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摘要 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同时家族企业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信任就是影响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文章从信任的多维度角度出发，研究了信任对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文章以家族企业为调查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①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③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情感性信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说明了家族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信任作为基础保障，给予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充分的信任，特别是情感方面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引入的外部资源和能力，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不会受到能力和资源的制约，才能够保障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的研究结论将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决策。

关键词 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情感性信任；认知性信任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4-015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25

目前，我国私人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其中，家族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家族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引入外部能力和资源促进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重要问题之一。Penrose认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自身资源和能力的约束，要成长和发展就必须引入外部的能力和资源［1］。因此，如果家族企业要持续发展和成长，家族成员就无法满足家族企业自身对发展和成长的需要，家族企业就必须必须引入家族外部的能力与资源，即引入家族外部有能力的人力资本。然而，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家族企业在管理中存在着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分布的影响［2］，这主要体现在对内（家族成员）信任，对外（非家族成员）不信任的局面。信任对企业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重要。同时，由于信任的含义不是单维度，而是多维度的，这就更增加了其作用的复杂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研究越来越被学者所重视，现有的研究探讨了信任对家族企业的重要作用，从一定层面研究了信任对家族企业成长的机理。但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没有进行实证方面的分析，更没有从多维度信任角度来进行研究。本文针对这种情况，系统地从理论上梳理和研究了多维度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提出有关理论假设，并通过对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的结论将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决策。

1 理论基石与假设

这部分将从理论上分析多维度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影响，同时分析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与认知性信任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模型和假设。

1.1 多维度信任和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关系

信任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任对绩效有直接正向的影响，这已经被学者的研究所证实［3-10］。上述学者主要是从单维度的信任出发，研究了信任对绩效的影响。有学者从信任多维度上分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视角和结果不同：信任的多维度对绩效存在不同的影响，情感性信任对绩效的影响大于认知性信任［11］；情感性信任和认知性信任对企业行为有影响［12］；McAllister的研究认为高的情感性信任行为将产生高的个人公民行为，情感性信任行为与绩效存在正向影响［13］。在信任对成长的研究方面，Zak et al.和Fukuyama的研究说明了信任对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4-15］。

在家族企业方面的研究中，李新春提出了一个信任与企业成长的S-C-P框架，他认为企业成长还与引入的管理能力的发挥正相关，在管理能力的引入、领导行为和控制权分配上，信任深刻地影响了其行为方式的选择，也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成长［16］。储小平等的研究探讨了信任对家族企业成长的作用，提出了华人社会独特的泛家族信任既对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又对其成长形成制约［17］。同时，他们认为促进家族企业有效成长的关键是解决当代中国的双重信任残缺的状况。

可见，一定的信任会产生一定的绩效，从而影响企业的成长，这在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如果将信任分为多维度的情况，这种多维度的信任与家族企业成长之间就存在着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中国家族企业最大的特征是家族主义的特征，在这个家族主义的特征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交换。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交换行为，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平等的交换［18-19］。信任是这种社会交换的基础［20］。而Chen et al.认为社会交换关系被赋予了情感性信任［21］。Aryee et al.的实证研究说明了信任在社会交换中的作用［22］。

在家族企业中，如果家族企业主在情感上对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有着一定的信任，如有一定的仁爱心，爱护和关心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这种情感性信任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能够让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更努力为家族企业着想，作为回报，能够更多地贡献自己的能力和知识，从而促进家族企业的成长。同时，家族企业主如果愿意相信外部成员，而不是控制对方，这种信任的发展会降低组织关系中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风险［23］，这是一种内在报酬的社会交换，参加这种交换的行动者把交往过程本身作为目的［19］，因此，这种情感性的信任不会包含多少的计算因素。正如金耀基认为在社会交换中，人情重要和难以计算［24］。同时，由于社会交换是对等的重要性［18-19］，家族企业主对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的情感性信任，就会产生一定的回报绩效，影响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根据文献研究和上述分析，本文假定：

