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 第1期

红四军违抗命令事件导致鄂豫皖肃反

期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文章｜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

作者｜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1931年秋冬的红四军白雀园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相关著述大致归结为两点： 一、的个人野心；二、沈泽民、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上述两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还不够全面，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像中央红军那样，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色彩。

1931年4月，、沈泽民、等人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军长为旷继勋（后为），政委为曾中生。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甚至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几乎一度脱离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等3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杀害。红军中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整肃。在军队的整肃中，温和的批评教育难以取得显著成果，严厉的肃反却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和作风。

1931年夏天，、沈泽民、等进入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实际就是要深入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领导。但是，他们却受到某些红军将领的抵制。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干部之间很快在红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931年，红四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擅自改变原定计划，中央分局对红四军进行严厉的批评。9月初收到中央分局的批评信以后，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曾中生竟然在鸡鸣河召集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群情激愤”，通过了猛烈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并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到皖西的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鸡鸣河会议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它根本改变了争论的性质和范围。中央分局担心红四军抗命不回苏区，于是任命代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在两次乘飞机空降未果的情况下，于9月13日飞马赶到红四军驻地，接管了指挥权，“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

事实上，以鸡鸣河会议为高潮的红四军违抗命令事件是导致肃反发生的最重要起因。 “党指挥枪”是共产党建立革命军队最根本的原则，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一条，必然会引起上级党组织的震怒，遭到严厉的处分。再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使中央分局怀疑有敌对势力混入红军，于是直接引发了大开杀戒的肃反。

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惨烈历史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有纪律的革命军队的艰难痛苦的蜕变。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 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虽然由于他们的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而组织严密的党和军队，正是革命得以成功的最重要条件。

美国对坦赞铁路的“拖延”与“替代”政策

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文章｜美国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阻挠

作者｜张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世纪60年代初，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相继独立后，特别是内陆国家赞比亚，向外输出铜矿产品的交通主要靠白人政权领导下的南罗得西亚、葡属莫桑比克和南非，大部分进口物资也要从上述国家购买。因此，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很早就商议要修建一条连接赞比亚铜产区和达累斯萨拉姆港（坦）的铁路线。

最初，坦赞两国将援助的希望寄予西方国家和苏联，因为无论从技术能力还是经济实力上，这些国家更占优势。然而，西方的冷淡和苏联的拒绝使尼雷尔很快转向中国寻求帮助，卡翁达却仍寄希望于美国，并不时打出“中国牌”来试图说服美国改变立场。他借一次会议之机向美国官员暗示“正准备答应援建坦赞铁路”。最初美国的政策是“拖延”，只是告诉赞比亚，美国会认真考虑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建议。

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在北京签订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这一消息仍震动了美国朝野。协定迫使美国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来消除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影响。1968年初，美国宣布将帮助坦桑尼亚改造大北公路。美国之所以选定大北公路对抗坦赞铁路是因为：大北公路与坦赞铁路几乎是平行的，但花费仅为后者的1/10。

尽管约翰逊政府尽最大努力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但没能成功。独立初期的坦赞两国均奉行中立主义的外交路线，但在美国企图用“拖延”和“替代”策略来对抗中国的过程中，坦赞两国的立场从中立偏西方转向了中立偏华。在某种程度上，约翰逊政府低估了坦赞铁路在坦赞两国人民心目中的价值，以为通过大北公路满足赞比亚的运输需要，就可以使坦赞疏远中国。事实上，在坦赞两国人民的心中，坦赞铁路的根本价值在于独立与自由，在于真正摆脱传统殖民帝国的控制。

陈寅恪的哈佛生涯：搬过三次家，并非学术明星

期刊｜《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文章｜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

作者｜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陈寅恪1919年1月底初抵哈佛，便和俞大维、金麒章住在麻省大道1134号。从这里走麻省大道三分钟可到哈佛校园。1919年秋天，陈寅恪成为二年级研究生，其住址变更为赭山街36号，同一地址还包括三位本科生和一位来自瑞典的心理系博士生。

当时吴宓和汤用彤作为研究生新生正住在哈佛本科生宿舍维尔德堂51号，他们经常去科克兰街6号白璧德府上讨论问题。陈寅恪进入第三年独自租了特罗桥街14号的民宅居住，没有研究生室友。

从当时的哈佛校方记录来看，陈寅恪1919年1月29日刚入哈佛时登记的专业领域为历史，后来改为古代诸语言，主要集中学习印度语文学，旁及古典学和闪米特研究。后来他可能觉得哈佛的古代语言研究深受德国影响，于是决定返回德国，和俞大维一起到柏林去。

1919年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有九人。其中只有陈寅恪未拿学位。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大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在当时哈佛校园内，陈寅恪沉浸于个人的读书世界，较为默默无闻。陈寅恪虽然深得梵文教授兰曼的赏识，梵文、巴利文学业成绩也较为优异，但在哈佛并非学术明星式人物。和赵元任、俞大维、韦卓民等人相比，因为不以学位为学习目标，他并没有获奖记录。

他似乎也不爱和人交往，他在特罗桥街14号住时距离李济的住所只有900米，但似乎两人当时交往不多。陈寅恪只跟俞大维、吴宓、汤用彤等少数人来往较多。他虽然参加了哈佛的中国同学会，但没有参加中华学联组织的问卷调查，所以《全美中华留学生名录》上没有他的信息。他也不如赵元任那样，和当地学生打成一片，甚至约会当地女生。

陈寅恪之前在德国学习，可能德文不错，英文交流能力如何，难以获知，但恐怕和这几位相比不算很好。陈寅恪后来填官方表格时将德文列为其最为通晓的外语可能并非仅仅是谦虚，亦反映出他个人实事求是的体会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