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扩展模式与政府职能关系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构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高校的质量保障与问责机制为保证的当代教育体系,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趋向于政府间接控制的主导模式。如何加强和保证时下扩招高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政府与学校之间保持一种怎样的和谐关系,促使更有效的办学质量和教育革新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有保障”的重要问题。

关键字:高等教育;扩展模式 ;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7-0255-01

一、我国高等教育扩展模式

新一轮高等教育扩展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主要借助于地方公立高等学校,通过向居民收取学杂费来实施的。但地方高等学校的生源质量、学生家庭的支付能力和学校的办学条件相对较差,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预期收益也较低。从公平角度来看,对他们收取更多的费用并不合理。但部属院校的数量有限,要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必须借助于数量众多的地方高等院校。在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不到位的情况下,学校只有依赖收取更多的学杂费实施扩展。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公办民办高校共同发展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层次也日益提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个人的职业和生活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社会发展和居民个人都对高等教育有着强烈的需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基础较薄弱,虽然2008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94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5%,但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针对我国民办高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相对较少的现状,我国政府必须下大力气促使公办、民办高校的规模达到一个合理比例,构建一个公办、民办高校共同发展的教育新格局。

三、调整优化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这一调整的核心是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之间的职责、权利与利益关系。中央集权型管理体制与地方分权型管理体制、市场主导型管理体制与政府控制型管理体制相互取长补短,不断走向融合,寻求在新的起点上达成新的平衡。法国进入“萨科齐时代”之后,采取的第一个法律行动是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新法律名为《综合大学自由与责任法》,核心是赋予综合大学最大的自,“在大学与政府间建立一种契约关系,代替之前的监护关系、行政关系,以契约的形式强制大学承担政府期望大学承担的责任”。新法律明文规定,国家从以往事无巨细的直接管理人转变为大学的合作人、监督人、保证人、资助人的角色;赋予综合大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最大自,使之真正成为能够自主决策、自负其责的“市场主体”。这一决策对于中央集权意识根深蒂固的法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标志着法国大学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胡佳,严同辉,2008)。2008年是全年系列重大改革的第一年,法国先期投入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经费为18亿欧元(增长7.8%)项改革配套经费为13.3亿欧元。

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随着联邦制改革的推进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2007年6月,联邦规院和联邦参议院分别通过了酝酿已久的联邦制改革法案,进一步明确了联邦和州各自对教育的管辖权和财政分担办法,各州的教育自进一步扩大,联邦只在大学科研经费支持和促进公平的入学机会等方面承担有限责任。为了继续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联邦和各州密切合作,共同制定了((2020年高校公约》,按照“自主负责、提高效率”的原则,赋予高校更多的自(闫瑾,2008)。日本于2004年4月正式实施《国立大学法人法》,标志着一场自上而下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正式启动。法人化把以前从属于政府官僚体系的国立大学,转变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从根本上改了日本国立大学的性质,并把一些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的市场机制引入到大学的管理中。法人化之后,日本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从较微观的模式走向宏观管理,通过中期目标、中期计划以及引入第三方评论等手段,在宏观管理中体现政府的意志。新加坡政府于2005年5月了《大学自主:迈向卓越巅峰》的改革报告书。改革的目标是,让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拥有充分的办学自,拥有自己的组织纲要和章程,以非牟利、有限公司的形式注册。两所大学自主后带来的改变包括重组大学理事会,自行分配使用经费,自订学费标准和招生条件,自行调度各院系招生人数,全权处理人事的征聘、升迁和薪金分配等内容。为了确保大学自主后能善用公款、办学目标适应国家需要,政府还确立了新的“大学问责制”框架(茹宗志,2007)。

四、积极发展高校与行业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合作伙伴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高校和企业必须具备更强的创新性和竞争力,才能满足这种以知识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世界各国高校与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始了更密切的合作,社会参与发展高等教育的形式更加多样。

一是社会参与办学日益制度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十分重视建立社会参与监督管理学校的机制,广泛汇集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除了政府和立法机构外,地方社区、企业行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并通过组建董事会等方式建立深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地方高校特别注重与当地企业和其他社区资源密切合作,建立各种以企业界人士和本行业专家为主体的咨询委员会或专业指导委员会,促进职业教育与就业工作的紧密结合。

二是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化。知识经济要求缩短基础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日本高等教育在强调产生新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形成开发利用的新思路,要求大学对应社会需求,从实践的角度寻找发现知识的动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大学的作用。企业不仅可以把研究项目委托给高校,也可以与大学联合开展研究,来自企业和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开展研究,乃至大学和企业共同成立附属研究机构,共同管理与开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