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

[摘要]本文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三星堆祭礼坑的年代与功用和三星堆文化来源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国外学者进行三星堆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同时也指出国外学者在三星堆文化研究上可供国内学者借鉴和参考的方面。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研究；国外学者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134-6

1986年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两个被称为“祭祀坑”的重要遗迹，出土大量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的青铜器，引起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在两篇发掘简报陆续问世后，题名《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报告继后出版，促进了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蓬勃开展，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多部学术著作出版，使得三星堆文化研究不仅被国内学术界所密切关注，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不少国外学者，尤其是一些日本学者，更将三星堆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古代青铜文明中心来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学术界将会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一、三星堆文化的起源

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是少数研究三星堆文化起源的国外学者之一，他在《关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应是同时有多个带有城墙的聚落相互竞争、并存的状况。他根据城墙的方向与河流的方向设置一致、成都平原多洪水等情况，认为成都平原农耕民在和水的斗争过程中，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三星堆社会的出现，“是公元前2000年以后，成都平原的各小地域单位在和洪水的危害相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其背景是，当宝墩文化遭受了单纯的洪水等灾害的打击之后，在当地的社会系统再生之前，来自外部的集团势力伸张至此而建立的新的地域社会的秩序。他进一步认为：

对于统一了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的统治者来说，成都平原无疑已成为像“王畿”一样的政治性地域。三星堆文化的统治者以“王畿”为中心，对四川盆地其他的地域集团也施加了强烈的政治影响。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要素从四川盆地东部的长江两岸到湖北的西端，乃至盆地北侧的汉中盆地都有分布，在各地形成了可称之为“地方型”三星堆文化的诸文化。成都平原和周围诸地域的文化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政治性的关系。

在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交替的研究上，与国内学者的观点一致的是，国外学者也认为成都平原继三星堆文化之后是十二桥文化。西江清高认为：“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中游商式‘地方型’青铜器相关联，而十二桥文化则和关中的西周式铜器相联系，两者判然有别。据此，广汉的三星堆文化和成都的tz桥文化同时并存的观点就很难令人接受。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在商末周初之时，发生了由前者向后者的历史性转变。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年代至迟也不会晚于商末周初。”“我们得以确认以下两点：第一，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作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作明确的区分。第二，在三星堆文化的中心地，当三星堆文化崩溃后，取而代之的是十二桥文化。”“但是，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市中心的直线距离仅有40多公里。在同属成都平原的邻近，形成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尽管两者间有密切关系)，其背景究竟如何呢?……以成都为中心的一带属于岷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扇状地形，而三星堆文化的遗址集中分布的什邡――广汉一带则属于沱江及其支流鸭子河等冲积而成的另一处扇状地带。这样的地理背景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古代的成都平原，可能因为居于不同的水系而有不同的水利利害关系，最终各自形成不同的共同体。水利的重要性越增加，产生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地域社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势力取代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是在黄河流域的商、周王朝交替之前，还是之后?若是在此之前，那么在参与商周间战争时，十二桥文化已取代三星堆文化成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新势力。若此，则十二桥文化很可能在较早的时期便与关中平原的先周文化发生了联系。如果两者的交替发生在西周王朝成立之后，那么十二桥文化以黄河流域新的统治者――周为其后盾，从而在成都平原替代了三星堆文化。不管怎样，黄河流域商、周交替的历史和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西周中期以后，四川和关中的关系开始逐渐疏远。

对于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学术界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在长江流域文明乃至中国文明起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国外学者论述此问题的方法、视角与国内学者有所不同。如西江清高的观点是：呈同心圆状扩展的“中国”文化领域可分为“内”和“外”两部分，其中“内”的部分又可区分为“周边部”和“中心部”。盛行巴蜀青铜器的四川地区属于“中国”文化领域“内”的“周边部”。多元性的中国文明的原型就是最终完成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巴蜀青铜器相延续的四川古代文化等“中国”文化领域“内”的“周边部”的诸文化的融合。在这种意义上，对四川古代文化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四川地区所固有的古代文化和社会的复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构成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一部分的复原。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也认为：“不能对三星堆文化给予过低的评价。三星堆的文物虽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其文化并不是脱离其周边诸文化而孤立发展，而是在与包括中原的周边地区的交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

