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后现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困境

摘 要： 作为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新媒体“自媒体化”、“去中心化”和对“主体间性”的强调使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困境。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个性化、亲民化、互动性强等特点，在不断更新的文化潮流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后现代主义；新媒体

在媒体形态上，新媒体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包括网络和手机两大部分。在1998 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的年会上，第一次将网络媒体视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种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近几年来，手机媒体的发展极为迅速，成为了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媒体”。

何谓新媒体

当下我们日常用语中所指的“媒体”其实指信息载体的输出终端。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三大类。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实验室”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等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渠道，以电脑、电视、新PDA、MP4等设备为终端的媒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如此理解新媒体：首先，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刚刚出现并即将走向成熟的媒体新形态；其次，新媒体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既包含了以往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所具有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裂变式传播”能力；最后，新媒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我们不能机械地定义新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新媒体的内容也将更为广泛。

“后现代主义”新媒体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遭遇挑战

虽然被称为一种“主义”，但“后现代”的明确内涵为何却至今没有定论。或者说，它的批判和颠覆精神注定了它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内涵。大致来说，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大特征：首先，否认整体性和同一性，提倡碎片化与相对性；其次，对现代性的精神内核进行“消解”，反理性，崇尚人文精神；再次，消解主体性，推崇自主性和主体间性；最后，反对中心与真理，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新媒体充满了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因此也显现出典型“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依旧是传统媒体，也正是因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后现代”式的超越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本身也正面临着挑战。

1.“自媒体化”——动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力图突破权威和同一性的束缚，使事物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在新媒体传播角度，这种对相对性的崇尚主要体现在对媒介信息传播主导权的瓦解上。这种瓦解以新媒体使用者的“自媒体化”为表征。在传统媒介的“独白式”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具有鲜明的角色划分。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的主客体出现了新变化，即传播主体由单一的讲述者、灌输者向讲述与被讲述、灌输与被灌输二元角色转变；传播客体在第一次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倾听者的同时，有可能马上转变为第二次传播的传播主体。这样，新媒体完成了对传播权“碎片化”分解。

“自媒体化”虽然满足了传播者个人强烈的信息传播欲求，却在无形中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都以传统媒体为渠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量的不对称很容易使虚假信息、伪造信息、恶意煽动信息未经证实就在大众中传播。这一方面影响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

首先，“自媒体化”使大众掌握了信息传播主动权，那些大众最关心最敏感的事件经新媒体传播后都会将影响放大到极致。近几年，新媒体频频曝出政府官员的负面新闻，如贵州习水官员嫖宿案等一系列公职人员违法渎职行为的揭露，一次次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大众因为对某些政府官员不法行为的不满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不信任的成见。

其次，当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垄断的话语权重新夺回到人们手中时，人们也许无法保证自身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新媒体信息渠道因为“自媒体化”而变得多元，但传播者个人的媒介素养又参差不齐，造成了新媒体信息总量严重饱和而信息的准确性却无从考证。例如今年3月网络上热议的“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女生沈禾被副校长裸身跳楼身亡”事件，经过死者同学联名证实后被认定为虚假信息。

2.对“星腥性”的热衷——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引领具有不可撼动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引导大众接收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信息。反观新媒体，由于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控制难、监督难、管理难”几乎成了新媒体的代名词。由于传统媒体缺少“交互性”，人们被压抑的主体选择需求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极大释放。久而久之，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重新在新媒体环境下滋长，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新媒体平台上大众对星闻八卦、血腥暴力、黄色信息的过度关注和大众对“恶搞”的热衷，都撼动了传统媒体所极力提倡的社会主义伦理，同时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可以说，新媒体传播对“星腥性”与“恶搞”的热衷，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伦理价值的蓄意颠覆。它不仅消解着我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伦理进行了后现代的解构。但是，这种解构的过程本身也伴随着风险，首先就是对社会犯罪的诱发。2008年，有新媒体研究者曾进行过新媒体传播引发犯罪的社会调查，他们在对500名犯罪人员进行的调查中看到：由媒体信息传播引发犯罪行为的前三位是手机、电脑和电视，分别占25%、21%和20%。据统计，仅在2008年我国的至少有上千个。除此之外，明星八卦、名流隐私、血腥暴力等新闻充斥着网络，“虐猫”、“B哥日记”等变态低俗的视频疯传网络。这一方面反映了网站建设者利用不良信息拨人眼球来赚取点击率的逐利心理，另一方面反映了大众道德标准的日渐低下。