假设1：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然而，家族企业毕竟是一个企业，它也有着一般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特征。在家族企业里，如果存在家族外部的高层管理成员，那么一定的关系也就产生了。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理性地算计自己在某一市场中行为的长期结果，并试图在交易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25］。企业中利益交换更多的是经济交换关系（关系）［23］，基于理性的基础和计算的含义，并考虑到经济交换中的成本和利益［26］。在家族企业的研究方面，郑伯埙认为家族企业首先是企业组织，应有一般企业的运作原则［27］。

作为被聘任的家族外部高管成员，与家族企业的关系首先是关系，因此，他们首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是能够从企业获得多少利益。与此同时，家族企业主之所以招聘他们也是为了能够获得能力与资源，由此而产生的家族企业主对他们的信任首先是认知性的信任，是对其能力和资源的认识和信任。这种认知性信任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是双方基于计算之上的，强调公平对待的信任。如果家族企业主认同外部高层管理成员的能力，会给予一定的信任回报，那么，家族外部高层管理成员也会用自己能力回报家族企业，实现经济交换。可见，由于关系的存在，家族企业主对家族外部高层管理成员的认知性信任，主要考虑的是他们的能力、资源和努力程度。所以，问题在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正如金耀基（1988）认为在经济性的交换中，交换是可以计算的，是以市场原则为指导的［24］。根据文献研究和上述分析，本文假定：

假设2：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1.2 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与认知性信任的关系

在有关情感性信任与认知性信任的关系方面，有学者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认为情感性信任与认知性信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情感性信任基于认知性信任［28］，并指出基于能力和可靠性的认知性信任能够产生情感的可靠性。McAllister的实证研究表明，认知性信任的确对情感性信任有着直接正向的影响，是情感性信任产生的基础［13］。但是，目前关于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与认知性信任关系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家族企业的成长需要家族外部的能力和资源，而可持续的成长更得需要长期充分利用和调动家族外部的能力和资源。然而，这些能力和资源的拥有者，有主动发挥的权利［29］。因此，为了充分调动和利用这些资源和能力，更好地持续发展和壮大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主会在认同能力和资源的基础上，对家族外部高层成员产生一定的情感性信任。同时，由于长时间的相互合作，家族企业在对家族外部成员能力和资源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会出现高承恕和陈介玄意义上的“信任格局”：家族企业信任是一种亲疏、熟悉所产生的信任，只要经过相当时间的亲近与互动，都可以由“疏”而“亲”，由“远”而“近” ［30］。根据文献研究和上述分析，本文假定：

假设3：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情感性信任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2 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包括问卷设计、计量尺度和收集情况；数据质量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2.1 问卷设计、计量尺度和收集情况

在文献研究和对家族企业主的访谈基础上，进行了本文调查问卷的初步设计，并对问卷进行了多次修改，最后确认了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在本文研究中，所有变量均采用李科特（Likert）7点计量尺度，各个隐变量采用下列操作定义和计量尺度：①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指家族企业的成长潜力和与竞争对手相比的成长潜力（相对成长潜力），测项包括市场占有率、营业额增长速度。②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是指家族企业主对其企业的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的关心、爱护和因情感产生的信任。采用McAllister设计的“情感性信任”量表，从五个方面计量［13］。③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是指家族企业主对其企业的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的能力的可靠性和依赖性的信念。采用McAllister设计的“认知性信任”量表，从六个方面计量。以上计量尺度根据家族企业的特征，进行了必要的文字修改。家族企业的界定采用陈灿对家族企业的标准［31］。

本文研究的范围是广东省的家族企业。调研的对象是家族企业主，请他们评价对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的情感性信任和认知性信任，以及家族企业的成长潜力和与竞争对手相比的成长潜力（相对成长潜力）。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主要指家族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助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在2009年3月至2009年12月，通过多种渠道进行问卷发放，采用方便样本，共发放36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6份。