二、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与功用

国外学者对三星堆祭祀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年代、功用、青铜器文化来源谱系、青铜铸造技术和艺术等方面。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国外学者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与功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情况，澳大利亚学者巴纳(Noel Barnard)的描述是比较详细的。他在《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意义的初步认识》一文中，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的过程和情况，甚至连当时的气候状况也作了陈述。美国学者贝格莱(Robert W，Bagley)也曾撰文详细介绍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让更多国外读者了解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

1　祭祀坑埋藏物的年代

祭祀坑埋藏物的年代，学者们意见分歧不大。西江清高认为不会晚于商末周初：“在中国以外的研究者中，有人把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定在西周中期或者更晚。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在成都市和彭县竹瓦街等地出土了较多的西周早期埋藏的青铜器群。我认为这些青铜器的所有者是在成都市内的羊子山构筑大型基坛的十二桥文化的人们。……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中游商式‘地方型’青铜器相关联，而十二桥文化则和关中的西周式铜器相联系，两者判然有别。”

冈村秀典认为：“关于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年代，应由其中最晚的遗物来判定，大概可与殷墟期相当。……但是，对于坑中所埋文物的年代不能仅靠遗物的型式来判断，还应该结合使用地层关

系以及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等自然科学方法而得出最终的结论。”

贝格莱认为：“祭祀坑明显可以定在公元前13到前12世纪，相对于安阳时代的早期(公元前13～前11世纪，商王定都安阳时)，而且城市的繁荣肯定早于此时。”

巴纳对祭祀坑年代的问题分析得比较全面，他还对国内研究者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他认为：

从三星堆遗址剖面图的报告中对该遗址文化层的描述来看，笔者认为，以其周围的地层叠压关系来确定的‘埋葬坑’的年代不甚可考。……从发掘简报对地形的描述中，可以推测遗址区内蜿蜒曲折的河流溪水分布状况，但要解决上述异常的地层叠压关系，还需对历史上河水泛滥、河床频繁改道以及早期文化遗存再堆积的范围等做专题调查。

巴纳对国内学者以C-14测算年代也置怀疑态度。他写道：“多数情况下，中国C-14年代的测定远未达到国际上通常所要求的水平，因此就标本类别以及标本与遗址之间的关系而言，一些C-14年代的可靠性还值得怀疑。”鉴于资料的不全面性和不可靠性，他没有对祭祀坑的整体年代做出判定，但就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容器的年代，他判定其大多为西周，个别早到商代晚期。

2　三星堆祭祀坑的功用

关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功用，意见分歧较大。虽然发掘报告以及众多学者主张“祭祀坑”说，但不少学者对此论持有异议。国内学者如此，国外学者也是如此。

美国学者贝格莱在1992年发表的《长江流域的铜器与商代考古》―文中，赞成祭祀坑的说法：“发掘者认为此坑是每个重要的祭祀仪式结束后被填满，此说令人信服。”同时赞同发掘者对异议的驳词：

一些讨论者一开始惊异于这批出土物，并对祭祀坑的说法表示怀疑，发掘者却令人信服地一一驳倒了这些论最。例如，有人推测两个器物坑是每个尚未发现的大墓的丛葬坑，但是细致的调查并没有找到附近有任何埋葬的迹象。一种意见认为器物坑是贮藏或窖穴，但无法解释故意的破损和焚烧过的兽骨，而且如果器物坑是一座宗庙或宫殿集结性清理后的结果，那么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和埋藏地点如此一致就很奇怪了。最后，认为坑中的残骸是入侵者洗劫城市和宫殿后所埋(分两次?)，听起来也不大合理：很难想象侵略者为什么把器物如此整洁地掩埋，而且他们为什么要掩埋这些值钱的战利品。发掘者所举出的证据令人不得不承认每一坑代表了一次独立的祭祀活动，有宏大的规模，包括以动物、青铜器、玉器、象牙、海贝及其他贵重物品燎祭。巴纳对祭祀坑的说法表示异议：……尽管“埋葬坑”器物从表面上看是分类分层堆积的，但其中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象青铜、玉、金、象牙这类贵重器物好像是随意投入坑内的。“埋葬坑”内出土的大量(3立方米)骨渣、灰烬等，发掘者认为反映了一种祭扫形式，并引证了商代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此外还理解为一次较大火灾后的残余。陈德安、陈显丹两人将两坑性质确定为商代的祭扫坑，这一观点能否成立在许多方面还值得商榷。中国有许多这类“窖藏”，“窖藏”中各类器物混杂在一起，既有本地制作的，也有从遥远地方传入的。它们被埋入地下，原因有多种，或是为防止外来军队的掠夺或是对外战争中的战利品。无论哪种情况，三星堆两个坑内临时埋入的地藏宝物，由于某种原因被后人遗忘或因紧急状态下幸存的人们无法找到其位置而留存至今……

