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博物馆为导向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

【前言】以生态博物馆为导向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TANG Xiaoxiang1，2， WANG Dong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and School of Architectur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Guangdong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Design， G...

摘要：传统村落是凝固的历史和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村落在我们面前快速消失。经过20余年的发展，生态博物馆在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走向了中国化道路，虽然“基本实现了保护原生态文化的目标”，但也面临着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二元矛盾。文章结合当前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需求，厘清国外生态博物馆理论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三个要点，通过查阅文献和田野调查梳理出国内四种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生态博物馆路径及其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传统村落； 生态博物馆； 保护和发展； 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7）01-0102-07

The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Pre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museum-Orientation

TANG Xiaoxiang1，2， WANG Dong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and School of Architectur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Guangdong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Design， 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China）Abstract：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the symb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carriers of cultural heritage. With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 great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were witnessed to bevanishing.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eco-museums in China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Sinicized， which have basically realized the goal of protecting and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although facing the dinary choices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ee points about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of eco-museum theory in western countries are clarifi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four kinds of domestic eco-museumpaths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t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exploration process are teased out to put forward the 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traditional villages， ecomuseums，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cultural heritage

魍炒迓涫悄固的历史和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村落在我们面前快速消失。加强传统村落保护是弘扬传统文化，“记住乡愁”的必然要求，是中华民族落实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必由之路。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备受关注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学界在努力探索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方案和策略，提出了包括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模式在内的多种创新方式。生态博物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被引入国内就是首先是为了解决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经过20余年的发展，生态博物馆在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走向了中国化道路，虽然“基本实现了保护原生态文化的目标”[1]，但也面临着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二元矛盾。本文在分析国外生态博物馆的实践经验与现状的前提下，梳理出国内四种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生态博物馆路径及其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对策建议。

一、国外生态博物馆保护实践

生态博物馆的前身可以追朔至1891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座露天博物馆――斯堪森露天博物馆[2]，主张文化遗产与其环境的整体保护。生态博物馆一词的正式提出者是法国人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1897-1985），他先后对生态博物馆作过三次修订，于1980年提出“一个进化的定义”[3]。另一位生态博物馆创始人――雨果・戴瓦兰（Hugues Michet de Varine-Bohan）于1971年至1974年在法国克勒索蒙特索煤矿建立了新型博物馆，追求人、自然、社会的平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正式采用了生态博物馆的名称[4]。通俗地说，生态博物馆就是强调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物，并协调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定位各方角色，整合力量解决社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问题。文章从社区参与、主体职能定位、保护发展三个层面分析国际生态博物馆的主要内容，并同时探讨其借鉴意义。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唐孝祥，王东：以生态博物馆为导向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 （一）社区参与是生态博物馆的内在要求

目前，世界上所建立的生态博物馆都存在很大差异。这与其“一个进化的定义”的定义是相吻合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什么，只有从根本上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态博物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可能获得稳固的基础。国际上众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社区参与是生态博物馆的内在要求[5-8]，该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同行的普遍认可。戴瓦兰根据毕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历，认为生态博物馆的最主要的价值就是使社区居民能够理解他们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即如何保护与利用他们固有的资源和传承与丰富固有的文化遗产。为了说明生态博物馆的本质，他采用了“同心圆图示”说明：中心层是“博物馆”，第二层是“社区”，第三层是“环境”，环境外层是无限的世界。此外，挪威专家约翰・杰斯特龙（John Gjestrum）用“图形对比”法从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构成要素的异同探讨生态博物馆的本质，认为生态博物馆的活动都是以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为主轴的。生态博物馆的运作必须由当地居民负责，他们是博物馆的员工、主人。40余年过去了，关于生态博物馆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虽然时有争论，但社区参与成为全球生态博物馆的重要共识却无太大争议。

（二）主体职能定位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内容

从世界各地的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来看，参与主体主要涉及三方，即政府方、学者方、社区成员，有的还把游客包括在内。但由于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尤其是管理机制上的不同，导致不同参与主体在生态博物馆中扮演的角色与参与的程度及掌握话语权的多少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法国的“三个委员会制度”：用户代表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政府部门及主办方等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从实践结果来看，用户与学术委员会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提供主要资金的管理委员会主导着生态博物馆的运行。此外，英国的社区工作方法，强调当地居民的主导地位，意大利则是以政府立法为依据，地方官员参与并担任某一领导职务。而中国早在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确立的“六枝原则”中的第三条明确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参与”[9]，但践中始终受到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影响，村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因此，吸收国外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对于如何协调其参与主体，如约束政府过度干预、引导专家积极持续的建言献策、凸显社区居民主体地位等的角色，就变得尤为必要。针对生态博物馆的这一现状，有学者提出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平衡价值系统，但国内至今未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平衡系统出现，这需要继续努力。

