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赫斯勒从中国开始作家生涯的美国作家

这个中文名字叫何伟的美国作家第一次引起中国人关注是因为《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该书获得了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

今年2月份，彼得・赫斯勒的新书《寻路中国》在亚马逊书店出售，写的是高速公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996年，赫斯勒来到了涪陵。如果不是当地出产榨菜，一般中国人都不会知道这个名字生僻的重庆区县。这个剑桥大学文学系毕业的美国人很喜欢涪陵，他到涪陵师范学院“支教”，学生多数是农民的孩子，学校离农田很近，在涪陵可以细微地观察到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有点封闭的山区小城，作为城里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之一，他实在没有理由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必须跟中国人接触，学中文，了解中国社会。甚至，他尝试着与“狭隘的国家主义者”交往，学着尊敬他们的品德。

1996年到2004年之间，赫斯勒生活在中国，飞速变化中的中国成为他写作的素材。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他的写作因此而变得更有意义。

从江城到高速公路

上世纪g0年代末的中国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敏感的赫斯勒在他的第一部小说《江城》中总结道：“中国的语言就像它的人民，懂得随着政治风向转变。”

涪陵师范学院现在已改名为长江师范学院，每学期会有“彼得・赫斯勒作品朗诵比赛”，在校方看来，“《江城》的出版发行也对涪陵和涪陵师范学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与中国人近距离相处了8年，赫斯勒总结道：“我经常能发现，未受教育的中国人与外国人相处起来更少一些问题。”比如，他与北京郊县三岔口村的房东就相处得很好。

2D04年，在他为《纽约客》所写的《幼儿园》中，详细地描写了与敏感的知识阶层打交道的困难。房东的儿子魏佳因为免疫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赫斯勒第一次与中国的医院和医生正面打交道。赫斯勒回忆当时的情境时说：“我想要确认魏佳输入的是清洁的血液。但是医生却十分粗鲁，难以沟通。他们对于一个外国人问这类问题十分敏感。他们知道我对于血液供应的疑惑，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低中国的一个典型姿态。”

赫斯勒强调：“我的确心存怀疑，但这主要是因为那段时间中国的血液供应确实不太安全。我并不是想批评中国或者使中国看起来很糟，我只是希望尽我之力能给魏佳最好的治疗。但是医院的医生并不这么看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看不起中国的老外。另一方面，就像很多城市人那样，他们也看不起魏佳的农民父亲。”

对于丑化中国这类事情，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总是会很敏感，他们不想外国人俯视他们的国家。赫斯勒说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让他感觉到某种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至今回忆起来还会像鱼刺卡在嗓子里一样令人难受。在面对我们这个来自中国的采访，赫斯勒依然保持谨慎，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解释自己的出发点，反复强调他作为房东朋友的身份。

其实，不用他再三说明，在《幼儿园》中，我们也的确能够体会到他与这家人的情谊。医院不允许父亲陪宿，于是住在北京郊县的母亲花三个小时赶来医院，为此赫斯勒有点感情用事地说，“中国的医院以折磨农民为乐”。

赫斯勒在中国期间。对中国的工业小城镇发生了兴趣。目前的三部小说都是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为主题的。温州到金华的高速公路贯通后，赫斯勒在浙江做了一个长途旅行，从温州租了一辆车――他在中国拿了驾照一一沿着新修的公路开，沿路拜访了很多小镇。“其中丽水是我最感兴趣的，它不大也不小，刚好那里在新建一个开发区。”对浙江工业城镇的关注中，显出了《寻路中国》雏形――高速公路对于中国城镇发展的影响。

最初赫斯勒在丽水停留了一个礼拜，跟人聊天，试着了解丽水，遇到了两家正要开工的小工厂，看着他们安装机器、聘请工人。后来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将生意慢慢做起来。两年中，赫斯勒在丽水断断续续待了有三个月。他也关注了丽水发展的其他方面，比如房地产、油画工业、附近新建的大坝。然后便有了《国家地理》上的《即时城市》，今年《纽约客》上的《中国的巴比桑》。这差不多便是赫斯勒的工作方式，将自己融入写作对象，而不是仅仅做一个旁观者。

