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术史研究的耕耘与收获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作为学科建设来说，是起步较晚的，但是，自兴起以来，其发展的势头却非常之快。尤其是在20世纪末的近十年间，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鼎盛。而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方位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可谓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军作为召集人，邀请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铭等专家教授，集会于上海大学乐乎楼，拟定了从7个分支学科和学术角度对20世纪新闻与传播学术进行历史性研究与描述的计划。其中包括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军主编，并作为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别为戴元光著《传播学卷》，童兵、林涵著《理论新闻学卷》，徐培汀著《新闻史学史卷》，单波著《应用新闻学卷》，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著《宣传学与舆论学卷》。可以说，这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全面而综合的学术大检阅，又是在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下的坚实的学术构建。

当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系列专著，其整体的研究重点当然首先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建设上。可以说，这套专著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其中，不仅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每一个重要现象和事实进行微观透视，还特别对于整个20世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加以居高临下的宏观把握。如戴元光在《传播学卷》第三章阐述道：“可以说，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不仅在中国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但这种发展成就并没有延续下来，明清已经开始衰败，到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事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国不得不引进西方的传播观念。虽从19世纪起，西方传播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传播思想仍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一些现代传播思想启蒙者屡遭磨难。在20世纪的一些年代里，中国不仅拒绝现代传播思想，甚至拒绝我们的先贤先哲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传播哲学观。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学者们才又开始新的跋涉。”这段文字概括了中国20世纪传播学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可以说对中国传播学的整体历史命运洞若观火。

作为一套学术史专著，这套专著不仅有丰富的资料性的梳理和阐述，而且对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学成果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如对报刊自由主义理论，戴元光在《传播学卷》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同时又特别提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错误前提”，其一是“关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关于契约国家的假定”。

本套专著的主题是“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上，展望和预测下一个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和建设。童兵、林涵的《理论新闻学卷》其“结语”为“任重而道远――又一个世纪之交”，直接提出了下个世纪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迈向21世纪的历史新闻学研究》做结。戴元光的《传播学卷》又把“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作为最后的一个专章来讨论。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的建设是21世纪的根本目标，而新世纪中国化传播学体系的建设又必须牢牢扎根在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说是为新世纪整个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对传播学体系的真正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基点。

二

也许正是由于著者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有着清醒的宏观把握以及其对未来建设的迫切性认识，所以，当此项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军等学者又进一步把传播学术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全部思想发展史上。2005年，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现当代卷，凡四册，洋洋194万余言。这是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补学术史空白之作。

作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传播活动和行为历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传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传播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本身；而传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则是在传播基本问题上，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进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传播的程序设计的。而所谓传播基本问题，在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中基本体现了其全部内容，那就是：“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对于历代传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寻找每一时代思想家和传播大师们在这五个方面的不同思想与主张，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各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传播状况和历史走势。

就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而言，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甚至历经劫难而繁衍不断，其中科学的传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断更新的传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本书“主编絮语”中所说：在我国，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虽然在古代专制主义的制约之下，我国传播业比西方国家的发展要缓慢一些，但几千年来，中国传播业仍作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我国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被笼罩在皇权统治之下，但传播思想仍屡屡萌发。尤其是各个时代的传播思想家启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虽然也有些传播理念和思想主张还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是专制主义文化精神的，但是，作为整体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环节，那些传播主张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历史精神。同样为我们的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着重要的文化资源。

显然，中国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学科建设工程。尤其是作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需要拓展本学科的学术空间，而且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把握与审视。如前所述，传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为传播行为之主导乃至主宰的传播思想，无疑也就主导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生命线。所以，关于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对于中华文化发展命脉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视。因此，在本书中，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孤立地研究传播问题上的某些具体主张，而总是将一定时代的传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传播理念置放在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有机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学”是儒家传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义的观念，书中也对“仁学”的方方面面进行传播思想的解释，其别强调：“按照孔子的解说，‘仁’的含义非常丰富，所有殷商、西周以来作为统治阶层的道德观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内。我们从孔子传播思想分析，‘仁’贯穿于礼仪传播的一切过程和形式，‘仁’包括着宗法传播的孝道和忠义，也包摄着知识传播的智和为人处世的六种表德。总之，‘仁’就是‘人’，就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余志鸿著：《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第153～154页）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学”，既从传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问题，又从整个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历史根源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既然是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当然就不能是简单的历史流水账式的“结算清单”。所以，全书中不仅按照思想史体例，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料性的梳理、考证和描述，而且又有大量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传播学成果以及传播思想的重新评价和学术论辨。甚至对于影响中国传播学的一些西方重要的传播理论，都有严格的学术追踪。各卷的著者都能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资料占有，对传播思想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点以及全部演进过程做出极其详细透彻的爬梳和定位。其中有许多崭新的理论发现和观点阐述。尤其是对“学从西方来”和“由术入学”等整个渐变与生成的脉络轨迹都有十分清晰的追溯和视野开阔的背景阐发。

当然，在对一些传播学家的价值评价上，尤其是在对一些具体的传播思想观点的正反评判上，也许会引起不同学者们的一些异议，甚至会引发一些学术方面的争鸣，其实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任何一部研究成果之中作者的一己之见都不可能涵盖全部真理。真理永远是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和前进的。作为传播学者，首先把自己的学术观点“传播”出去，甚至如本书著者所言，先树起一个学术“靶子”，以引起更多学者的积极讨论，也许更有利于传播学科的健康发展。■（作者分别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