虽然多数学者赞同或者采用“祭祀坑”的说法，但也没有确定无疑的证据支持，所以，一些学者在文章中笼统地称其为器物坑或埋葬坑。

三、三星堆文化的来源

国内学者中，多数人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发源于本地的文化，但与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有比较紧密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中有对域外文明的采借因素。但国外学者的视角有所不同，他们更多的看到三星堆文化的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文化的因素，而考虑到复合因素和本土文化因素的不多。

1　三星堆文化来源为中原文化说

西江清高认为：“在三星堆文化形成前后，三星堆文化曾经引入良渚文化中象征权力的玉器，也导人了二里头文化的各种文物。通过玉璋和青铜器的导入，和二里头文化保持着一种缓和的政治关系。此后，仍然通过相同的路途，传人了长江中游地区商式青铜器的技术和样式，生产了三星堆的器物坑和汉中地区出土的青铜尊、等青铜器。三星堆的青铜假面和神树等大型青铜器也是利用了商系统的青铜铸造技术制作的”。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或许承担了维护以中原王朝(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地域问关系的一部分任务”。

冈村秀典认为三星堆文物中有大量以中原文化为源头的器物，青铜器中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鞋底形透雕牌饰……与此相似的青铜器，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中出土了3件。……三星堆的透雕牌饰，其兽面纹的眼和鼻的表现比二里头文化退化，应该是比二里头文化晚出的器物。但是，它是从二里头直接传过来的输入品，还是由三星堆模仿二里头的仿制品，二者都存在很大的可能性”。陶器中如“袋装三足和高柄豆是中原二里头文化前半期的典型器物。其与中原的器物相比，更大型而粗糙，但肯定是从中原二里头文化起源的”。玉器如玉璋，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玉戈“应是三星堆模仿中原玉戈而独立制作的”；还有玉瑗，“大洋洲和三星堆的玉瑗应该是在各自同商王朝的交流中直接传入或者仿制的”，等等。

葛严、林嘉琳也同样持这种观点，认为三星堆出土物“证实了当时四川与中原，可能还有其他商代方国之间的联系。不管这些器物是在哪里制造的，我们都元法否认商人的东西在安阳时代已经到达三星堆并被纳入他们的礼仪之中”。

上述三种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

2　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下游文化关系密切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曾经撰文论述三星堆文化的谱系：

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面具和人头像与现今所知的殷周青铜器完全异质，显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但是，如果说三星堆文化与周边的包括所谓中原地区的黄河中游的文化相孤立的话是绝对不行的。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非常类似的文物，或者说与之相关联的文物，很多都可以在中原

或长江中、下游地区找到。

他指出：“三星堆文物中也有与长江中、下游流域文化相关联的器物。其代表器物是青铜尊和………‘三星堆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之间是进行了双向的交流的。”

以三星堆出土青铜尊和为代表，说明三星堆的文化来源中有长江中、下游流域文化因素，国外不少学者均持这种观点，如贝格莱如认为：“一号坑中的尊不仅证明了三星堆的器物坑确实在安阳早期，而且证明了此时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与其东部顺长江而下的地区之间一定有着深远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有二号坑中的青铜容器可为明证。”巴纳也说“三星堆青铜器并非意外地证明了其制作者对楚国文化因素的借用”。

3、三星堆的复合文化因素

有国外学者注意到三星堆文化中包含的复合文化因素，但有人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以本土文化为主的复合文化，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

