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流手术室里的少女

人流手术室通常位处医院的偏僻角落，空间狭窄，光线阴暗沉闷，逼仄得令人心慌。虽然现在医院都千方百计地想让环境更为人性化和温馨，但这些外部的改变似乎无力驱散“人流手术室”难以言喻的压抑和沉闷。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出现在这里。她们的故事令人好奇并且痛惜，但同时也充满老套的情节和不断重复的无意义错误。她们匆匆到来，又在麻醉消退后展开的疼痛和虚弱中匆匆离开。这里发生的事情如此不堪：每十几分钟，就有一位母亲用一条未完成的生命交换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朱巧雯坐在人流门诊手术室门口候诊。她将是今天上午最后一个接受无痛人流手术的病人。手术前要求空腹，等到最后，她的身体有点吃不消，毕竟她才16岁，正是代谢旺盛的年纪，而且此时此刻，她身体里还有另一条生命。

挂号、开单子、排队交费和交单子这套程序，好像让她在疲于应付的同时暂时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可一旦坐到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小雯便突然醒悟过来。躺在手术台上，褪去衣服将敞露在天花板下，小雯内心除了丝丝恐惧，已经没有所谓的隐私和顾忌了。

手术室里只有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她们全副武装，穿着层层叠叠的防护衣，还套着防护面罩。小雯只知道自己进来的时候别人都退场了，医生只让她褪了裤子躺在手术床上。

“你的胳膊上怎么有这么多烫出来的伤疤？”

护士的一句问候无意间敲开了小雯死寂的内心。这在平时是缄口不言的秘密，但在此刻，处境尴尬地躺在手术床上，小雯突然有了倾诉的欲望，想把所有经历一吐为快。

“我自己用烟头烫的。”她的声音克制而平静。

“你自己烫的？！”护士的讶异打破了手术室的沉寂。

正在穿防护服的医生也围了过来：“你为什么要用烟头烫自己？”

“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他们从来不管我。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抽烟，抽完了就想烫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疼。”小雯的手紧攥床单，眼睛里冒着吓人的狠劲儿。

“那你也不怕做人流吗？”

“怕，怕自己将来不会生。也没办法。我14岁的时候就跟男朋友在一起了。我知道他是社会上的混混，可是他对我好。他不喜欢用套子，我就随他了。”小雯的眼神变得忧郁。

“那你是怎么感染艾滋病的？你的手术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最后一个给你做。整个手术室都消过毒了，手术过程也要隔离。你看我们大热天还得穿这么厚的防护衣，戴这样的防护面具。”

医生的话让小雯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本能的求生欲望使她惊觉起来。

“我只有他一个男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传染我的。我第一次做人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梅毒，他后来也检查了，他说他没事，不会传染。医生，那我这样，以后还能生孩子吗？”小雯对艾滋病仍然懵懵懂懂，她的关注点还集中在将来能不能生育的问题上。

“你去年人流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这么频繁的手术会伤害你的身体，影响你的生育功能。外面护士站的护士肯定跟你说过人流手术的危害，应该采取哪些避孕措施。”医生也自觉回避了艾滋病的问题。

小雯不再说话，好像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手术开始，麻药作用下的小雯，任由冰冷的手术器械在她的体内拨动。血慢慢流出，染红了白色布单，刺目而揪心。

人流候诊室并不比医院其他科室更为冷清，但充斥着压抑的沉默和窃窃私语。无痛人流手术要求必须有人陪同，陪护可能是男朋友、好友或家人。好友比较多，因为那一刻的男朋友们往往显得怯懦、害羞，而家人大多并不知情。一小堆一小堆的女孩儿颇有些尴尬地坐在一起，互相之间不知道该好奇还是该安慰。

这些陪同的女孩儿大概已经熟稔了自己朋友的故事——事实上，在人流手术这件事情上，她们可能一直扮演着出谋划策的角色。每个女孩的故事都情节琐碎，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大同小异。故事往往从紊乱的例假开始，一路慌张，直到麻醉剂打进身体才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女孩会找男人拷问两人之间的关系，稍微懂些常识的则会因为对疼痛和不孕的恐惧痛哭流涕，只有极少数姑娘会考虑到自己将要做的是杀死另一条生命。金芳芳来做人流时胎儿已经12周了。直到显怀，她都没意识到自己可能怀孕了，最后还是妈妈觉察了她的异常。芳芳还是个高中生，男朋友是她的同班同学，性关系发生在卡拉OK包间里。得知自己怀孕后，芳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男朋友——几乎不用去猜，男孩开始有意躲避她。芳芳说自己“伤心欲绝，又无助之极，恨极了那个男同学，背叛爱情的誓言，把我一个人抛弃”。她自觉无颜面再回学校，只想转学。

傅美慧是一个穿着时尚的女孩，坐在候诊厅时，她一脸与衣着不相称的惶惶不安。陪她来做手术的是两个同样时髦的女孩。美慧20岁，2011年11月做了第一次人流手术，次年4月一次，8月又一次。美慧高中毕业，没上大学，经营着一个服装摊儿，平时接触的多是40多岁的有钱男人，大把大把地给她花钱。做了三次人流，她一次也没敢跟家里说。术后第二天照样去摆摊做生意，洗澡、吃辣的、喝冰的，从来没忌讳过。美惠在网上查过很多资料，知道老做人流不好，她害怕自己将来不能生育，可是她又说，现在这些性关系也不是她自己能做主的。