（三）保护与发展是生态博物馆的永恒主题

上文开篇已述生态博物馆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保存文化遗产。但从实践结果来看，只保护不发展的结果是缺乏内生动力，反而制约了文化遗产的进一步保护与利用。英国学者彼特・戴维斯（Peter Daivs）曾做过问卷调查，认为生态博物馆必须与旅游发展相结合，才能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并将生态博物馆定义为“Ecomuseum is a communitity-driven museum or heritage project that ai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社区力量为其动力，旨在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或遗产保护项目） [10]。分析国内外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我们都会发现它们的共同目标之一就是发展文化生态旅游和农业生态旅游，促进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在2005年中国贵阳国际生态博物馆论坛上关于保护与发展问题，各国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法国专家马克・摩尔（Marc.Maure）提出能否“将生态博物馆转变为一个旅游工业的展柜，它是否能够和它所承担的镜子（文化遗产载体）作用兼容”[11]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经过持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可持续发展已经被确认为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关键是如何找到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一方面，社区居民迫切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游客、专家等则希望保持传统的文化及整体风貌。如何协调不同主体需求成为解决保护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有专家提出责任性旅游事业的理论构想。该建议要求参与主体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业界良心。根据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在中西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其构想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思考的。

二、国内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实践

在国内结束后，博物馆迎来了发展的高潮。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传统博物馆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变革。从1997年起，国内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立项后，经过20余年的发展，生态博物馆不断地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在学习国外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主要形成了贵州、广西、云南、安吉四种发展路径。它们存在保护措施、管理机制、主体价值需求多元化以及保护与发展的二元矛盾的共同性特征。

（一）国内生态博物馆的四种路径

贵州路径理念上强调村民主导，但从实践结果看，村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是有限的，而对专家和政府的依赖性较大。这一路径受国外生态博物馆理论影响较深，没能很好的结合贵州民族地区欠发达的实际情况，没能有效改善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有人认为贵州模式是失败的[12]。广西路径，即“1+10”“联合体”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更加倚重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合作和沟通，建立了科研力量和村民的互动机制，唤起了村民的积极参与性，同时也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文化展示功能”[13]，弥补了民族地区相关专业人才不足的窘境。云南省的民族文化生态村是专家指导下的村民主导方式，也有称之为“学术机构主导型”[14]，“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15]根本目标是唤醒作为主体的村民的自觉意识。安吉路径是基于东部发达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概念，讲求“遗产与资源特色整合”“居民与政府的良好配合及文化自觉”“点―线―面式的博物馆群创新”“制度先行与良性运转”等核心理念[16]。安吉路径是不同于欠发达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它预示着我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新阶段，也引领着博物馆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四种路径存在的问题

1.多种保护措施共生。在国内与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相伴的还有其它各种保护方式，最典型的是各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在民族地区则有民族文化村寨保护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除了这些专项的保护措施外，还有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常规保护措施。可见，关于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种类多样，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多种保护措施共生，保护对象彼此交叉。比较而言，生态博物馆只是其中一种保护方式，从实践效果看，其成果主要归结于其它保护措施的综合效应，生态博物馆特有的社区参与遇到很大的执行困难。因此，生态博物馆有必要重新审视多种保护措施中的主次关系，甚至要统筹各方力量。

2.多元管理机制的复杂性。在设置生态博物馆保护项目的村寨，除了生态博物馆的日常管理机制外，还受到村民自治制度、各级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不少生态博物馆与行政机构是隶属关系。由于中国特色的村民组织与管理制度主体的文化水平、视野局限，对生态博物馆的认识存在很大局限，无形中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行政管理印迹也很明显，如贵州、广西生态博物馆的行业主管部门是省建设厅的村镇处，行业归口是省文化厅文物处，梭嘎生态博物馆是行政科级单位，隶属贵州省六枝特区文化局主管。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多元的管理机制是不利于村落文化遗产健康发展的。因此，理顺生态博物馆与其它管理机制的关系是有利于生态博物馆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功能的。

