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条件下的表达自由及其界限

摘要：新媒体条件下的表达自由除了推进社会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外，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药家鑫案件审理前后，新媒体中表达自由的异化，就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因此，在依法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也需要为新媒体中的表达划出界限，这种界限主要应立足于对言论与行动的区分、言论真实性的审查、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以及特殊身份主体表达自由等等方面的考虑。同时，这种界限的划定也应该是由合法主体依法进行的，而并非由新媒体提供者单方面确定。

关键词：新媒体；表达自由；界限；司法独立；权利保护；法治

中图分类号:D9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85-04

作者简介：韩伟（1982-），男，陕西绥德人，陕西省社科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律文化、比较法；李丹（1990－），女，湖北利川人，云南大学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律史。引言

药家鑫案可以称得上是2011年中国法治热点中的标志性事件。该案被曝光后，由于大学生、富二代、“钢琴杀人法”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热词迸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与解读，这里面当然不缺法学家的身影。除了法律与道德，权力与公正、智育与德育等大而化之的论题之外，法学家们更侧重从微观的角度切入，就罪名、自首、量刑、刑罚，乃至法院审判管理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启人深思的观点。随着终审判决的作出，以及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该案画上了句号，药家鑫也似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2011年的岁末，随着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状告张显名誉侵权一案的开庭，药家鑫案再次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在药家鑫一案中，对于司法审理中媒体的作用，以及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已有不少文章论及，事实上，更广义的舆论与司法审判的话题，早在几年前的彭宇案、许霆案中已初见端倪。本文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表达”的主体扩展，即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更广大范围的民众，例如数以亿万计的微博作者。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传播路径。这些改变，无论对司法，还是对个人权利，都造成一些新的影响。因此，尽管在传统社会，“表达自由”被赋予更多正面的价值，而在新媒体时代，过度自由的“表达”却造成了诸多意外的后果，不仅影响到司法独立，威胁到社会安全，甚至还侵害到个人人身权益。本文以药家鑫案为源起，探讨案件审理期间及之后以“微博”为中心的新媒体背景下，各类主体，特别是以受害者张妙人张显为代表的一方，其“表达自由”是如何影响司法，如何影响当事人及其相关人的，这种“表达自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以及“表达自由”的界限何在。

一、表达自由：曾经的民主公正期待

一般认为，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是指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言论表达活动，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或收集或传播有关的信息，其他人对之必须尊重而不能妄加干涉”。[1]3近代以来，表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得到现代法治国家的确认。而且，因其对政治民主与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表达自由的正面价值得到凸显。

表达自由首先被当做重要的政治民利在各国基本法律中反复强调。在德国，言论表达自由权被认为是社会中个人人格表现最直接的方式，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德国联邦在一份民意调查判决中认为舆论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形成舆论之自由权意义非凡，因此受到基本法第五条之保障。在美国，出版自由、表达自由也被写进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其后的两百年来，又有数个宪法判例对该修正案给予阐明和支持。表达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可以满足人类不受阻碍地传递思想、意见与愿望的基本需求。而且，言论自由权继承了自由主义思想基本权利的观念，是国民抵抗国家侵犯的最重要自由权利。[2]可以说，不受无理限制的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

此外，表达自由，也被认为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随着法治现代化，司法的精英化、专业化倾向越来越显著。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分工本来是体现社会进步的一方面，但是司法的过度专业化，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法官与普通民众的隔膜，也可能导致司法的专横。因此，经由表达自由而形成的舆论监督，就成为沟通司法与民意，进而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经之路。相比国家机构在“权力监督权力”的基础上，以限制和严惩法官错误为目的而建立的审判监督权，人民和媒体的监督更反映了法治社会的本质，体现了对法律的信仰。而且，法官本身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如果他严格遵循了法律条文，但没有尊重民意，也可能不利于得到社会的理解和信任。[3]71所以，普通民众与新闻媒体通过自由的意见表达，可以有效地监督、制约司法权，使得司法工作人员不得不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行进，司法公正也由此得到保障。

二、新媒体时代：表达自由的异化

新媒体是指突破传统报刊、电视等传媒方式，以网站、搜索引擎、虚拟社区、RSS、即时通讯，特别是博客、微博为代表的新型传播工具所形成的传媒形态，从本质上讲，新媒体是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媒体中的应用所产生的新的传播模式或形态。因此，新媒体具有数字化、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网络化等诸多新的特性。[4]“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众传播的渠道不断扩张，信源主体从传统的大众媒介及其控制机构逐步扩张到公众个体层面。传统的传播格局中泾渭分明的传者与受者、信源与目标的界限逐渐模糊，传受角色转换日渐频繁，社会信息传播格局呈现去中心化的特点，公众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逐渐提升。”[5]如果说传统“表达自由”的主体主要限于新闻媒体及媒体人，那么新媒体时代“表达”的主体则扩展到每一个人。加之新媒体的许多特性，使得“表达自由”正在发生一些异化。

1.虚拟群体中的无意识。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人人又可能是接受者，在一个容量相对无限的网络空间里，这一数量庞大的传者和受者，本身即形成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并非在现实场景中，姑且将其称为“虚拟群体”。这个群体尽管是虚拟的，但由于信息传受的及时性和多向性，使其同样具备了群体心理的某些特征。勒庞曾指出，在群体环境下，“经过不同的诱导，个人能被引入到一种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之中。此时他会对使自己失去自我意识的暗示者言听计从，他的言行会与他日常的性格和习惯完全不同。如果你观察极为细致，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个体在长时间融入群体活动之后，就会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状态——类似于被催眠后进入的那种迷幻状态。”[6]这种类似被催眠的群体无意识状态，在新媒体的虚拟空间中同样存在。当看到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一种看法时，缺乏独立判断的网络参与者，很可能也会受到诱导，从而进入失去自我的无意识状态。再加上目前大多数网络用户是匿名发言，这种无意识状态下的网络言语暴力可能更被强化。最终结果是，这种本应是个体自由的表达，在虚拟群体中变成受到某种诱导的倾向性表达，个体的无意识强化了群体的表达。这时候，稍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立即会引来强烈的言语暴力回应。所以，在新媒体没有界限的表达自由之下，这种群体无意识的表达，很快就会演变成一时的舆论风暴，这种舆论风暴会经由传统媒体而继续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