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公共支出的产出效率及其最优水平

［关键词］公共支出；产出效率；最优性

作者简介：朱 军（1980―），男，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南京，210046），博士。研究方向：动态财政经济学、应用财政计量、中国财政问题。

杜运苏（1977―），男，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南京，210046），博士。研究方向：应用经济计量、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引 言

对于公共支出的有效性和最优性，Barro Rule （巴罗法则）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较好分析。Barro（1990） 认为在最优水平上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等于1。［1］随后，Barro（1991）指出增长率与消费性支出水平负相关，与投资性支出相关但统计不显著。［2］

对于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基于Barro Rule和Armey曲线许多学者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Karras（1993）研究37个国家的情况后认为平均最优的政府支出水平为20%；［3］Vedder和Gallaway（1998）利用Armey曲线进行回归分析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最优公共水平为1745%；［4］Aly和Strazicich（2000）认为海湾国家平均最优支出水平为12%。［5］Alleyne, Lewis-Bynoe & Moore （2004）分析认为加勒比地区的支出水平在10%-16%之间才能是有效且最优的；［6］Babihuga（2006）认为sub-SaharanAfrica的平均最优支出水平为35%；［7］对于中国公共支出的研究，马拴友认为中国最优支出水平约为267%。［8］马树才、孙长清得出：最优预算内支出水平约为212%，最优综合支出水平约为24%。［9］计志英认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41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3050）的资助。为地方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为470%。［10］

总体上，上述研究部分直接采用了Armey（1995）方法通过二次曲线测度最优支出水平，［11］缺乏理论基础；部分研究基于Barro（1990）的分析框架寻找中国总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政府支出的类型不止一种，各类公共支出的性质、经济影响也各不相同。

二、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理论模型

综合Barro和Devarajan, Swaroop & Heng-fu Zou（1996）的研究框架，［12］将单一政府支出划分为三种类型的支出来分析公共支出的效率。建立人均消费水平Ct上的优化问题为：

max∫∞

0〖KG*2]U(Ct)*e-tdt

（1）

其中：是正的时间贴现率，Ct是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σ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定义单一类型的C-D生产函数为：

y=f(k,g)=Akag1-a，其中0＜a＜1

（2）

k为人均资本投入，g为政府总人均公共支出，A为技术进步率。定义经济建设支出g1、行政性支出g2与社会服务性支出g3，并且g=g1+g2+g3。

定义ψ1=g1g,ψ2=g2g,ψ3=g3g，显然ψ1+ψ2+ψ3=1

（3）

公共支出拆分后的生产函数为：

y=f(k,g1,g2,g3)=AKagβ1gβ22gβ33=Akag1-a，其中a+β1+β2+β3=1。

公共支出与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平滑收入税τ建立的。

g=τy=τAkagβ11gβ22gβ33=τAkag1-a

（4）

采用社会最优的框架（First Best）求解这一问题。在厂商均衡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率μ1为：

μ1=1δ［(1-τ)aA(τAψβ11ψβ22ψβ33)1-aa-n-］

（5）

对于中央计划者经济而言，约束条件是资源使用的约束：

dkdt=y-nk-Ct-g=Akag1-a-nk-Ct-g

（6）

求解中央计划者经济下的优化问题可得经济增长率μ2：

μ2=1δ［aA(τAψβ12ψβ22ψβ33)1-aa-n-］

（7）

基于上述动态经济路径，可以形成如下结论：在最优税收τ*存在、并且满足内部支出结构最优的充分条件下，亦即在ψi=βiβ1+β2+β3的充分条件下，三种不同类型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值同样等于1。也就是说，在总量最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结构的最优。譬如对于经济建设性支出g1而言，边际产出效率为：

MPG1=yg1=β1Aka(g1g)β1-1(g2g)β2(g3g)β3gβ1+β2+β3-1=1

推论：在最优税收τ存在时，在支出结构最优的充分条件下，亦即在满足ψi=βiβ1+β2+…+βn的充分条件下，各类公共支出的边际产出同样等于1。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取Karras（1993）的分析方法。［3］衍生出衡量不同类型公共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方程如下：

(ΔYY)it=Cit+MPK(ΔKY)it+α(ΔLL)it+MPG1［(g1g1)(ΔG1Y)］it +MPG2［(g2g2)(ΔG2Y)］it +MPG3［(g3g3)(ΔG3Y)］it +εit

（8）

同理测量最优公共支出水平的实证研究方程为：

(ΔYY)it=Cit+MPK(ΔKY)it+α(ΔLL)it+γ1［(g1g1)(ΔG1Y)］it +γ2［(g2g2)(ΔG2Y)］it +γ3［(g3g3)(ΔG3Y)］it +εit

（9）

则回归结果γ1,γ2,γ3就是三种类型公共支出的最优水平。［13］

（二）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涉及的相关变量和数据来源如下：

本文行政性支出G2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与国防（极少）、公共安全"；社会服务性G3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其余为经济性支出G1。

采取司春林等的处理方式，［14］通过GDP平减指数将所有数据进行平减。定义GDP平减指数为：Deflator=GDPiGDPiindex・GDP1978indexGDP1978。从而基于1978的实际GDP为GDPiDeflator。