巴纳在《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意义的初步认识》中认为：

显然三星堆出土器物中那些造型独特的青铜器具有的所谓地方因素应该来自中原以外的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自50年代以来在彭县竹瓦街(1980)、成都南一环路(1978)等，考古发掘中已显露出部分端倪。这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器形普遍较大，给人印象极深。从器物本身观察，它们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直接或间接(可能更大)的影响，……成都平原出土的具有强烈地方特色并采借中原造型及纹饰风格的青铜容器，提醒人们所面对的应是另一种状况下的独立文化，这一文化具有独特的、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的特征，当然这并不排除它在青铜铸造方面也可能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青铜铸造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三星堆文化在中原文化及众多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下，自始至终地表现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复合文化，由此而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还存在着尚未确定的文化源头。当然，蜀文化的有些内容是在本地起源和发展起来的。但就文明发展的全部过程及其发源地来看，是否应不限于中国的北部、西部和南部?具体的地域方向迄今仍模糊不清。

巴纳还注意到境外文化在三星堆的出现。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明确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已明显地显示了一种或多种土著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土著文化受到中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以及中国境外其他文化的影响。说到境外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青铜‘车轮’显然就是一种外来文化的产物，或许可以在公元前第一千年纪中期中东某种文化中找到其文化源头。”

德国学者罗泰对三星堆复合文化的看法是：

虽然目前仍留有许多空白，但对于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关系不再是凭空推测。不过，认为三星堆图像(原文如此一一编者注)中的某种重要成分是由石家河文化而来的想法仍有明显的年代学上的问题。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到1900年左右，而宝墩文化则大约是同时或者是稍晚。肖家屋脊玉器的年代和三星堆器物坑的时间之间有着五百年以上的差距(铜像的制作时期当然较弃置时间早，但不可能早过数百年，以下会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肖家屋脊的文化要素到三星堆文化时期已采用新的媒介及技术，但这个中间过程至今仍然不明。由于长江中游地带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已看不到任何石家河文化传统存在，看来这个转化过程主要是发生在四川地区。三星堆的青铜艺术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及受到不少本土的影响，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个较早且在该原生地已经退化了的文化传统形成而来的。

关于巴蜀地区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国外学者一直比较关注。日本学者藤泽义美著有《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等文章，认为：“如果站在南亚史中的东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海上交通还很不发达的古代，这一观点上看问题的话，东南亚正处于交错地带，这里肩负着连接东西几条通路的重任。其别是通过缅甸云南这条道路是文化交流的枢纽。”

此外，还有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台湾学者桑秀云、香港学者饶宗颐等。桑秀云在《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中，通过大夏考略、蜀印交通、释蜀布邛竹等方面的论述，认为：

蜀布邛竹传至大夏的路径，大致是这样：蜀布在四川中部，取道嘉陵江至川江，逆流航行至四川南部，取道焚道，至滇国，再向西至昆明(大理)，经过滇西纵谷，至缅甸，再向西至孟加拉；邛竹在四川西南，或经过越郡至滇西纵谷，或者取道焚道，和蜀布的路径相同。蜀人的足迹止于孟加拉，而蜀布邛竹或许被印度人带到印度，被大夏人买去，或许由大夏人直接在孟加拉购去……总之，汉武帝时滇缅之间的交通说明两件事：一、中国和西方的交通，除了丝道之外，尚有西南一道；二、商业上的活动，早于政治上的活动。

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中，考论了傈越与盘越、剽国，Kautiya书中之Cina及其年代，氐厨、蜀细布与哀牢桐花布，中、印、缅古代交通，认为古代中国西南与南亚文化交流确有其事，而且巴蜀与印、缅有着明确的文化交流。

但是，综观国外学者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学者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实证不足，成果不多。多数人对三星堆及巴蜀文化的研究，描述眭、议论性文章较多，而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的文章较少，这固然有他们远离四川有关，但也与国内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交流不够充分、掌握学术资料不够充分有很大的关系。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就曾明确表示，有关三星堆遗址及周边地区的考古材料不多，直接影响到对三星堆埋藏坑性质的探讨。

事实上，这其实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的视角上、方法上有较大的差异。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国外学者有关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够丰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外学者对考古材料真实性、还原性要求很高以及研究问题的视角等，都很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参考。同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尽可能提供充分的考古研究资料，也应当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