所有医院乃至整个社会都在大言不惭地宣传着人流手术“无痛无害”——这根本是谎言：麻醉消退后的疼痛只有女孩自己知道，虽然那个时候她已经不会再对这次经历透露半点风声。伤害则来得更为隐秘和迟缓，中国人口协会发起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查”显示，在就诊的女性不孕患者中，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且呈年轻化趋势，导致不孕不育症的主要因素中，“人工流产引起炎症导致输卵管堵塞，从而阻碍卵子和结合”排在首位。

在人流候诊厅里，恐惧、懊悔和叹息在生命面前都显得轻佻。这是医院里最为集中处理生死问题的地方，可惜，细胞刚刚汇聚成小小的生命雏形，就被冲进了清洁室的下水道。没人为此惋惜，手术带来的“第二次机会”甚至让她们忙不迭地感激。

只是，手术能暂时帮她们清除这一次“意外”，却无法修补她们花朵般面孔下已经开始破损的内心。社会和家庭的链条上，又是哪些环节的缺失，致使她们在最明媚的年纪，遭受本不该有的心灵之伤和身体之痛。

（依照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朱巧雯、金芳芳、傅美慧为化名）

手术过程中使用的带血器械——无痛人流并非“无痛”那么简单。

女孩下身，正在接受无痛人流手术——她来的时候已经怀孕12周，只差一点儿，就必须去做引产手术。这也是她的“幸运”，否则不知道还在上高中的她会以怎样的方式记住这次经历。

她手腕上有明显的割痕，不清楚是否和怀孕有关。她当时正在手术台上接受手术，拉着她手的人是护士——她的身体在麻醉中无意识地晃动，护士只得拉住她，以免影响到手术。

我无意中拍下了这个正在向护士咨询的女孩以及她包里露出的劣质。她的手按着包口，显然知道包里有不愿让人看到的东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随身带着一大盒晃来晃去，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它带到医院来，也不知道她准备和谁用完它们。

这儿是医院新开设的PAC流产后关爱门诊，专职护士在这里接受患者咨询，大致是回答一些关于手术后的注意事项及今后的避孕措施等问题。照片中的女孩是第二次来做人流，她不想以后还做，又怕放置宫内节育环将来想要孩子的时候得取。虽然自备，可是男方多半都不喜欢戴套。她正在向护士咨询其他避孕措施的可能性。

在电梯里第一眼看见这个女孩时，我就被她的眼睛吸引住了。很抓人，也很躲闪。刚巧她的T恤上印着有着同样一双漂亮眼睛的姑娘，我就拍了下来，以便记住她。

我从不主动问起这些来做人流的女孩的名字，这会让她们充满敌意。但是对于年龄、经历，她们倒是坦然得多。大概只要这些故事隐藏在一个无名氏背后，就能很快消散，变成一段与自己无关的历史。

但实际上，我在人流科室遇到的大多数女孩并不属于这个城市，留不留姓名，她们总有一天大概也会无迹可循。由于本地女孩忌于遇见熟人不敢在当地医院堕胎，所以来这里进行手术的多是年轻的打工妹。她们的健康知识极度缺乏，加之远离故土，没有家人的约束，堕胎的顾忌更少。

平均来说，一次人流手术算上术前检查、手术费以及术后用药大概要1000块钱左右，并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这对来自保守而贫穷地区的打工妹来说，在精神、身体和金钱上，都是相当高的代价。

B超下，一个小小的人形生物好像身处太空一般轻轻漂浮着。它刚刚8周大，体型和西瓜子不相上下，伸着双手，好像很快乐，已经开始招人喜爱。

因为B超机器资源紧张，孕妇们在B超室里排成一队，紧张有序地挨个进行检查：没有家人陪同，没有时间看看肚子里的新生命，更没有时间惋惜和劝导。在B超影像中，这个小小人形刚刚匆忙地向世界说了一声“哈喽”，就要永远说再见了。

手术中，女孩头偏向一边，意识模糊地躺在手术床上。加上术前交流和麻醉的时间，整个人流手术也只会持续大概十几分钟。手术结束后，麻醉效力尚未消失，会有护士把女孩扶到手术室门口，交给陪同的人，然后由他们扶着站立不稳的女孩到隔壁的休息室休息。差不多半小时左右，女孩从麻醉中清醒，便会离开医院。

在离开手术室时，大部分女孩能够在搀扶下行走。有些人实在迈不开双腿，只好被同行人架着拖回休息室。我也见过颇为讽刺的情形：男孩在手术室门口抱起女孩——恰恰是迎娶新娘时的动作，但是让人没有任何祝福的欲望。

女孩在手术前的反应因个人状况和人流次数而异，但是这里总会让她们感到屈辱和恐惧。第一次来做人流的女孩往往比较害怕，躺在手术床上时表情紧张、羞怯，医生问一句答一句，很简短，不太敢说话，也不会问医生什么，就像不知会发生什么，怯生生的。如果是第二三次或者更多次经历手术的女孩，则比较有经验，会问医生一些关于会不会影响生育、上次术后感觉到怎样的不适以及应该如何处理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