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研究理念影响分析

本文作者：孔许友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平行研究的基本功绩和特点

经过数十年的理论磋商和研究实践,平行研究的方法日益显示出其生命力,并被普遍接受。那么,到底什么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到底有何功绩?要比较全面地了解平行研究,我们首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平行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功绩:

第一,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功绩。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明背景、不同地位水平的文学现象,只要具备一定的可比性,置于一定的研究目的下,都可以被纳入平行研究的视野。因此,它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十分广泛。概括而言,它涵摄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跨学科研究和文学人类学等次学科。显然,与影响研究依赖事实联系相比,平行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皆可为我所用,功夫深处,信手拈来,左右逢源,自由驰骋。

第二,平行研究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平行研究虽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所谓文学性,简单地说,就是涉及的重点和内容必须与文学自身有关,不是文学之外的领域。不过,文学性本身又是个极其宽泛复杂的概念,大致地说,它必须体现文学之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平行研究之所以重视文学性、审美性,与美国学派受新批评影响有关。新批评虽然是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但其成熟和鼎盛期都在美国。不少美国学派的学者本身就是新批评的成员,如韦勒克等。新批评反对以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等为研究的核心,强调以作品文本为中心,突出作品的审美价值、形式因素。平行研究的这一特点非常有效地使比较文学摆脱了法国学派一统天下时期的实证主义作风。而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批评方式确实存在着过分依赖材料和繁琐零碎的严重弊端,以致于使本属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比较文学变成了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和文献考据学。在这个意义上,平行研究使比较文学回归文学,确实功不可没。

第三,平行研究逐渐关注可比性问题。由于平行研究是对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比较,不需要做事实材料的考证,这就导致在不少平行研究的实践中出现“拉郎配式”的随意乱比或比附的现象,仿佛平行研究具有“无限可比性”。在中国,滥用“X+Y”的模式,为比较而比较的情况已十分普遍,被一些学者称为比较文学的新危机。因此,可比性问题已成为平行研究能否站得住脚的大问题。我们知道,两样东西要进行比较,其前提在于它们必须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都无法进行比较。当然,这不是从一般的哲学角度讲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平行研究要找到同和异的点,找到关系,在类似处发现不同,在不同处发现类似,或者在看似无关的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思想观念或形式结构等方面的联系。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前提是,“没有什么文学现象不可比,又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完全可比。平行研究就处在了可比与不可比的微妙的境地”[1]。不过,找到比较点还不等于完全建立可比性。平行研究要避免为比较而比较的嫌疑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比较的目标。“比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应当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最终融贯建立一种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2](P270)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讲,比较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有的学者认为,要落实可比性就一定要从比较中得出某个结论。其实,文学研究本身难免带有模糊性,我们很难要求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至少我们可以要求,比较必须围绕一定的论题,而且论题应该尽量具体,避免宽泛无边,大而无当。总之,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深入,平行研究的可比性问题逐渐得到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可比性对平行研究进行规范已成为平行研究本身的特点。

第四,平行研究向科际综合研究的更大范围拓展。文学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文学性也好,审美性也好,都并非纯粹与外界无关。事实上,文学是一个包含多种构成因素的复杂系统,对文学审美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和吸收其他领域的成果和方法。这是对科际综合研究的一种理解。但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科际综合研究并非比较文学的专利,一般的文学研究也经常要“跨学科”,如涉及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如果这些研究都冠以比较文学之名,显然也会使比较文学失去自身的规定性。对科际综合研究的另一种理解是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他学科、宗教之间的关系”[3](P208)。这种研究也称为跨学科研究,它旨在揭示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不同知识形态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同时,彰显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但是,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如威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主张这样的研究不应超越国家的界限。这一主张的内在缘由也许是认为不同文化的知识系统具有不可通约性。但这样一来,从一国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抽象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规律是否可能又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作为平行研究的科际综合研究可以将两种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将其置于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视野之下。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知识系统实际上既有不可通约的一面,也有可通约的一面,因此,跨学科对话的实现,需要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视野中,才能“弄清文学及其他学科在人类文化知识架构中的位置及其演变……清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学科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4](P167)。另一方面,科际综合研究不只是文学本身与其他艺术、学科的对话,它还可以指将本属其他学科研究范围的社会历史现象、思想文化潮流等作为研究某种与之并无事实影响联系的文学现象的切入点或参照系,同时,这些切入点或参照系必须具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性质,即与被研究的文学现象分处不同的文化圈。[5](P102—112)这样既保证了作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科际综合研究不失其内在规范性,又使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总之,从历史功绩的角度看,平行研究以其开阔的胸怀和眼光,既在理论层面,也在实践层面,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比较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这一学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p#分页标题#e#

