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图分类号：F04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把低工资当作我国经济发展优势的偏颇分配理念导致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低，导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名不副实，成为加剧贫富差距的有力推手；个税征收不规范、不合理，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不合理，导致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难以充分落到实处；群体间收入差距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

关键词：收入分配比重 垄断行业收入 社会转移分配 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近些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积极调节收入分配，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但同时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把低工资当作我国经济发展优势的偏颇分配理念导致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盛行着“精英接轨欧美，劳工比肩越缅”的“特色”分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普通劳动力价格低是我国唯一的国际竞争力所在，不仅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更不能确保社会保障，否则就是“自损国力”，会导致国际资本转移到越南、缅甸等地；企业高管的工资福利应当与国际市场接轨，否则高级人才就会流失。在这种“特色”分配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更倾向于政府与企业，致使“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不断强化，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劳动保护法令难以出台或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执行，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未能建立。自2007年就已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至今仍进展不大，而社会呼吁多年的《工资法》至今仍未出台就已自动降格为行政规章《工资条例》。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不相符，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随意压低、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久治不绝，致使本该由劳动者享有的收入被资本侵蚀，劳动报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出现了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

一个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另一个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劳动报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我国工人在社会保障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平均工资至今只是美国工人的6%，工人的工资收入和资本利润收入之比仅为“劳四资六”。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名不副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低，导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名不副实。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更小。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市场化程度低，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未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使垄断成为加剧贫富差距的有力推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许多行业陆续走向市场，企业的既得利益和职工的个人收入主要是由其市场竞争力决定的。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得益于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获得了特殊的行政垄断地位，通过垄断某种生产要素、经营范围或者产品价格，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以较少或基本不承担竞争风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高额利润，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这些垄断利润绝大多数并未转化为公共利益，而是通过内部自行分配转化为企业职工的收入、奖金或福利，由此导致这些企业职工的收入过高，而这些过高的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这些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垄断行业拿高薪，并非是他们比别的行业的员工付出的更多，也不是他们比别的行业的员工更有学识、起点更高，而是国家垄断及政策优惠使然。

另外，垄断行业工作岗位的供求也不够公平合理。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充满了极强的诱惑，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垄断行业的岗位吸引了许多未就业者，但在获得相关岗位遭遇到家庭背景这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时，他们要么通过大量金钱疏通路子涌入这些行业，要么凭借父辈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网或者国家对垄断行业岗位分配的倾斜政策轻松进入这些行业，比如义务兵退役后由父母所在单位安置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可以优先进父母所在单位，子女可以顶替父母单位的自然减员（父母退休）等政策，为垄断行业的世袭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以至于因此出现的“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现象，成为渴望公平分配的人们热议的焦点。

由此不难看出，市场化程度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套的体制不健全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够充分，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共享，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占据垄断利润，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所以，加快我国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难以落到实处

社会转移分配缺乏合理的制度规范，导致“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难以落到实处。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是国民收入继初次分配之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分配，是指国家的各级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其他转移支付等形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以促进公平为根本目的参与再分配的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在个人所得税规定和征收中存在一些问题。大量不合理收入未得到有效规范。比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对这些“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测办法，使逃税、避税成为可能。同时，课税方式不合理、免征额过低，使得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比如，2009年63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为实际的纳税主体。

在社会保障方面，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对社会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不平等，导致社会保障待遇存在较大差距。城镇部分社会保障仅仅针对特定群体，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排除在这些社会保险制度之外。据统计，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基本社会保障欠缺，参保比例偏低，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农村的社保、医保普及面更小、福利更低。此外，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缓慢。近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我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却仅占税收的8%。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等公共开支的比例仅占8%，远远低于美国的42%、英国的49%、加拿大的52%。

由于地区之间差距比较悬殊、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相关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等，在其他转移支付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尽管转移支付规模不断加大，但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偏高，在很多专款明确需要地方提供配套资金的情况下，财政困难地区很难争取到专项拨款；转移支付分配方法未考虑地区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差异，缺乏合理的客观标准，不能保证财政的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弥合因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地区差距，事实上地区间财力差异仍呈逐步扩大之势，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群体间收入差距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接均，越大说明分配差距越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在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因此，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关于我国的基尼系数比较公认的是0.47，收入差距已接近社会所能忍受的“红线”，成为广大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果农民按纯收入（包括现金收入和非现金收入）计算，城市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每年在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收入分配明显向城镇倾斜，是导致城乡之间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从而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重要结构性原因之一。其次，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各地上报的GDP数据显示地区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都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另外，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城镇。这种不同区域间的差别严重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再次，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高收入阶层财富的较快增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同时，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中等收入者数量偏少，在全社会比重很小。此外，行业工资差别与职位工资差别明显。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导致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由于不同地区、领域、行业改革推进的先后和力度不同，因而享有的机会、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差异。同时，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进一步放大了因为自然资源、个人禀赋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

种种分配不公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成为社会矛盾滋生的重要土壤。只有用发展和改革的眼光、思路和办法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分配理念努力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平等致富的环境，紧紧抓住公平这个社会转移分配的灵魂全方位缩小收入差距，多举措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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