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罪死刑控制研究

摘要：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罪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领域一种控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主要案件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审理这类案件的规定较为概括，审判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和问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从犯罪的性质入手对民间矛盾的范围进行界定，以客观标准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应当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决间接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定罪问题，量刑时除了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外，还应考虑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关键词：民间矛盾；故意杀人罪；死刑控制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69-04

故意杀人罪所具有的手段的暴力性和结果的致命性特征，使其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死刑控制问题中最艰难的一环。在故意杀人罪中，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的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往往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此类案件中有很多可以不适用死刑。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已经成为控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一种主要案件类型。但是，《纪要》的规定较为概括和原则，司法实务部门在办理这类案件时遇到了很多疑难问题。基于此，笔者以2008年①以来某高院审理的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作为研究样本，对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以期对审理这类案件提供思路。

一、 审理情况概述及案件基本特征

第一，这类案件多数发生在熟人社会中，即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熟人”关系。在某高院近三年审理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725%的案件被害人在被害前与被告人相识。民间矛盾主要是发生在普通老百姓之间，据统计，在这类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大多数是夫妻关系、恋人关系、情人关系、同校同学关系、同村邻里关系、同村村民关系、同单位同事关系或者经营竞争者关系。也就是说被告人与被害人在案发前生活或者工作在同一个场所或者相近的地理位置内，长时间、多方面、高频率的接触使得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非常了解和熟悉。正是在这种熟人环境下才更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

第二，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此类案件中，犯罪主体在实施犯罪前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预谋的。这类案件在很大比例上是这样发生的，犯罪人和被害人前期积累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因为偶然事件而被激化，犯罪主体最终由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激愤而杀人。这类案件的被告人基本都是初犯、偶犯，因为性格、认知和控制力较弱，再加之遇到矛盾激化导致最终犯罪，事后往往都比较懊悔。此类案件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类的犯罪被告人相比，明显较小。

第三，从犯罪成因看，相当一部分案件被害人的行为本身就是犯罪发生的一部分原因，犯罪往往是在被告人与被害人行为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在犯罪当中并不是绝对消极的、被动的客体，相反，被害人对加害人实施杀人行为往往会产生某种影响，成为杀人行为的刺激因素。在某高院近三年来审理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635%的案件可以看到被害人在案件当中自身的责任或者对案件发生起到的前因性作用。

二、审理此类案件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惑

第一，对民间矛盾的范围认识不一致、认定不统一。对于什么是“民间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没有给出具体的界定，只是列举了“民间矛盾”的一些类型，明确指出“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属于民间矛盾，对于其他类型的民间矛盾则采用了概括式的规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个案都是具体的，抽象的规定与具体的个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就造成了司法实务人员对“婚姻家庭、邻里”以外的民间矛盾究竟包括哪些产生了理解上的不一致和认定中的困难。比如，对于男女朋友之间的感情纠纷、丈夫与妻子婚外情人的矛盾纠纷、村民为工程承包产生的矛盾纠纷、在校学生之间的打架斗殴、经营竞争者之间的矛盾、陌生人因一时口角产生的矛盾冲撞、同事或亲朋好友之间因琐事引起的争执等等是否都能够纳入《纪要》规定的“民间矛盾”范畴，司法实务人员的看法不太一致，宽窄不一。有的法院将“民间矛盾”局限在“婚姻、邻里”纠纷的范围之内，凡是不属于“婚姻、邻里”纠纷的案件都不适用《纪要》的规定；有的法院则将上述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纷争都纳入到“民间矛盾”的范畴；还有的法院认为，只要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都可以纳入《纪要》规定的“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范畴之内。司法实务部门对于“民间矛盾”的外延认识并不统一。

第二，对被害人是否具有过错、过错责任的程度以及被害人的过错对被告人量刑的影响存在评定上的困难。根据《纪要》的规定，或者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对犯罪人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而，该规定虽然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存在困难。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对于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有明显过错”，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无法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进行适用；对于过错与明显过错、刑法上的过错与一般生活中的过错如何区分，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应如何体现这些区分等问题都存在界定上的困难。我们可以了解到，因民间矛盾激化导致的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一般没有预谋和目的，引发犯罪最直接的原因是犯罪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矛盾或者纠纷。而这种熟人之间的矛盾或者纠纷，绝大多数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二者相互行为共同导致的结果，随着时间的经过，这种矛盾和纠纷不断积累，也就是说，被害人与被告人对矛盾或纠纷的产生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作用。

