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普通法的历史线索探寻

摘要：英国的社会没有经历大的暴风骤雨似的革命，因此它的法律比较具有连贯性。本文旨在通过对英国法律的探寻表明法律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对社会现实做出的一种反映。规范出自生活，也在规制生活。

关键词：普通法 令状制 历史 衡平法

卡内冈说英国法的“发展过程，没有出现昭然的断裂，没有对几世纪以来所沉淀的法律智慧不加选择地整体扫地出门，也没有前革命时期法律与后革命时期法律之分。在英格兰法律中，今天新芽与昨日黄花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现今的法律，往往都带有极易察觉的历史痕迹。”1但这并非意味着英国的法律是僵化的，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毕竟法律作为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规范，并不是一个睡美人。事实上，有几个时期带来的新转变尤其令人瞩目――比如说，在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统治时期，从1275年到1290年间，每一年都在颁布新的法律（尽管这些法律中界定多于创造）。2

长久以来，在法史的研究中存在思想史是思想史，制度史是制度史的状况。。诺思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曾指出产权的明晰尽管能够高效的维护交易的有效进行，从而增加贸易的总额。但，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则预示了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和无效率，同时，对于产权的充分界定和行使以及对行为的考核时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意识形态）来克服“搭便车”及社会稳定。3显然，制度并非万能，思想也不应忽视。一种制度的建立总是一种思想支撑的结果，它为制度提供一种合法性基础，甚至是制度僵化时的评价标准。另外如果有了思想上的认同，那么制度的运行势必就更有高效快捷。

一、英国普通法的源起

1066年诺曼人在黑斯廷战役中大败盎格鲁撒克逊人，威廉一世统治了英格兰。威廉一世及其后继者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种等级森严、整齐划一和组织结构比较简单的封建制度，国王是最高的封建领主。4这种封建关系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封建君臣关系，它是一竿子插到底，到下面的小吏小属臣也要听命于国王。1086年，威廉一世下令吧全部财产的保有情况登记在《末日审判书》中，从而把税收制度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5国王和顾问组成的御前会议，负责税务的稽查。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御前会议就变成了理财法院，逐渐获得了处理与税务有关的法律问题的权力。国家为了保证赋税的征收，小心处理财政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地产的私人争讼中。随着讼争的增多（继承人的增加所致），中央皇家管理机构就对民法和刑法事务日益进行干预。到12/13世纪，皇家司法对于财政方面的特别管辖权就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司法管辖权，从御前会议就发展出三大中央法庭，即理财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

由于皇家法院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声望，诉讼方式较为现代和进步，原先英格兰的地方自治市镇法院和封建法院的管辖权就渐趋式微。同时，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地方性法律规范也逐渐失去重要性。这样，在后来的发展的数百年间导致了司法的集中和英国法律的统一，因此得名“普通法”。

二、相关的司法制度

中世纪的诉讼以“令状”为基础。令状是指国王给有关官吏、法官或治安法官的命令，其中包括对有关争议问题的简明指示，命令接受令状者将被告传唤到法院并在当时到庭的情况下解决纠纷。6当诉讼的数量增加的时候，许多的控告内容基本相似，那么控告需要的令状的形式就开始标准化。由于令状在诉讼中的使用。随着诉讼增加，开始变得更为专业化，律师阶层开始产生。

虽然有了律师的帮助，诉讼赢得胜利的机会会大大增加。但如果在证据方法上没有根本的改善，显然有律师也不能赢得诉讼。每种令状背后都有着一套特定的程序规则。这使大法官或其他法官能够把交新近的证据方法附在特定的令状上，这样，在某些类型的诉讼，皇家官员就放弃了神明裁判和宣誓这样的渐趋不合时宜的证据方法，改由宣誓的12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负责决定事实问题。

三、普通法的危机

到了14世纪，大法官以有助于法律适当而有条理发展为理由签发新的令状，皇家法官对他们不予理睬，也引起了贵族们的不满，认为这是不经过他们同意在创制法律。同时，皇家法院的法律创制的能力也在衰弱。这时的普通法诉讼中的令状制度就走入了一个极端，败诉往往只因为技术上的错误，或者因为证人受贿、诉讼程序的捉弄及对手的政治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被“程序的思考”主宰着的法律制度就必将被实体法的规则给挤破。最后，这些败诉的人不得不请求国王命令对方根据道德和良心的要求行事。国王将这些案件交给大法官，大法官就通过这样特别的请愿书发展起了一套复杂的规则，这就是“衡平法”。

当普通法面临着衡平法的威胁的时候，它也面临着被罗马法完全驱逐或至少被挤到一边的危险。当时正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议会与主张实行专制君主制的国王发生冲突。而罗马法能支持他们的主张，对于保皇党分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国王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新设了许多皇家法院和准司法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星空法院”，它专门负责处理政治犯罪，这类法院适用罗马―教会法的诉讼程序。在这些法庭任职的律师和法官都曾在英国的大学里受过大陆法知识的教育。当时知识界受到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其环境也有利于接受罗马法。但最后，英格兰还是没有接受罗马法，这一方面因为在17世纪后，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被议会挫败，议会重新掌握统治权；另一方面，英国的法律阶层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在民众中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有英国人把普通法看成是基本自由的保障。

四、1873司法改革

拿波伦战败后，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国内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增加，其议会仍然由保守势力，如世袭贵族、主教和土地贵族把持。拿波伦战争把整个欧洲弄得破败不堪，因此英国的商品不能再向欧洲出口，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土地所有者实行谷物的关税制，这一些列的现实使得英国进步的力量认识到，要想避免革命，就必须得进行政治和社会的改革。1831和1832年的选举法，战胜了上议院的反对，中间阶层开始进入政治权力。那么改革势必随之而来。其中，通过立法的改革，英国的法律也迎来了一个现代化的机会。

这一时期在知识界的代表无疑是边沁，他是功力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在方法上是非历史的，考虑的是权宜之计。这样，普通法的传统制度必定成为他们攻击的靶子。所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社会的需求，都必将要求法律来一次改革，1873年的司法改革就应运而生。这次改革的成效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法院的组织体系就行了重新设置；其二，统一了普通法（狭义）和衡平法；其三，消除了令状制在技术性程序方面的后果。同时，在实体法上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尽管有着这些成果，但并没有引起英国法的剧烈变动，因为无论是对程序法的变动，还是对实体法的改革，它都以由原先法院发展起来的权利和原理为前提。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个普通法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由它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和范畴。

参考文献：

[比] R.C.范・卡内冈著：《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8页。

2 同上，第9页。

3 [美] 诺思著：《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 序言部分。

4 [德]茨威格特，[德]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译. 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第274页。

5 同上，第275页。

6 同前，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