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领导的秘书

如何当好领导人秘书

作为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和直接助手，秘书虽不是决策者，但负有为领导决策和落实决策做好服务工作的责任。

从1980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可以看出，机要秘书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送阅文件：对较长的文件、电报，如有需要，应摘要后连同原文一起送阅，对领导干部阅办完毕的文件，应细致查看，如有批示，要及时处理。

岳祥曾在1958年到1966年，1979年到1981年前后两次担任国家领导人彭真的秘书。岳祥记得，当时中央办公厅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材料，国内国际均有，“国内材料是中央办公厅文件、各省呈送材料，以及新华社的资料；国际材料则来自外交部、中联部，还有各国使馆报送的电报。”由于文件数量太多，岳祥需要从这些文件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材料，摆放在彭真的办公桌上，或者等他回来后直接向他汇报材料中的重要内容。

给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做过8年秘书的黄桂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吴学谦到北戴河休假办公期间，他也要负责接收和整理专列从北京送来的档案材料。不过，考虑到领导人其实是在休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文件，我们就放一放”。

至于如何判断文件的重要程度，的外交秘书吕聪敏认为，秘书不能只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二传手和通讯员”，需要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认真阅读文件，掌握精神实质，“从政策上考虑问题，从全局上观察问题，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上分析问题。”

总理重要外事活动的新闻把关也是吕聪敏的工作内容。

“我与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很熟，有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配合很默契。”吕聪敏的小本子上都有各新闻单位总编室和负责外事采编的记者的电话，“一旦发现有什么疑点或问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弥补和改正，直至所有新闻单位都交代妥当了，心里才踏实，才能放心地去吃饭或休息。”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朱佳木曾经做过陈云的办公室主任。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助手，朱佳木每天除了替陈云挑选文件外，还要经常列席中央的一些会议，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各种文稿。朱佳木曾向媒体透露：“给陈云起草讲话，不仅要写出他的思想，而且要写出他习惯的语气，这是对我很大的挑战。有时陈云改一二个字，我觉得改得真好，他常教育我看问题不要绝对化、片面性。那几年，凌晨两点之前几乎没睡过觉。”

黄桂芳有一次跟随吴学谦在北戴河暑期办公，其间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之前一直由吴学谦负责台湾事务，当中央决定由丁关根牵头成立国台办时，学谦同志就让我代表他参加了筹备会。”

“服务是秘书工作的基本特征。”吕聪敏将“服务”概括为：“调查研究、提供信息、审核把关、提出建议、沟通协调、督促落实等。”

对于秘书的工作表现，领导人有时也会直言不讳地予以评判。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退休后写成的《闲来笔潭》一书中，有他老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透露：吴官正在江西工作时，有一次，他到一家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不敢收，那人说，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怕什么？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了包里，吴官正在远处看见了，快步走过去问秘书：“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

吴官正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着要出院去出差，吴官正的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报告。“中纪委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来医院探望。领导走了之后，他问是谁讲出去的，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

秘书们很低调

虽然经常代表领导人参加一些会议，但秘书们往往表现得很低调。2013年4月16日，在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新书《看法与说法》座谈会上，李瑞环副部级的秘书参会并在嘉宾席上就座。不过，主持人并没有介绍他的身份，整个座谈会中他也未发一言。

“这很正常。”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参与过多部领导人著作的编辑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作性质决定秘书必须低调，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首长，“新书会或者研讨会时，秘书一般是坐在席下听报告，不会发言也不会被介绍，会后秘书要向领导报告结果。”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目前是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名誉会长。“他的秘书出席活动时，我们会制作铭牌，但不做介绍。”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我们将秘书安排在第二排、李岚清正后方的位置，如果只有一排，就在首长旁边。

不过，跟领导人秘书打交道也有不少规矩。从外交部调到身边工作的吕聪敏记得，有一天，他突然听说外交部定了一条规矩，凡与中央领导人办公室联系工作，事先应请示，而且只能由司领导打电话。“对此，我倒有点不习惯，我同礼宾司和地区司熟悉的人说，凡是同我联系工作，不必非要让司长、处长打电话，为了不误事，谁打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我这里24小时‘开门’。”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李岚清现在的秘书是中办的一个局级干部，复旦管理学基金会的陶老师说：“基金会有一个秘书长，是我们学校之前的党委书记（副部级干部），如果我们要向首长请示，一定是要通过党委书记联系他的秘书。”复旦管理学基金会中还有两位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他们两人目前的秘书都是处级干部，联系他们要相对简单些。陶老师说：“有事我们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大领导的秘书比较规范，中办管得很严，平时也不怎么出来。”陶老师对基金会三位中央领导秘书的印象都不错，“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不像地方上有的秘书还是挺油滑的。”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