对资本存量，本文采取较多引用的Perkins（1988）的研究结论，［15］定义为5%或10%。1978年的初始资本存量采取Hall 和Jones（1999）所采用的方法，［16］定义初始资本存量为：K1978=I1978ri+δ，其中ri=(Ii2008Ii1978)131为样本期内固定资产的平均增长率。

（三）不同类型公共支出的效率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和相关数据，本文得出如下实证结果。

根据上表2，整个时期经济建设性支出（G1）的产出效率是明显的，但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其效率不是统计显著的。这是因为我国逐渐由计划经济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在分税制改革后，政府支出应与私人投资进行配合发挥“互补效应"。然而，地方政府以较多的直接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避免公共支出“挤出效应"不相吻合，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难以显现。

行政性支出（G2）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通常认为的观点（Barro，1991）――政府行政性支出不利于经济发展。［2］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行政性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分税制改革的随后几年国内内需不足、市场由卖方转为买方有关。

而对于社会服务性支出（G3），在改革开放的整个时期内是明显低效的。这表明整个时期内社会服务性支出供给不足，而近期政府加大对社会服务性支出的供给使得“低效率"状况有所改观，但还没有改观到发挥“正效率”。

对各类支出的最优性检验可知：判断各类支出是否最优（MPGi=1）的F值检验表明，三类支出明显不是最优的。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相应的检验结果。

（四）最优公共支出水平分析

基于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总最优公共支出考察如下：

根据上表3，地方总支出水平在5%的统计水平上统计显著。分税制改革之后最优支出水平分别为2456%（δ=5%）、21%（δ=10%）。对于其他结果，对比省级政府平均支出水平可知是不合理的偏高或偏低。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地方政府的平均支出水平，本文认为省级政府最优总支出水平约为20%。

而对生产函数取对数，得到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

(lny)it=lnA+a・(lnk)it+β1(lng1)it+β2(lng2)it+β３(lng3)it+εit

（10）

估计值β1、β2、β3的比例关系形成各类支出的最优水平。相关实证分析的结果及其比例关系如下：

从表4可知：分税制改革后最优支出结构较为合理。而其他结果或是行政性支出过高（超过50%，全国平均水平在40%左右），或是经济建设性支出偏低（低于15%，全国平均水平在30%左右）。由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行政性支出水平在40%左右，并且包括了地方一般预算中占极少部分的外交、武警、国防等支出，从而省级政府行政性支出的最优支出水平应低于这一水平。综合而言，最优支出结构应考虑为：1994―2008年期间10%资本折旧率的最优支出结构，亦即ψ*1=29%、ψ*2=33%、ψ*3=38%。基于上述分析，各类支出的最优水平为58%、66%和76%。

四、小 结

1 本文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使得地方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的“互补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反而呈现了“替代效应"，这意味着出于经济竞争目的的地方公共支出是低效率的。

2 不断控制行政性支出的规模是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的迫切需要。我国地方政府不断扩张的行政性支出及其背后蕴含的各种社会问题，要求全社会必须控制好这一支出，约束公权滥用下的支出浪费，提高支出效率。对此应构建阳光财政并提高支出透明度，构建“中期支出框架"规划好未来年度的政府支出等等。

3 本文认为省级政府最优总支出水平约为20%，各类支出的最优水平分别为58%、66%和76%。

主要参考文献：

［1］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2］Barro R. J,.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3］Karras G,. Employment and Output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J］．Economic Inquiry, 1993, 31（3）.

［4］Vedder R. K,. & L. E. Gallaway.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Z］．Paper for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1998.

［5］Aly H., and M. Strazicich. Is Government Size Optimal in the Gulf Countries of the Middle East?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 14（4）.

［6］Alleyne K. A., D. L. Bynoe, and W. Moore. An Assessment of the Growth-Enhancing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Caribbean［J］．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4（3）.

［7］Babihuga R,.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Optima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in Sub-Saharan Africa［C］．Empirical Public Economics, by Ott A. F. & R. J. Cebula, 2006.

［8］马拴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J］．世界经济，2000（11）．

［9］马树才，孙长清．经济增长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J］．统计研究，2005（1）．

［10］ 计志英．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估计［J］．南方经济，2006（7）．

［11］Armey D., R.K. Armey, and R. Corporation, The Freedom Revolution［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5.

［12］Devarajan S., V. Swaroop and Hengfu Zo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37（2）.

［13］朱 军．高级财政学――现代公共财政前沿理论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14］司春林，王安宇等．中国IS-LM模型及其政策含义［J］．管理科学学报，2002（2）．

［15］Perkins D.H,.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8,26（6）.

［16］Hall R.E., and C. I. Jones.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1）.

On the Productivity and Optimality of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 in China

Zhu Jun１ Du Yunsu２

Abstract: For the increasingly expans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the efficiency and optimality of the public expenditure is becoming one focus concerned by economic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extensive analysis of Barro Rule, this paper builds a multiple expenditure model. Then, we empirically research the efficiency and optimal level of China's multiple expenditure by using the sub-national panel dat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optimal level of sub-national fiscal expenditure is around 20%, while the optima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and expenditure for social service is about 58%, 66% and 76%.

Key words: Public Expenditure; Output Efficiency; Optimality

［中图分类号］F810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1)10-006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