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

现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将货币通过各种交易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其效果和作用非常有限，关键是要推行结构性政策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萨金特和同事在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研究基础上，重构了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基本假设、微观基础、模型预测和政策含义。这在后来被称作“理性预期革命”。

与过去假设人们被动适应政策的模型不同，理性预期模型认为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基于理性预期的条件，政策制定者的任何措施，都会被人们的理性预期抵消，从而成为无效的政策。比如，中央银行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失业率，因为人们已经（理性）预期到未来的高通胀率，从而采取了相应措施（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资本回报率）。

这种动态随机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要求更加复杂的数学模型。萨金特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发明了结构计量的方法并正确测度理性预期的变化，从而使得正确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可能。

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理性预期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挑战、全球经济政策等问题专访了萨金特教授。

理性预期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理性预期假说”是如何影响你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思考的？

萨金特：“理性预期假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有两个中国谚语非常好地阐释了理性预期的精髓，第一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二个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接触理性预期之前，我和一些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能够比人们更好地预测未来的假设条件。这类理论模型应用在经济政策中，就给政府提供了通过系统而持续地“欺骗人民”来改变政策的依据。“理性预期假说”可以说相较起来更为民主，该假说认为政府和个人是基于同样的基础对未来的利益进行预测，这样就消除了政府影响政策的途径。与此同时，“理性预期假说”还关注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比如，政府法规和制度如何影响人们是否接受教育、选择储蓄还是投资、工作还是休闲的激励。

中国经济报告：传统经济学模型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而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经济学家在构建模型时认为人是可以预测未来的。这是一个理论性还是经验性的假设？

萨金特：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假设，只有当有实证支撑时假设才是有用的。所以有大量工作是关于“理论预期假说”的实证研究。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关键的问题是理论是否能更好地拟合现实。从很多方面来看，当然并不是所有方面，“理性预期假说”很好地拟合了现实。

有人认为理性预期假说高估了人的知识水平和预测能力。当然，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完善理性预期理论。宏观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来修正和扩展理性预期理论，比如，泡沫破裂和暴跌时理性预期如何逐渐演变成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

中国经济报告：在转轨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中，由于市场是不完善的，我们会看到“理性预期假说”失效吗？这会支持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吗？

萨金特：我认为“理性预期假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都非常适用。计划经济的现论是“机制设计”或者是“契约设计”，它们基本上是完全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这个假说几乎是所有有关监管和经济增长的现论模型的基本假设。

中国经济报告：你能否举例说明“理性预期假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

萨金特：像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现任主席耶伦（Janet Yellen），都非常熟悉并使用理性预期模型。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会构建并估计这类模型，并运用到政策建议和经济预测中。

一些呼吁税收改革的政府也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说”，比如，美国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的那些部门。

中国经济报告：理性预期学派如何评价当前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

萨金特：理性预期只是我们构建模型时的一个假设。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除非这个模型在其他维度都是完善的。通常在美国或英国，处在政策辩论不同两方的经济学家都使用“理性预期假说”。他们的政策建议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模型的其他因素不同。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人工智能也有研究，即用人工智能代替了理性人的假设。二者在经济模型和分析结论上有哪些不同？

萨金特：“人工智能”模型在很多行为特征上都和理性预期模型很相像。可以说，“人工智能”模型越接近理性预期模型，人工智能就越智能化。当然，二者在具体动力学方面会有一些差异。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细化和促进了理性预期模型。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但目前为止对政策的影响仍然很小。一个例外是旧金山联储，其主席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将一些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引入到政策制定中。

现代宏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你和华莱士（Neil Wallace））基于不同的经济学假设建立了最优政策模型。你认为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萨金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和描述企业和个人运行的经济环境。不管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政府都对经济环境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政策的性质，包括促进或阻碍自由准入、个人选择、竞争以及资源在不同生产者和地区之间的流动。2013年中国出台的各项经济改革议程就把上述领域放在了核心位置。

中国经济报告：一些人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使用了过多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模拟人和市场的行为。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萨金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确实使用了很多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来理解在未来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市场行为。从经验上来看，你所想要模拟的经济环境越呈动态、不确定性越大，你更有可能倾向于学习和使用数学工具。你无法否认这一点。

中国经济报告：有学者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价格无法反映市场中的所有信息。你是如何理解有效市场的？

萨金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汉森（Lars Hansen）和辛格尔顿（Kenneth Singleton）在1983年称，标准的理性预期资产定价理论不符合美国的数据特征，当然也有大量的研究回应了他们的质疑。现代宏观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解释各种有趣的资产定价谜题，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接受有效市场的结论。汉森、辛格尔顿及其追随者提出了很多显示有效市场理论失败的谜题，比如，股权溢价之谜、无风险利率之谜、“巴克斯-史密斯之谜”等。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包括：市场缺失、执行和信息问题、问题等。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很多批评经济周期理论的声音。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基于经济周期模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并不成功。你是怎么看的？