二、平行研究在运用中的问题

平行研究是从英文“parallelstudy”翻译过来的。“parallel”一词本身除了“平行”之义外,还有“类似”和“比较”之义。可见,平行研究就其本义而言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平行线是不交叉重叠的,这种不交叉重叠既表明平行研究中的被比较对象没有实际的影响关系,同时也表明其深层的根源在于被比较对象处于不同国家、文化的意识形态之中,分属于不同的文学传统,因此具有各自不同的本质。另一方面,平行线又有共同走向,说明彼此之间具有类似性和可比性。这种类似性和可比性的根源在于人心、文心以及人类生存处境的类似。平行研究理论看似简单,但在具体运用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首先,通常认为平行研究要求被比较对象没有事实联系。其实,这个说法似是而非。事实联系只是表层次的,影响研究也并不认为有事实联系就一定有影响关系。影响关系最终是落实在因果关系上的,即如果一种现象是另一种现象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可以说前者对后者造成了影响。如果两种文学现象虽然有过事实接触,但这种接触不是实质性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我们仍然无法采用影响研究。相反,如果从适当的角度和论题出发,则可以采用平行研究。例如,松尾芭蕉与杜甫的比较就是如此,松尾芭蕉可能接触过杜甫的作品,但两人的创作道路、文化观念等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两人的比较也就应该采用平行研究,而非影响研究。[6]其次,在我国的大量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实践中,被比较对象通常都是两项。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平行研究就只能是两项之间的比较。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误解,平行研究完全可以是多项式的。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就经常运用多项式的平行研究方法,堪称典范。而且,多项式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平行研究经常遇到的问题,即“结论往往由于材料的两极性,缺乏由众多事实材料而提炼为规律性见解的基础”[1]。其实,两项也好,多项也好,成功的平行研究实践都要求找准问题域,有的放矢,有理有据地进行比较。

再次,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之间也并非简单的排斥关系。我们知道,平行研究其实不是美国学派的发明。早在法国学派兴起之前就有平行研究的初步实践。如但丁的《论俗语》把欧洲文学分为北、南、东三个部分,并加以对照比较。史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与《论德国》以及格林兄弟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等实际上都涉及平行研究。后来,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法国学派兴起,影响研究开始占据比较文学的主导地位。应该说,这是比较文学历史上的重要发展,它使比较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实证性,防止了随意乱比。但是,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影响研究存在的问题,如过分繁琐的材料堆砌和历史考证使得影响研究看上去不像文学研究了。而且,影响研究虽然十分重视科学实证性,但事实上,由于文学本身乃关乎人心精神之事,我们最终很难把文学现象之间的影响关系像科学研究一样明确地呈现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以韦勒克的报告为导火索,美国学派提出了平行研究,这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一种恢复。平行研究被提出来后,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其成果已经蔚为壮观。但是,也许是历史开的玩笑,在对影响研究的矫枉过正进行反拨之后,平行研究本身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况,即上文所说的拉郎配似的随意乱比现象泛滥成灾。有鉴于此,学界在对平行研究本身加以规范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其与影响研究的关系。于是,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逐渐出现彼此融合的态势。一方面,影响研究反思自身,不再局限于外部的对传播与接受的考证,而引入审美因素,从文本入手展开研究,分析作品在内容和形式各方面的复杂构成,从而指出文学现象间的影响关系。另一方面,平行研究开始意识到,从文学审美特征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最终仍然要接受事实的检验。当然,这种事实不再是传统法国学派所要求的事实联系的证据,而是文学本身的内部依据,如作品的辞句、文学历史发展演变的实际状况等。可以说,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在作品文本中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从而得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比较文学历史上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对立和隔阂。其实,除了美国学派之外,俄苏学派的历史类型学也对平行研究颇有贡献,从另一种学术背景出发丰富了平行研究理论,而且自觉地注意到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结合。例如,被称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谢洛夫斯基曾提出比较文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借用说”和“多源说”,前者接近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后者接近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只不过,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不同的是,俄苏学派的历史类型学更注重社会历史性,更强调文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三、平行研究中变异学维度的提出