赫斯勒式的纪实

为《时代》杂志所写的《改变的历程》中，他讲述了2002年秋回到涪陵的若干经验。他--与在涪陵支教时曾“约会”过的唯一一个人重逢，这个叫钱曼丽的银行职员已是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的母亲，她总是不停地感叹自己比以前胖了。于是他便陷入了作家的另一个两难境地：当你笔下的一个人胖了你该怎么办?事实上，赫斯勒对付这类棘手问题的能力还算是不错。他不停地说：“你看上去棒极了。”一一很好地回避了胖瘦问题。

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赫斯勒以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身份与记者交流写作经验，他说：“记者的问题是，他们的写作总是不那么好。传统新闻写作会有很多限制。比如，编辑不会让你开口说‘我’，通常美国报纸是不能用第一人称的。在我看来，这限制了作者的表达，比如在中国，人们对于我这个外国人的反应是很--不同的，如果我不能用第一人称表达，我就很难准确地传达出这种差异。许多幽默感是来自于第A称的运用。”

彼得・赫斯勒深受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纪实小说的影响。他说自己尝试跟随的小说家是John MePhee、Gay Talese、Joan Didion和Traey Kidder。其中John McPhee是他在剑桥时的老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写作的走向。lTohn MePhee也是个将旅行见闻作为写作素材的作家，最早为《时代》杂志写稿，与《纽约客》也有长期合作。1999年，McPhee获得了普利策奖。在美国，McPhee最受欢迎的小说是《深入内陆》(coming into the Country)，在这部讲述阿拉斯加的小说中，我们可以了解采矿的知识和技术、年轻的阿拉斯加酋长、定居者坚强不屈的故事，平凡的人被非凡的梦想征服。该书也是纪实小说的典型代表。

赫斯勒对于纪实小说的理解是；“结构、语调、故事线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量的小说技巧，但是并不编造事实。”连人名都不会改变，唯一的例外出现在《甲骨：一次穿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旅程》中，为了保护当事人而改变了书中维吾尔族青年的名字，还在文别向读者说明。

就在《寻路中国》出版之前，被称为时速最快的武广铁路建成通车，接下来的中国似乎将要跨入高速铁路时代。中国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而《寻路中国》仍在思考高速公路对于中国人发展的意义，赫斯勒的观察似乎已经赶不上中国的发展了。他感叹中国发展速度太快：“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江城》)

赫斯勒其实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中国”作家。一年之后，他和妻子将会去中东，学习阿拉伯语并书写那里的世界。他说：“作为一个作家，你需要不断迎接新的主题和新的挑战。这意味着我将学习新的技巧，不管将来是否回到中国，这方面的技巧对我是有用的。”如果可能，他或许将在七年之后回到中国。“在北京的三岔口村依然有我的房子，我与那里的人保持着联系。中国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将来依然如此。”

我逗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

《新周刊》：你在中国待了很多年，接下来又将去中东，是什么吸引你不断迁徙呢?彼得・赫斯勒：对陌生的地方，我有一种求知欲，但又不太喜欢经常旅行。某种程度上，不停地跑是肤浅的，我逗留的地方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我之所以喜欢住在中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是具有意义的，这让我的写作本身对这个世界、时代也是有用的。这也是我接下来要去中东的原因，因为那也是个重要的地方。

《新周刊》：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写作对象?

彼得・赫斯勒：在一个地方花很多时间，比如我在两年内去了十多次浙江丽水，了解当地人，与他们建立关系，让他们信任你、了解你。这样才能观察那些具体而微的变化，旧社区推平，新的社区被建立，这与当地人交谈一样重要。

《新周刊》：为什么耍离开中国，或者说结束对中国的写作?

彼得・赫斯勒：主要是我的工作，当我完成第三本书一本书构成三部曲――对我来说就是个自然的停顿。我不想重复做相同的事情。当然，离开中国也有个人的原因，我已经离开美国15年了，需要花一些时间待在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远离一下城市。(彼得・赫斯勒目前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

《新周刊》：你的小说只是曾经在《读库》、《书城》上以节选的方式出现，为什么还没有简体字版本?

彼得・赫斯勒：大陆的出版社在给我合同的同时，也附带删节条款。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表达不受外力的强制影响是很重要的。我很想我笔下的人物能够读到写他们的那些书，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