萨金特：目前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批评，本质上是误解了这些理论模型的设计初衷。经济周期理论是用于描述正常时期经济总体波动情况，而不是金融危机或市场崩溃时。

我看到很多研究真实经济周期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的学者，同时也是这一领域坚定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者。他们明确了模型设计的目的，并使模型更好地匹配总体波动的特征。所以，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模型并不是为金融危机而设计的。

全球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许多人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持悲观态度。为什么世界经济至今走不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美国前副国务卿库珀日前在本刊撰文称，世界经济正陷入长期停滞。对此你怎么看？

萨金特：我觉得没有人能够真正给出答案。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复苏，欧洲的复苏相对较弱，亚洲也是差不多如此，除了中国表现较好外。我们通过对跨国数据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时经历了金融危机和银行破产后的复苏通常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仅仅是在美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并不能通过这些数据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坚定地认为，当前长期的低增长并不是长期停滞，因为长期停滞期中经济数据将呈现出另外一种令人担忧的形式。他们的见解很深刻，但现在还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把货币政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这种做法导致全球出现流动性泛滥。有学者认为各国应该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你对此如何评价？

萨金特：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现在货币政策的效果和作用非常有限。现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将货币通过各种交易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然这要看你所指的财政政策是什么，美国的税收政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因为税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更高效地促进资本和储蓄的形成和积累，而与走出经济衰退实现经济复苏并没有直接联系。我觉得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提及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IMF通常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多支出，多利用财政赤字。在IMF的建议下，一些国家长期保持了巨大赤字，比如很多欧洲国家，但最终导致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关键还要推进结构性政策，比如，欧洲、日本、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价当前欧元区和日本所采取的负利率的货币政策？

萨金特：当政府推出或实行一些从未使用过的新政策时，我认为大家应该保持高度关注。负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对持有货币的人进行惩罚，其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政府其实可能还没有想清楚。

中国经济报告：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应如何界定央行的作用？

萨金特：中央银行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权限？这些都是很严肃的问题。美国、欧洲和其他很多国家对此都有着争论和讨论。中央银行本质上就是一个产品管理者，发行一些债务（也就是现金），并通过这些现金购买一些证券。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央银行获得了很多他们之前所没有的权力。比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可以购买的资产范围比过去要大得多。美联储还有一些做法会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为准备金付息。过去银行必须上缴的存款准备金，现在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这种做法相当于向市场投放额外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米什金（FredericMishkin）提出，央行向商业银行付息，等于把利息还给商业银行，也就等于降低了存款的有效税率。如果你仔细分析这项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美联储获得了实行财政政策的权力。因为过去没有支付的利息相当于向政府纳税，而现在美联储支付利息就相当于动用了财政部的税收收入。而一部分人仍认为，央行应该为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是需要担心的。

很多央行对于自身权力的扩大很紧张。人们对央行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期望太大，央行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央行不是最后贷款人，财政部才是最后贷款人，你怎么看？如何理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萨金特：过去的理论认为，央行是最后贷款人，但现在财政部成为最后贷款人的情况已经出现。当然不同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

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界限”在哪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如何平衡“自由化”与“风险管制”之间的关系，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目标都是支持经济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其实是使用不同工具去实现一个目标的关系。所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财政部财政政策的协调很关键。在美国，美联储和财政部有时是协调的，也有时候并不协调，甚至采取相反的做法或不作为。比如，财政部希望发行长期债券，以获得稳定的财政资金来源，但美联储也购买了很多长期证券，这一点是不协调的表现。而在阿根廷和巴西，我们看到财政部和央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所以他们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增长。让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政策协调一致，这是我想要强调的。

中国经济报告：一些人把2008年金融危机归罪于金融衍生品，这种观点对吗？你怎么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

萨金特：我想推荐一本书，书名叫《设计的脆弱》（Fragile by Design）。书中提到了美国的很多案例，警示其他国家应避免这样做。比如，在银行监管方面，通过银行破产重新分配公共财富，这是个很糟糕的做法。我认为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应该吸取的教训。

关于金融衍生品是否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我想这取决于你所指的金融衍生品包括什么，比如，你可以认为有抵押的证券都是金融衍生品。我觉得金融衍生品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很多金融体系都包含衍生品交易市场。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要有好的风险分担机制。我们常说，保持一定的风险，然后分担这些风险。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事物。

风险最终的承担者是居民部门，因为企业也是由个人组成的。政府也可能会承担一部分风险，但如果考虑到政府可以不断向居民和企业部门征税，所以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居民部门。因此，最重要的是要识别谁能够承担风险。对于谁可以买卖金融衍生品，谁来承担风险，政府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都知道，金融创新越来越频繁，包括中国也是这样，所以解决的方法不是去限制创新。金融创新，如正在发展的电子货币等，它们将显著地改变当前的交易模式，也可以带来更多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