3.“交互性”与“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

后现代主义强调“主体间性”，看重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而新媒体传播正是“主体间性”在传播领域的鲜明代表。这种对“主体间性”的看重体现在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上。网络尤其是Web2.0应用技术的出现，使传统媒介难以实现的传播主客体之间即时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双向传播形式——“交互式”传播。博客（Blog）、微博客、社交网络（SNS）、维客写作（WIKI）等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应用，都体现着Web2.0时代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不仅可以获取事件的具体信息，还可以通过转载和评论参与事件的整个传播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和信息传播可以同步进行。

但是，这种传播的交互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激起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平台得到更迅速有效的传播。新媒体平台是大众交流的窗口，只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去精英化”才能够实现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

首先，“去精英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范围要大幅扩展。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原理的受众都以学生、学者和政府人员等特殊群体为主，使用的术语和抽象词汇较多，很难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其次，“去精英化”意味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平民化”。网络是一种更为平民化、娱乐化的传播媒介，网民不再满足于枯燥的“灌输式”传播，渴望接受更为生动、新颖的传播形式。虽然“去精英化”是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但实现它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形式的改革要经历多次实践，而改革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考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过程。

4.“去中心”“非本质”——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消解

1972年，麦克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能够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这种理论的提出，以媒介信息传播权的垄断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也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政府通过主流媒体渠道消息，调节信息的曝光频率，使信息传播的热点与政府的行政意见保持一致，有利于党和政府发挥在文化方面的先进性作用。

具体来说，在两会召开期间，政府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会提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供分析、讨论，并寻求最后的解决。而媒体记者首先从会上获悉这些议题内容，然后结合实际的问题及相关案例，迅速采访并制作成新闻，面向公众出去，继而获得公众反馈，以形成舆论力量，促使问题解决，推动社会发展。

但是，新媒体传播是否遵循这样的路径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早在新媒体成形之初，它就开始了“去中心”的进程。“去中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媒体信息“把关人”的隐藏直至消失。把关人是传播内容的重要调控者，被认为是传播的“中心”。新媒体使受众的主动性得到提升，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中心”。但新媒体平台上进行的信息传播门槛极低，任何人几乎都能在任何时候信息，影响了其真实性与公信力。

新媒体除了呈现“去中心”趋势，还呈现“非本质”倾向。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大众对传统媒体信息的不信任感加强。这一方面来自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信息量上的极端不对称，另一方面来自于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声音=政府声音”的成见。这种“非本质”倾向的核心内容是“真相不只有一个”，当政府声音呈现“一边倒”时，人们会在头脑中自动闪现出信息被政府控制的成见，进而转向新媒体寻求事件的最新进展，甚至更愿意相信新媒体提供的信息。新媒体的“非本质”倾向为“恶意势力”、“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打开的信息缺口。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张倩红委员针对现在中国青年存在的问题，呼吁国家要谨防西方社会以新媒体为载体，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她指出：在2011年，无论是从中东国家的政权更替到英国的社会骚乱，参与的人员大部分是属于青年人群。某些国外媒体、国内不法势力、一些不谙世事的“愤青”也在新媒体上极力煽动不良情绪。新媒体对多元化、不确定性的推崇，有可能对大众造成误导，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虽然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挑战。只有迎难而上，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张欣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网略传播策 略[J].科技传播.2012（7，上）.

[2] 李永健.大众传播心理通论[M].北京：中国 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05.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