3.多元主体价值需求矛盾。生态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博弈场，参与博弈的主体主要有村民、游客、学者、政府等。村民希望通过生态博物馆项目的建设增加经济收入，改善其生产生活水平；政府官员希望给当地经济带来实惠，并取得相应政绩；游客和专家则希望保持村落原状，前者出于猎奇的心理，后者则是文化遗产传承的使命感驱使及个人学术愿望的期冀。归根结底表现为村落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二元矛盾。因此，建构一套多元主体价值需求的平衡体系是迫切的。

4.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二元矛盾。回顾国内20余年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历程 ，我们会发现凡建生态博物馆，相应的必伴随旅游业的发展，这包括主动的旅游开发与被动的事实旅游两个层面。国内生态博物馆建设初期对旅游是谨慎和回避的。贵州《六枝原则》说到“当旅游与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旅游要让位给文化保护”，这无形中形成了文化保护为主，旅游发展为辅的主次关系。导致的结果是事实旅游的客观产生，对村落的负面冲击依然存在，但并没有为村落获得更多的经济实惠，最终制约了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分析，发展文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是不应该回避的事实。

三、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建议

上文分析了国外生态博物馆保护的社区参与、主体职能定位、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三大核心内容，以及国内生态博物馆四种保护路径及其实践的经验与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国内传统村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树立村民的自尊、自信、自强意识

在国外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影响下，国内生态博物馆建设在理论上都强调村民主导原则。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却存在明显差异。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一开始政府较少干预，村民主导原则贯彻得较为彻底，有力地推动了村落的发展，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良好效果。相反，以生态博物馆冠名的贵州、广西模式在这一点上，相比较却不够理想，名义上仍然是村民主导，但事实上话语权主要被政府和专家把持。这与过多的行政干预、多头领导，事业单位性质有密切关系。因此，减少行政性，统筹各管理方，是改变这种境况可资借鉴的思路。但是，村民主导也是有缺陷的，由于农民的局限性，即随意性、无秩序性，他们易滥用村民主导权。在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典型代表――仙人洞生态村建设的早期最明显的就是村民乱建乱盖民宅。没有整体意识，只顾自家利益，更别提规划、设计、审美的的意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尽理想。村民主导原则本身没有错，只是没有很好地考虑欠发达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要解决村民主导原则存在的缺陷，最根本的就是改变村民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意识。不论是文化遗产传承，还是实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力量还是村民本身。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组的断层（中青年大量的外出打工）。因此，培养有不同年龄段的传承人梯队是迫切的。在陕北延安，为了年轻一代继承安塞腰鼓、陕北民歌、秧歌等“非遗”项目，在民间传承之外，政府将其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并从小学到大W（主要是延安大学）都有相应的课程设置。对于村民，尤其是村干部，可以聘请专家作短期培训、讲演。通过这些措施树立村民文化自知、自信、自强意识，克服农本思想的局限，社区参与的理念才有可能真正落实。

（二）采用过程管理的思路

社区参与理念在实际操作中能否贯彻落实是世界生态博物馆最突出的难题，至今也未能有效的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区域间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导致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的此问题相比国外更为严峻。国外在生态博物馆诞生之前已有近百年的社区博物馆发展史，有良好的经验积累。而国内“空降”的生态博物馆大多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地区，村民可能连博物馆这个词都没听过，更别说生态博物馆了，所以只能将时间拉长，用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遵循“一个方法，两个阶段，三个层面”的思路。所谓“一个方法”就是上文所述的教育培训，它又包含两条路径即官方的学校教育和民间的传承机制；所谓“两个阶段”就是人阶段和村民自觉阶段，以此相对应的就是经济驱动层面、感情驱动层面、理性驱动层面。在人阶段村民的综合素质不能主导生态博物馆的良性发展，这时候，政府、专家可以代为主导，并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如何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现阶段主要是靠经济利益来驱动，那就得让村民看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能够改善其生产生活水平的。当村民生活水平获得一定提高，并通过外界力量的强化，深刻意识到自已文化的独特性，进而对本民族文化产生自信、自尊，再加上先天的感情，村民便会自觉地去保护它。通过长时间的熏陶，村民也成了自己文化的专家，能够高远、深刻、理性地对待它，认为它是本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它是文化本身的需求，实现从感性驱动到理性驱动的过度。同时，也是人阶段向村民主导阶段的有序回归。

