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中国政府的收入

时间:2022-05-17 06:53:30

怎样计算中国政府的收入

“国富民穷”是近年来用来描述政府和国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一种状况。也就是说,在全社会创造的财富增量中,由于分配关系,财富过于向政府集中。而一个“国富民穷”的社会,不仅有违分配正义,也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相悖。

不过,对于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存在“国富民穷”现象,学界还有不同看法。比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前不久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虽然也承认收入分配问题不容忽视,但却表示,“国富民穷”的说法“过于苛刻”,有失偏颇,认为中国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百姓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成绩有目共睹。

他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近几年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属于之前跌入谷底后的恢复性增长;二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名义指标只在两成左右,即使加上社保基金等也只占三成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只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三是目前中国正处在赶超阶段,同时也处于民生方面的公共需求激增的阶段,需要保持适度的财政规模。

贾康说的是事实。仅仅以财政收入来说,其占GDP的比重相比其他国家而言的确不是很高;另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基础仍然薄弱,解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诸多难题,都需要政府大笔投入,就此而言,可用的钱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但是,贾康的论证“有意”忽略了两个问题,之所以说“有意”,是因为对于一个财政专家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两个问题:其一,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或许比中国要多,然而,人家基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都用在正道上了。反观中国,这些年来财政收入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虽有提高,但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被政府和官员自身消耗掉和浪费掉了。其二,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非税收入。如果把其他非税收入算进来,中国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远不止现在的水平了,或许应该翻倍。

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计算中国政府的收入问题。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政府的收入至少包括这样几部分:一是税收;二是土地收入;三是社保收入;四是收入;五是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六是政府的收费和罚款。财政收入仅仅是指税收以及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的土地收入和国企红利等,如果后两者没纳入预算内管理,也不算财政收入。

以此计算,我们来看看2007年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是多少。

对一国政府收入的计算,有直接法、间接法和支出法三种测算方法,按直接法计算出的2007年中国政府的收入为10.16万亿元,包括税收收入47002亿元、预算内非税收入569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12763.5亿元、社保基金收入9656亿元、公益金332.5亿元、预算外资金收入12331亿元、其他收入13824亿元。按间接法计算的中国政府的收入是10.28万亿元,按支出法则是10.86万亿元,三者相差都不大。根据这些计算结果,即使不考虑债务等收入,2007年中国政府收入也超过了10万亿元,比财政部公布的5.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要整整高出一倍。

事实上,单一个土地收入,近几年平均下来,每年将近万亿元规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7600亿元,2007年猛增到13000亿元,2008年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仍维持在9600亿元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土地交易虽然清淡,但随着二季度房价的反弹,最近各地也频频出现“地王”,想来今年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万亿元左右应该不成问题。再以政府的各种收费和罚款来说,根据经济学家周天勇提供的数字,近年来每年也达到上万亿元规模。因此,基本上可以说,最近10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和非财政收入的比重大概为1∶1。

政府占有过多的社会财富,民众占有的财富就少。据统计,在过去10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左右,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10年前的水平(不下降的话),以2007年25.4万亿的GDP测算,13%折合为3万亿元左右,5%折合为1.2万亿元。这意味着劳动者能多拿到3万亿元收入或1.2万亿元工资,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促进作用,或许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内需不足问题。

鉴于中国还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反对政府在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多拿一点,但必须有一套严密的财经纪律来约束。而要解决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不公问题,缩小分配差距,必须推进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以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用于民生。(摘自《中国经营报》)

居台湾反思失败原因

叶永烈

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是纪念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在1950年3月1日复任“总统”时,便在介寿馆三楼办公。

痛定思痛,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总结了4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第二,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第四,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认为,他的军队也是“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们也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由此,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

还反思了:“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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