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法制建设,打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摘要：如何有效地遏制官员职务犯罪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国际经验表明，法制是调适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强制性规范，能起到强化领导干部廉洁勤政自律机制的作用，是对领导干部实施有效监督的根本依据和保障。加强法制建设，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犯罪的利器。本文拟从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危害出发，侧重从法制角度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建议。

关键词：法制建设；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一、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危害性

一是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职务犯罪侵害了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破坏了国家法律，损害了公务活动的公正性，影响了政府及类似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职务犯罪中的贪污犯罪，直接导致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从根本上看，也直接蚕食了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二是败坏执政党的形象。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但是，一些党员干部的职务犯罪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不仅其个人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罪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给党和政府抹了黑，极大地败坏了执政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的良好形象。三是破坏社会稳定。由于多数职务犯罪行为人在群众心目中，是代表国家和政府行使权力的，其犯罪行为给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导致社会群众对政府官员和其他管理者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产生普遍怀疑，继而与政府产生对立感，使整个社会逐渐削弱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职务犯罪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社会群众的经济利益，影响了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贫富分化。四是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规则。少数国家公职人员运用权力不正当地介入市场，进行各种职务犯罪活动，许多紧缺资源及生产要素流入了非重要领域，造成了资源和其他重要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

二、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高发的根本原因

1.职业道德及立法的缺失

公务员职业道德，是指与公务员的职业活动相联系，反映公务员职业性质和特点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作为一种有效的自我内在约束机制，对加强公务员廉洁自律，预防职务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防止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长期以来，党中央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一直抓得很紧，如《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党纪政纪规定，但效果比较不好，主要原因是缺乏法律的硬约束,并容易给外界造成党治高于法治的错觉。因此，把那些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廉洁自律规定和要求上升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财产申报和其他重大事项申报问题，用法律来规范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约束其从政行为，也只有走这么一条法治之路，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状况，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

2.行政程序法的不尽完善

行政程序法是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所做出的法律规定的总称。他要求领导干部在做出行政决定过程中，坚持“公开”、“透明”，“参与”原则，使行政决定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公开，防止暗箱操作，防止其失职、越权和。程序约束是防止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第二道防线。行政程序法是与腐败行为等行政违法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手段。行政违法中的失职和等行为，大都与行政程序不健全、不规范有关。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下，我国部分领导干部，尤其居于一把手地位的领导干部手中拥有重大的决策权、重要干部任免权、重要项目安排权、大额度资金审批和使用权，由于尚未实现程序法定化，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没落到实处，往往导致行政程序的被任意扭曲、权力的恣意行使，表现为：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财务一支笔。行政程序缺乏刚性，容易导致特权的存在，特权的存在为职务犯罪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机会。

3.监督法律体系不完善

监督法是关于监督主体和被监督者之间权力和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通过规范和确认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权利义务关系，来调动监督主体的积极性。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率。是防止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第三道防线。

现有的政党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系统，应该说对监督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三大监督系统的制度安排不完善，降低了监督的有效性。存在的主要缺陷为：一是我国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依据的主要是宪法中的有关规定，有《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及《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等。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及《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是党内制度，不是国家的法律，缺乏刚性，容易被特权超越。二是人大监督“一府两院”虽然有《监督法》，但还要看同级党委的意见，这种监督主体和被监督者之间的二元领导体制，降低了被纪检和监察部门查处的概率。三是我国缺乏舆论监督法、公民举报法，使得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强有力的保障，更有甚者监督者因此而受到打击报复甚至是迫害，这种境况，降低了公民监督的积极性。由于监督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使领导干部的监督出现了“上级监督到不了，同级监督管不了，群众监督用得少，舆论监督看领导”现象。

4.反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渗透在我国诸多经济领域的一颗毒瘤，若不尽早彻底清除，必将不断扩散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2006年的反商业贿赂专项整治活动查处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业贿赂活动与腐败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在商业领域的“寻租现象”到处可见。

5.现行刑法对职务犯罪罪名的规定不完善

对职务犯罪分子实施刑事处罚是预防和惩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分子的惩罚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对贪利型职务犯罪最高可以判死刑，体现了从严治吏的精神。但是我国刑法有关罪名还存在着缺陷，表现为犯罪的对象范围太窄。我国刑法只把财物规定为受贿行为的对象，但是现实生活中，贿赂犯罪已经不再限于财物往来，还有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如安排领导家属子女工作、出国留学、提职晋升、出国观光、海外定居，留学担保等。

三、依法打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探讨

邓小平同志对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腐败十分重视，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鲜明地提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也指出，反腐败要“一靠教育，二靠法制”，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探索防治和打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法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建立健全法制工作的前提

坚持一个方针――即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道德立法和监督立法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刑法中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有关规定。把握一个原则――即低容忍度原则。要求在立法过程中扩大职务犯罪惩罚的范围，降低惩罚标准，提高惩罚力度。贯穿一个理念即法治理念。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大执法力度，慎用缓刑，做到罪刑均衡，防止轻罪重罚，重罪轻罚，更防止在刑事司法中对职务犯罪分子还存在着施之于宽的现象，杜绝特权，杜绝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的现象，使我国的刑法对犯罪分子具有威慑力。实现一个接轨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为契机，实现治理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相关法律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要在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下功夫，及时修订国内的相关法律，并在国际反腐败协作机制上积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要根据我国腐败分子外逃国家的去向，相关职能部门抓紧工作，及时查找我们法律或协作上的“空白点”，以严密的引渡遣返条约来断绝外逃之路和外逃之心。

2.建立健全法制工作的对策

第一，加强职业道德法制建设，强化其自律意识。国家立法部门通过立法程序，将国家工作人员道德规范，上升为体现国家意志并受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加大领导干部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补偿性义务，强化其廉洁勤政的自律意识。当前主要以《公务员法》为核心，尽快把《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上升为代表国家意志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廉洁法》,从而形成系统的预防腐败犯罪法律体系，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第二，加强行政程序法建设，提高职务犯罪的机会成本。制定有关重大的决策权、重要干部任免权、重要项目安排权、大额度资金审批和使用权“三重一大”事项单行行政程序法规，保障行政权力正确行使。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运作信息阳光法》，是防止权力暗箱操作，遏制腐败，取信于民的重大法治要求。在该法案中，应当对于事关人民群众生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关系的信息列为优先、重点披露范围。

第三，完善监督法建设，减少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机会，增大职务犯罪被发现风险。列宁指出, 政治监督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效的政治监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监督是使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要在《监督法》的基础上，制定纪检监察职能、组织机构建设、内部监督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理顺监督主体和被监督者的关系；制定公民举报法、舆论监督法，保障公民合法的监督权益，调动公民的监督积极性。

第四，完善我国刑法中有关规定，提高职务犯罪的受罚成本。扩大对象的范围，把财产性利益和其他不正当利益纳入其中，使收受财物之外的贪污贿赂行为一并受到刑事追究 。提高对巨额财产的法定刑，加大对贪利型职务犯罪的惩罚力度。

作者单位：重庆市云阳县委党校法学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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