何炳然先生1995年过世,他生前是一位知识分子干部,不算高于。抗战时期,他在大学时代(重庆的前中央大学)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新华社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当时虽然我只是10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政治斗争的动向。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已开始萌生怀疑。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今天人们谈论“”,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这个时候想读书,没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和“偷”。我们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大门,没人管理。在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当时听到什么“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就是这种心理。

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我最初的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派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但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

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反革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本来在“”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隔离起来。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开运动的旋涡,在学校(北京24中学)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1968年6月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戍边”。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辩证法认为,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

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熬读。直到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书又读不成了。

浪迹燕京

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时期的―个政治组织,以反对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

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到4月。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到1970年5月,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疾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一两个月后,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显然已有生命危险。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维维,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后,维维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和我分手。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坐火车逃回北京。

回北京后,我一度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这位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心脏较常人有所扩大,医生竟看不出我具有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体征和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之一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之一。)。

这时我就想,我还得继续进行我在兵团没干完的事业。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思考,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做是自身的一种使命、一种职责。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那种身份,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做这样重大的事情,关注以至批判性地思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你说荒谬不荒谬?

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这次会议是“”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时候,说只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都拿出来陈列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我的女朋友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是一个小豆浆馆,花1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天坚持去,几乎风雨不误。

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艾,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这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今夜的黑夜特别漫长。生活嘛,每天小艾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

小艾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但是后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我们的爱情也就破灭了。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故人非事事休”。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艾,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

段流浪的日子每天挨冻受饿的,虽然人很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紧张。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是正式被捕,以流浪罪而被市公安局收审。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多月,后来又转到功德林监狱的大牢里关了大概一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的国立监狱,关我的是一间只能容留一个人的小号。但是,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

我和小艾的爱情关系,在经历这一次暴风雨后彻底破灭。警方、她所在的工厂当局、她的父母,都找她谈话,告诉她何新不仅是一个流窜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而且还是一个骗子、一个贼,警方从她家中把我寄放在那里的一部分书籍和笔记本全部抄走。她的家人把她隔绝起来,不许她见我。最终她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彻底崩溃了。我后来收到她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彻底决绝。那一年可以说是我青春时代的一次滑铁卢之战。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在1971那一年中我备受折磨和困窘,可以说已经输得精光;但是意志上倍受磨炼,在精神上收获极大!

穷通自转

回到兵团后,我已一年多没有工资,身上一文不名,吃饭都要借钱。一年多漂流在外,行李都不见了,眼看就要过冬了,连条棉被都没有。不过好在政治气氛已比较宽松,机械厂让我回去当翻砂车间的工人。在工厂的各种工种中,翻砂铸造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还让我到砖场去烧砖,当窑工。当窑工之苦,是你不能想象的。但干这活有―个好处,就是一天只需要干三四个小时。这一点让我特开心,因为有了闲暇时间可以让我用来读书。

我从北京被押回农场的时候,大部分的书都被警方没收了。但我随身的一个小书包,里面还剩下几本书,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一本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本是马恩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本黑格尔著、贺麟翻译的《小逻辑》。这三本书当时令我人迷,是让我每天冥思苦想的主要精神食粮。这三本书,我一直保存和苦读了许多年。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怪人――身份是屡受批教的坏分子,破衣烂衫,腰上缠着一根烂麻绳,干着最脏最苦的活,但腰带上却别着一本外国哲学名著或马列著作。那时我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女工),都认为我这个人是有“魔症”,就是疯子、精神病。

我当时一个月基本工资是32块钱,吃饭穿衣大概要用20块钱,剩下的钱全用来买书。我记得,这个时期我系统地通读了当时开始陆续出版的新一版《马恩全集》,我那时记忆力好,理解力极强,读书的效率非常高。我最重要的收获是系统地研究并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从而逐渐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历史观。

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78年进校门,但是3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在上大学之前,我在农场写了很多东西,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我欣喜若狂,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但学校说,你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

退学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但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就到医院去搞了一个有病的证明,作为一个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识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很幸运,我有一位非常爱我的父亲。我在“”期间写过很多异端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读者是我的父亲。“”期间他读我写的那些东西,不表态,只是警告我不要轻易给别人看。但他有时却把它们送给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当时曾请托他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本来是一所在“”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而重新组建。当时师资非常缺乏,这位教授就把我作为一个具备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人们做伯乐去发现人才,社会上开了这个风气。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领导人闵庚尧先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对我表示兴趣。他组织几个老师考核了我一下,然后组织人员让我试讲了一次课,人们觉得还可以。于是闵先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处,这个学院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人大学3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向和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来历。一些学生,特别是几位年龄和我相仿或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对我很不服气。但多数学生们还是接纳我,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我比男同学更友善。我那时正年轻,风华正茂,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嫉妒,一些流言开始传播。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请求调动。校方显然也担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结果,因祸又得福,在1980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学院,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从事新的工作。

在社科院科研局上班的时候,我于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虽然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飞在天上。

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都在阅读和写作。如果说黑龙江的

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

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正和提干手续,同时局长让人事处长通知我,他们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而建议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因此,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尹达、黎澍当时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选我做助手。最初我想投奔侯外庐先生。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过去的助手之一,当时是新任宗教所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表示想调我协助侯外庐,参加重新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这位局长竟从座位上跳起身而对他双手拱拜说:“谢谢你,你是伯乐,请你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言一出,令人生疑,同时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结果侯先生不调我了。最后,是黎澍先生调我去做了他的学术助手。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我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

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结果会上我把黎澍对我的叮嘱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但主持人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

人们都被惊呆了。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议论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发言竟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的来历后,纷纷摇头。于是会后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条大罪。

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谈话,严厉地批评我。但是,老人当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却是――我在前10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临近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那天老头子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呵问我:“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贯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好在当时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也早知道我,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这样,我的编制就转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直到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这个所再也呆不下去了。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经刘再复帮助又调到了文学研究所。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其间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10年。

追问大同

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真理、社会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真理存在,这两点毋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而奋斗!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始终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我是爱国者,我关注社会公正。

在许多年里,我曾经苦苦求索,研求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各种哲学、各种学说。但是最终,我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方法,颠扑不破,经得起历史之流的反复销磨和检验。难道一种追求人类发展的全面性,追求资源和财富的普遍共享,而不是弱肉强食,被少数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所垄断,从而使人性――包括个性得到全面地解放和发挥的共产主义,不值得作为一种终极的社会理想而追求吗?

渐预风流

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中,我曾试图向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30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当年往事历历在目。的,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正是70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80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1985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引起了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其后(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

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年3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

1989年6月1日我得到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1990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我是“御用学者”。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a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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