2.2 数据质量分析

2.2.1 问卷的信度分析

本文使用SPSS 16.0软件，进行了数据质量分析。分析结果是计量尺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值）情感性信任为0.896，认知性信任为0.948，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为0.965，均大于0.7，表明各个计量尺度都比较可靠。

2.2.2 主成分因子和计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使用SPSS 16.0软件，对家族企业信任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见表1。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正交旋转后，家族企业信任包括二个特征值在1.0以上的主成分，这二个主成分累计解释了84.677%的方差，这二个因子分别是情感性信任和认知性信任。同时，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见表1。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正交旋转后，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包括一个特征值在1.0以上的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累计解释了91.624%的方差。

本文使用LISRL 8.72软件，对概念模型中的3个隐变量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根据确认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2和表3。表2的数据结果表明，计量项目在各自概念上的因子负荷都显著，表明数据有较高的会聚有效性。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为1.188，小于2，说明模型的契合度很好；NFI、NNFI、CFI、IFI、RFI都大于0.90，RMR是0.064，RMSEA是0.040，都小于0.08，表明模型和数据的拟合程度是比较好的。

2.3 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SPSS 16.0软件，根据图1的概念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分析。表4是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变量两两呈正相关关系。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首先进行了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情感性信任的回归分析，见表5。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情感性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成长的回归分析，表6中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族企业认知性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著性为0.00），假设2得到支持。

在对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的中介作用的分析上，本文采用了袁登华的检验中介假设的做法［32］。袁登华在研究中介绍了Judd 和Kenny 推荐的检验中介假

设的做法，为检验中介变量的作用, 必须检验以下三个回归方程: 因变量对于自变量的回归方程; 中介变量对于自变量的回归方程; 因变量对于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

方程。建立中介模型, 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 必须表现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在第二个回归方程中, 自变量必须对中介变量产生影响； 在第三个回归方程中, 中介变量必须影响因变量。如果在预测方向上, 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 那么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果在第三个回归方程中必须比第二个回归方程中更低; 当中介变量受到控制时， 如果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减小或消失， 则中介变量起完全中介作用，如果只是影响减小但并不显著, 则起部分中介作用［33］。

根据这些学者推荐的研究思路, 使用三步中介回归分析法, 检验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在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产生影响的路径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见表5和表6。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个回归方程，即表6中的模型1（假设2），以及第二个回归方程，即表5中的模型（假设3），都已经得到了相关的检验，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支持。从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模型1中，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Beta=0.716, P

3 结 论

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家族企业信任对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有着直接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家族企业情感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及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研究结论还表明，家族企业认知性信任对情感性信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家族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信任作为基础保障，给予非家族高层管理成员充分的信任，特别是情感方面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引入的外部资源和能力，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不会受到能力和资源的制约，才能够保障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Penrose Edith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 Basil Blackwell: Oxford,2.edition, 1980.

［2］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Fei Xiaotong. Rural China and Procreating Institution［M］.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3］Bartram T, Casimir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and Follower Inrole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Leader: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Empowerment and Trust in the Leader［J］.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2007,28(1): 4-19.

［4］陈灿, 叶敏. 信任与战略决策绩效：对中国家族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一个实证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6,8:23-27.［Chen Can, Ye Min. Trust and Strategic Decision’ Preference［J］. Business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J］. 2006,8:23-27.］

［5］Mayer R C, Gavin M B. Trust in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Who Mind the Shop While Employees Watch the Bos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48(5): 847-888.

［6］Child J, Mollering G. Contextual Confidence and Active Trust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Business Environment［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3,14(1): 69-81.

［7］Dirks K T. Trust in Leadership and Tea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NCAA Basketball［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0,85(6): 1001-1012.

［8］Davis J H, SchoormanF D, MayerR C,Tan H H. The Trusted General Manager and Business Unit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 Competitive Advantag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21: 563-576.

［9］Jarvenpaa S L, Leidner D E. Communication and Trust in Global Virtual Teams［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9,10(6):791-800.

［10］Zaheer A, McEvily B, Perrone V. Does trust matter?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n Performa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8,9:141-159.