平行研究理论的形成与成熟凝结了包括韦勒克、雷马克、列文、奥尔德里奇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比较文学学者几十年的心血。它克服了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局限,一方面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将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了文学性上,使比较文学回归文学。虽然,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平行研究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一些由于理论不健全而引发的弊病,但平行研究也自始至终在丰富自身和反思自身。例如,俄苏学派的历史类型学,虽不自称为平行研究,但就其实质而言,可以看作是平行研究的分支,它丰富了平行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又如,中国的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从王国维、钱钟书、朱光潜等老一辈学人开始,到近30年来取得蓬勃发展,这既是对偏重西方内部诗学比较的西方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丰富了平行研究的内涵。平行研究在自我反思方面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与影响研究握手言和,并进而携手合作。早在1969年,美国学派的布洛克就曾公允地承认:“没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等人的努力,可能就不会有比较文学,没有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就不大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它地方的蓬勃发展。”并进而指出:“任何适当的比较文学研究都要求同时应用分析方法和关系方法,……比较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开阔的,是开放的。”[7]事实上,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学派之争就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双方都赞成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历史考证方法与美学批评方法的兼收并蓄和综合运用。不过,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看,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结合是否就完美无缺、天衣无缝了呢?事实上,大多数比较文学概论性著作在比较的方法论问题上都满足于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融合,满足于审美与实证的相加。近年来的一些著作则增加了中国学派的异质文化双向阐发的比较文学新范式。法、美、中比较文学学派其实可以看作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中国学派是对前两者在理论上的新建构。不过,对这三个阶段的描述属于历时性的、学科史的研究。这种历时性的学科理论模式有着明显的缺陷,比如,主题学虽然经常被归入平行研究,但实际却是既有平行研究又有影响研究,这种归属问题正体现了历时性模块拼合成学科理论的重叠痕迹,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实际上,“作为一个学科范式,我们所追求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应该是三个理论体系的简单相加,……(而应该)从学科史的研究走向共时性学科新范式的建构。”[8](P11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新范畴。上文说的主题学和文类学其实就可以归入文学文本方面的变异学研究,因为“不同文学/文明体系中存在的文本之间的主题和文类在某点的类同之外,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仅在求同,也在存其异’”[8](P125)。比较文学变异学不是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阐发研究相并列的第四种理论体系,而是普遍渗透在传统的前三种范式之中,对文学变异现象进行研究的维度,它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维度之一。#p#分页标题#e#

从变异学的维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传统的平行研究仍然潜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在新批评的指导下主张从“文学性”、“审美性”出发,强调研究不同体系内文学的共同点,着眼于文学的普遍性,注重文学现象间的“关联性”(雷马克)或“亲和性”(韦斯坦因)。这实际上说明,平行研究是一种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结合也并未改变这种情形,因为传统的影响研究同样也局限于求同思维,只不过平行研究追求的“同”是类之“同”,而影响研究关注的“同”是源之“同”。总的说,这与西方比较文学一般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学/文明体系有关。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文明体系时,就会发现真正相同的往往只是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或表层的文学现象,而“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8](P123)。当然,目前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求同思维的不足,从而提出平行研究也可以研究相异或相衬的文学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理论的缺陷。但是,这些弥补并没有从比较文学共时性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而我们所要做的正是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维度重新考察和界定不同文明体系中文学现象的差异、变化和变异,从而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学间的对话,更为明了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求同思维还使其多少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其对文学、文学性、艺术、学科等的定位,基本上依据的是西方知识体系,它的“比较”“并不是一场文化间的对话,而是以西方‘诗学’的眼光对各种文学经验及其理论表述的发掘”[9](P301),如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模仿、表现、典型等西方传统文论话语来规定东方文学的特性,而像风骨、气韵、意象、虚实等东方文论范畴却被排除在外。而现当代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界也基本上是自觉地被动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解释自己的文学,甚至是古典文学。这固然体现了我国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开放的新格局,但不少学者也发现这种被动的吸收显得消化不良,因为,一方面,用西方文论来解释中国文学,在许多情况下显得似是而非,言不中的;另一方面,这些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后与其在源发地的原貌不一致。前一种情况的根由其实在于我们没有建立完备的适合本国文学的文论体系,而没有自身文论体系的深层原因又在于我们淡忘了自己的传统文论话语,这种淡忘使我们失去了与西方文学文论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没有基础,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吸收、融会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文论话语,“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重建文论话语体系的问题应该被提上日程,而要重建文论话语体系,我们有必要在中西文学文论的“互补性”、“异质性”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学文论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就凸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而从变异学的眼光来看,所谓“消化不良”的另一方面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因为在中西文学文论的比较中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论话语是变异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同时,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更深刻地理解异质文明的文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照搬其原貌,“理论旅行”必然发生变异,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拿来’的历史动机、情景针对性、历史状态中的意义、变异和历史效果。……‘变异学’所着力关注的不是旅行之地的理论与理论原本的‘同’,而是‘异’。”[10](P156)而且,这种“求异”“尚不是出于表面的求同求异之争,而是出于在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中以历史为理论本源的认定”[10](P157)。当然,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并不排斥求同的价值。就平行关系变异学而言,变异学将“同”理解为彼此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互补性、对话性的和谐共振关系,并在异质文明互异性的更高层面上阐释这种和谐共振关系,即以文明差异为基础追求“异中之和”或“和而不同”。所谓“和而不同”,这种源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如今被视为中西文明交流之理想形态的观念,顾名思义,是由“不同”与“和”两方面内容组成的。“前者正是强调了文明之间的异质性,有了不同才能有资格进行交流,才可能‘和’;后者则说明了互补性的重要性,文明的异质带来的并不应该是冲突和矛盾,而应该是互补短长和融会贯通。”[11](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