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一个蒂布特模型的解释

摘要：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外商投资影响的内生机理，正在引起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用一个蒂布特模型的设想来解释地方政府服务与外商投资选择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外商投资者“用脚投票”选择投资地区，从而使公共资源达到效率化配置的一个均衡过程，进而说明在外商资本投资进行竞争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以及政策服务水平决定了外商资本的流向和选择，从而可以实现地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关键词：外商投资；公共支出；蒂布特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27-02

一、引言

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逐年增加，至2006年底，累计发行建设国债7600多亿元，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各省级地方政府为了争夺外商投资资本，在政府年度预算中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各种政策优惠的公共资金预算也逐年竞相增长。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开始对外商资本投资的选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很多经验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与外商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Samuelson(1954)将公共产品定义为“集体消费的产品”，认为对于这类产品的消费来说，每个人的消费并不能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所以，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因而与私人部门相比，在公共部门中有很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并没有实现最优配置。Tiebout(1965)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和一个纯理论的分析模型提出了一个设想，即“如同私人领域经济的一般均衡解一样，如果偏好和资源禀赋既定，地方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一般均衡解就是最优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间存在着为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这就类似于厂商间为了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这种竞争也将会导致地方政府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能达到帕雷托最优。Oates(1969)在一定程度上对蒂布特模型提供了经验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财产税和公共服务的差别导致了住房价值的不同。也说明，在选择地方居住时，潜在居民确实会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进行衡量。Rogowski(2000)把蒂布特模型与全球化和治理等联系起来，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看成蒂布特式的地方之间的竞争，认为国家政策的差异性导致了国际资本要素流动的不同。

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要素的流动对于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国或地区对于国际资本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开发西部和东北的推进，各省或经济开发区之间的竞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地为了谋求地区进步和发展，争项目，争资金，争政策优惠，用不同的措施和优惠手段来招商引资。廉价的地价、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给外商资本的流向和运作提供充足的空间，这似乎恰好印证了蒂布特的设想：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决定移民的流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以及政策服务的水平决定了外商资本的流向和选择，外商“用脚投票”来选择能够获得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地区来进行投资，这和蒂布特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

二、模型及分析

在对问题进行分析前，我们需要建立一下假设：①外商资本能够在各地区间充分流动；②外商资本所有者拥有关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政策优惠的充分信息；③存在可供外商投资选择的多个地区，并且各地区间为了争夺外商资本而竞争激烈；④地方公共支出或公共服务供给不存在外部性；⑤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同时，假设地区的投资规模并不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即地方政府总是能以最小平均成本来供给公共产品。进一步看，若外商投资的偏好可以用投资的货币收入X和公共服务Y来表示，并且这一公共服务能被地方政府以不变的边际成本c+t生产出来。因此，有多个地区可供外商进行投资选择，而外商也将选择那些公共服务和政策优惠能满足自身偏好的地区进行投资，这样一个地区对外商的公共服务的总和就是n个相同偏好的外商公共服务需求的和。再进一步看，如果公共支出的资金供给全部是地方政府通过对外商的税收来筹集的，则每个外商对公共支出的支付也就是1/n的税收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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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表明，如果满足了以上的假设，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也即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也会达到一个有效率的配置状态。

以上是从长期均衡过程来分析的。而从短期来看，当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水平在短期内固定时，不同外商投资者也将会为自己所偏好的投资地区展开竞争，在那些政府工作效率高、投资环境更好、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地区里外商投资的竞争也就会非常激烈。因此，竞争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这些地区的投资进入成本较高，对政府公共产品支出的支付也将会被资本化到外商的投资成本中去。

三、公共服务对外商投资的影响

影响外商投资选择的因素很多，但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地区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服务效率对外商投资选择的影响，就能为地方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政策以及改进服务水平提供了决策的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年对2 800家日韩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韩企业认为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前几位因素分别是：吸引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经济稳定性、政府办事效率和公正性、政策的透明性等。有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因素占据了前几位，可见地方公共服务的差别必然在引进外商投资上存在较大的差别。

我们从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资料也可以看出这个结果，以2005年为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87.91％集中在东部地区，而西部落后地区只占3.74％左右，差异巨大。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外商投资及其他投资的差距，不能否认东部因为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再引进外资上的优势，但是也不能忽视西部地区在外商投资软环境上的差距。投资硬环境的改善是一个成本大且时间漫长的过程，但是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就可以比较迅速地实现。如政府政策透明度、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服务意识以及文化融合等，都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在硬环境上存在差距的中西部，只有在这些软环境上做出改进，才能使吸引外商的投资水平有所提高。因为，那些追求投资效用最大化的外商投资者，必将要在对来自各地区的公共支出和服务水平以及投资所负担的成本进行权衡，才能选择那些收益减去成本之后的剩余最大化的地区进行投资。

四、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公共服务水平以及税收政策的选择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在各种严格的假设下，理性的外商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区时，必定要对投资成本进行权衡。长期中，这种外商投资者“用脚投票”的选择机制，必定会使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在地区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均衡配置，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会达到效率化的供给。但是，在现实中可能不存在上述那些严格假设，地方政府不可能不考虑投资规模下的公共产品最小成本供给问题，也不可能不存在外部性；另一方面，在制度刚性下外商投资的进入和退出也需要很大的成本，并且地方公共服务信息的完全掌握也不可避免交易成本的扩大。因此，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还是外商投资者来说，这些严格假设都不太合理，也就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情况与理论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埋下了祸根。

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理论毕竟是有其指导意义的。由于外商资本的稀缺对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压力，各地区必将展开对外商资本的竞争，地区政府也必将趋向于提供更好的公共支出和公共服务水平，因而，这种机制确实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效率引导。因此，这也为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创建高效、廉洁、规范的行政管理和服务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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