［11］Erdem F, OzenJ.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imensions of Trust in Developing Team Performance［J］. Te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5(6):131-135.

［12］Costigan R D, Insinga R C, Berman J, Kranas G, Kureshov V A. The Effect of Employee Trust of the Supervisor on Enterprising Behavior: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6,21(2):273-291.

［13］McAllister Daniel J.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38(1): 24-59.

［14］ZakPaul J, Stephen Knack. Trust and Growth , The Economic Journal［J］.2001,111 (April):295-321.

［15］FukuyamaF.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16］李新春. 信任与企业成长方式的相机选择［J］. 经济体制改革,2003, （1）:51-55.［Li Xinchun. Each Other Choice Between Trust and Growth Mode［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2003, （1）:51-55.］

［17］储小平,李怀祖.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J］,管理世界,2003,6:98-106.［Chu Xiaoping. Trust and Growth in Family Firm［J］.Management World［J］. 2003,6:98-106.］

［18］Homans G C.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8,63: 597-606.

［19］Blau P 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M］.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20］Konovsky M A, Pugh S D.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Social Exchan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4,37: 656-669.

［21］Chen C C, ChenX P, MeindiJ R. How can Cooperation be Fostered? The Cultural Effect of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3: 285-304.

［22］Aryee S, Budhwar P, Chen P. Trust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Work Outcomes: Test of a Social Exchange Model［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23:267-286.

［23］Whitener E M, Brodt S E, Korsgaaed M, Audrey W, Jon, M. Managers, as Initiators of Trust: An Exchange Relationship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anagerial Trustworthy Behavior［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3(3) :513-530.

［24］金耀基. 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 载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Jin Yaoji. Analysis on renqing of Human’s relation,In Yang Guoshu《Chinese psychology》［M］. Nanjing:Jiangsu Education Press,2006.］

［25］Jensen M C, Meckling W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S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 305-360.

［26］Williamson O E.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7］郑伯埙. 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 (1995), 载李新春等, 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Zheng Boxun.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5).In Li Xinchun. Family firm: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China Economy［M］.Shanhai:Shanhai People Press,2005.］

［28］Homles J, Rempel J.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 In C. Hendrick(Ed).Close Relationship［M］. Newbury Park: Sage. 1989:187-220.

［29］Barzel Y.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M］.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20.

［30］高承恕,陈介玄.台湾企业运作的社会秩序:人情关系与法律［J］,社会与经济：台湾,1989,3(4):151-165.［Gao Chendshu, Chen Jiexuan. Social order of Firm Operation in Taiwan: Renqing Guanxi and Law［J］.Society and Economy：Taiwan, 1989,3(4):151-165.］

［31］陈灿. 家族企业关系治理、契约治理与绩效［D］, 博士论文, 2005.［Chen Can. Relational Governance,Contractual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in Family Firms［D］. PH.D paper，2005.］

［32］袁登华. 成就目标导向对创业行动效能的影响研究［J］. 心理科学, 2005, 28( 6):1388-1392.［Yuan Denghua. Effect Research on Achievement Aim Orientation to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Efficiency［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 28( 6):1388-1392.］

［33］James L R, Brett J M.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Tests for Medi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4,69:307-321.

Trust and Sustainable Growth in Family Firm

XU Qiuhong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Poly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China)

Abstract Family fir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ut in the meantime these firms also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in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u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which affect family firm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trust,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trust on the sustainable growth in China family firms. The author has adopted empirical study methods to investigate family firms.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indicate that:① affectbased trust has increased sustainable growth in China family firms.② cognitionbased trust has increased sustainable growth in China family firm.③ cognitionbased trust has increased affectbased trust in China family firm. Thes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rust is fundament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amily firms. Giving trust, especially the affectbased trust to nonfamily members, is indispensable. Only when these have been done can family firms utilize th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employees’ ability fully, and thus family firms will not be restricted by external resources and employee’s ability in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family firms in China.

Key words sustainable growth in family firm; Affectbased trust; Cognitionbased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