（三）协同、整合各方资源

上文已述传统村落的保护存在多种力量，除了生态博物馆保护外，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多种保护方式并行，二是新农村建设（或者美丽乡村建设）的契机，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四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客观存在。在传统村落的保护过程中，为了提高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效力，有必要将各方力量整合到生态博物馆保护体系之中。

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制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民族文化村寨等是中国特有的保护方式，具有很强的官方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流方式。生态博物馆要整合其优势，形成联动机制，如将其它保护方式的规划、资金预算等统筹到生态博物馆总的工作计划之中。可惜，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这对于生态博物馆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有必要关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方针，尽量使生态博物馆的保护措施与之协调一致。生态博物馆除了保护村落的物质文化遗产外，还保护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非遗”项目都存在传统村落中。每一项“非遗”申请成功后，都有相应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生态博物馆可以整合这些资源，实现统筹管理，提高效率。

以上讲的包括生态博物馆在内皆是外部力量。在实际运作中，除了生态博物馆的日常管理机制外，还有村民自治管理机构在运作。中国的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宗族制度盛行，自治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权威甚至超过官方。村民自治管理制度的建设是回归乡村权力的一个表征。因此，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机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织，共为一体的。推进村落的发展，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机制能否融进村民自治制度，这决定其保护效力的大小。因此，调动村民，尤其是村干部、族老的力量参与到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来，就变得尤为重要。

（四）建立村落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机制

从理论上来说，生态博物馆建设首先是保护村落传统文化遗产，其次才是发展。但从国内20余年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来看，各方参与主体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直接导致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持续至今。一方面，村民迫切希望通过生态博物馆建设改变自己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于外来人士则希望保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村落与建筑的整体风貌。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村落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平衡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须以村民主导为原则，根据村民的价值需求，我们得出回避发展（尤其旅游发展）是不实际的，将保护与发展定位为主次关系也是不科学的。文章认为发展文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摆脱事实旅游是可考虑的选择。文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本身就是融文化与发展于一体。但难题是生态博物馆如何组织运作具有实质意义的文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的保护就可能实现平衡。

（五）借鉴建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根据文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高端、精致的特征，笔者认为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可以借鉴建筑学中景观设计、园林规划、建筑遗产的修缮等手法及建筑美学中的文化地域性格理念。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将村落景观功能转换，并与发展相联系。依据地域技术特征、社会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的文化地域性格[17]理念，通过具体的景观设计、村寨规划手段的介入，根据村寨文化特征，对村寨内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进行功能重组；同时，考虑旅游发生时对功能需求的空间，当然要尽量避开村落文化遗产稠密区。通过这些手法，实现村落风貌的再生、优化，使功能空间与现实需要相统一，进而达到新的村寨平衡。在这个新的平衡系统中，功能空间能够满足文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物质需求，同时也能延续遗产文脉。关于这个问题，台湾华梵大学建筑系主任萧百兴教授主张通过生态博物馆的空间设计，再造村落空间，把传统村落看作说书者对游客讲故事的场域。提升旅游深度，改变以往游客浅层次地观光及村民忙于赚钱的窘境。再造村落空间功能与延续文脉，从发展的角度看，两者是不冲突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空间本身就是在不断发展中变得丰富多彩。再造生活空间也只是发展中的一个节点而已，同时也是文化生态旅游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此外，“生态博物馆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新理念、新思维，与建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原则本质上一致。”[18]建筑z产的整体性保护是世界文化遗产组织提出并得到学界公认的建筑遗产的重要保护原则。该原则既重视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村落肌理、村落景观要素、村落山水田园环境格局的物质我文化遗产层面的保护，又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在传统村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应该重视借鉴建筑遗产保护的理论。

四、结论

生态博物馆既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前沿理论。它追求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整体性的保护，强调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寄希望于建设生态博物馆来保护本土文化遗产，从实践效果来看，其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关于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的具体落实，运行机制的建设，各价值需求方的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的调和等问题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在国内，生态博物馆理念最初运用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并且逐渐向汉族地区扩展。通过20余年的发展，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不断得到学界的认可，并诞生了“四种路径”，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与国外相同的问题，甚至由于国内情况的特殊性，相比较其问题更严重，更复杂。本文结合生态博物馆的学术前沿理论并结合国内的实践探索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的思考与对策建议，但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学术研究空间的领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传统村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保护、发展如何与建筑、景观、规划以及建筑遗产保护学等工程技术学科相结合，是亟待深化拓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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