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有感

《学术与政治》一书，是韦伯分别在1917年和1919年所做的演讲。面对台下大批优秀的慕尼黑青年，韦伯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为题，向动荡时期德国的年青一代阐释学术、政治作为志业的外在条件和内在要求。读完此书，感想颇多。

一、意义困境：学术何为

韦伯曾经发问：“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

把学术作为一项志业的预设是，学术具有意义。如果说学术不能担负起信仰的重任，也不能作为人生指南，那么，学术的意义何在呢？

毫无疑问，学术是追求进步的。这也同样意味着一个学者耗尽毕生精力完成的作品，将在数十年内被超越。“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要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所以我认为，学者的心境乃是：明知有朝一日自己的毕生心血会被超越，会被更为出色的所掩盖，却仍然全心全意付出，对自己所选择的志业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学问出于至诚，最伟大的学者往往具有一颗孩童般的赤子之心。“就学术本身的观点来说……将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别人超越；这不仅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随着人类理知化的进行，人们越来越相信通过计算可以掌控一切，除美化过程外，同时带来的还有人类支配欲的增强。处于进步之中的生命永无止境，也不会有人觉得此生活够了，而坐等寿终正寝，死亡也变得毫无意义。在一个“追求进步”成为生命价值的时代，学术虽然无法成为先知，但却仍然有自己的使命。只有学术有自身的使命，才谈得上成为一种志业，吸引无数有志者为之奋斗终生。而这种使命，简单地说，就是追求进步，追求“过时”。

如果说学者该坚守的是自身的清明，时刻不逾矩的话，那么，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最需要坚守的则是自身的自由。“韦伯对‘讲台先知’的批评，其实是要保护科学的自主性，使它不致被误用、滥用。他不希望见到大学被误作教会的、教派的或官方的附庸机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警醒自我，就是源于自由对于学术之重要性。完全可以说，自由是学问的灵魂。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学者必定是精神上的勇士，不畏权威、不畏权贵，敢抒己见，敢疑经典。学术贵在独立，绝不可沦为政治的婢女。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还是一种价值立场。学术的目的只能是为学术本身而学术，绝不能承担学术之外的任务，比如道德教化。学术不能离开一时代之文化的熏陶。学术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既融入其中，又保持批判的距离。

二、一些零碎的思考

韦伯在一百年前发出的声音，依然振聋发聩。近代化过程充斥的机器轰鸣，碾碎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宗教权威。世俗社会中物质欲望的膨胀，使人们的经济境况日益丰裕，娱乐生活日渐丰富多彩，而与之相伴的却是精神世界的日渐空虚。在现代社会，个人成为原子体，人与人之间熟悉而陌生。在一个物质至上、充满隔膜的时代，何处追问人生的意义？

物质扩张在学术领域的表现是实用性学问被尊崇到过分的程度。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入被视为显学的经济、管理等效益行业，而古老学问如历史研究则显得孤独而落寞。实用性技术的好处立竿见影，对经济收入的提高作用也十分明显。相比之下，历史学、社会学等知识倒成了“无用之学”。但是，如果人生之意义就在于追求经济之效益的话，的确是辜负了一世年华。物质生活固然重要，精神高贵也必不可少。如果人人都对钱权趋之若鹜，谁来守护精神家园？所以，真正做大学问者，一定是淡泊名利的人。真正的精神贵族，一定是在闹市中守望林泉的那个人。

由韦伯的著作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个矢志治史的人，学生时代收获的梦想至今仍然守护。作为一名党校教师，要讲政治理论，离不开对历史的研究学习，对社会学、历史学内心充满热爱之情，但多少又带有些“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遗憾。我曾经立誓：文史为师，琴画为伴。但现在看来，以史为师看来不太合理，学问不能用于指导生活。我又曾经说过：以历史为信仰，看来又不太对，学问只能是学问，不能鸠占鹊巢当作信仰。当我看到历史课本上麦加朝圣的图片时，我默默感动着。或许，对于治史者来说，一生的事业都是在进行一次次的朝圣吧，以毕生之精力去朝拜真实，毕竟，求真是历史的灵魂。

在当下的各个大学中，经济、管理等学科人头攒动，而历史之路似乎显得很冷清，如同弗罗斯特所说的：“芳草萋萋，十分幽寂。”也许，历史被视为“无用之学”是对的，如果有人问历史能带给人们什么，我想即使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此也会瞠目结舌。在立竿见影的功用面前，历史是无言以对的。或许，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能做的，唯有坚守，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住内心的清明和当下的责任，因为我相信一句话“读史使人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