第三，如何区分并界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存在争议和困难。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是区分两个罪名的关键。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时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该认定该行为为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实施故意伤害时持过失态度，应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为故意伤害罪。在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说，要综合分析案件的起因、行为人使用的作案工具和作案手段、打击部位和强度、行为的连续性、行为人和被害人关系、行为人犯罪后的态度等因素和情节后得出结论。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多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犯罪人多是因为先前就存在的矛盾或者纠纷而被激怒，处于极其冲动的状态下实行了暴力行为，行为时犯罪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并不明晰，审判人员很难认定。从口供看，多数犯罪人连自己都难以说清楚自己行为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常常遇到争议，无论是社会大众、专家学者，还是司法机关内部，往往就案件定性、具体处罚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执不下。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因有不同意见，当事人也往往不服，缠诉上访，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不能让人满意。

第四，偏重以客观的危害结果作为量刑的标准，而忽视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量。审判人员审理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时，对危害结果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察。近三年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杀死一个人，有508%的概率会被判处死刑；死亡的被害人为两人以上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概率是803%，剩余不到20%没有被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有98%是因为案件存在证据上的瑕疵， 2%是因为被告人有自首、立功及民事赔偿等情节。而一些能够反映被告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从轻量刑情节没有被考虑，比如被告人没有前科而且日常表现良好、被告人没有预谋而临时有犯罪起意、被告人事后真诚悔罪、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等。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刑事审判员的心中，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对于量刑的影响要大于自首、立功、偶犯等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可以说，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要判处被告人死刑受被害人死亡这一危害结果的绝对影响。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对策展开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同罪行的案件以及案件中的不同情节区别对待，该严的就要严、当宽则要宽。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具有从宽量刑的特质，因为这类的犯罪对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严重的危害或者说根本性的危害。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个类型的犯罪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引发犯罪的民间矛盾， 并将其作为依法从宽处理的基本依据。

第一，“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的范围，不应仅从字面上进行解释，而应根据犯罪的性质进行界定。犯罪的性质需要统一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综合考量，二者统一起来所呈现的犯罪性质称为“罪质”。罪质不同，则说明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法益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存在着差异。这种不同囊括了罪行程度、违法性程度、社会危害性程度、主观恶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等各方面，是决定刑罚轻重的关键和根本所在。故意杀人案件从罪质上区分，可分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案件和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二者核心的区别点在于犯罪性质的不同。虽然两类犯罪的客体都是公民的生命权，但二者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的程度是存在很大差别的。由于民间矛盾的激化而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中的“矛盾”，是公民之间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因生活琐事、债权债务、相邻关系等民事关系或民事交往而发生的纠纷。因为这种类型的故意杀人案件前因特殊，所以这种犯罪反复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因为针对的主体特定，所以对一般群众的安全感影响不大。不应机械地将民间矛盾的范围根据字面意思局限到《纪要》列举的婚姻关系和邻里关系两种，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亲人之间到恋人、同事和朋友之间发生的矛盾或者纠纷都应该纳入民间矛盾发生的范围。因为这些矛盾或者纠纷在本质上说都发生在小范围的熟人社会中，这些熟人之间的故意杀人案件与那些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中对不特定的陌生人实施的杀人案件相比，显然前者给一般民众带来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小于后者。

第二，站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中立立场，以客观标准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应当作为被告人从轻量刑的情节。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是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行为互动的结果，双方对犯罪行为的形成多少都有一定影响，只不过有的影响程度较大，有的影响程度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一味地追求界定《纪要》中的“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的范围和涵义就显得极不现实。既然认识到犯罪行为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结果，那么不妨从“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考虑。[1]（P96）不论是被害人具有明显过错还是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其关键点和核心是被害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被害人的行为是引发犯罪的原因之一。民众之间产生的矛盾纠纷，大多是矛盾双方行为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相互的影响、刺激、累积形成的矛盾很难说是犯罪人单独行为产生的结果，被害人的行为或大或小地影响了犯罪的发生，可以说，作用大的引发犯罪可能性大，作用小的引发犯罪可能性小。审理这类案件正确的做法是，法官应从犯罪行为的“互动”理论出发，不偏不倚地站在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中立立场，公平合理地分配双方责任，使双方都尽可能实现刑罚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对于是否可以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情节要素，我们应当采纳一种客观的标准。这种客观标准的明确应该考量社会普通公众的做法，即一个常人如果受到被害人施予的同等强度的行为刺激的时候，是否可能会无法克制自己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实施。这么界定的原因在于，从普通的社会人角度出发， 犯罪人在具体情景中既有愤怒的权利， 同样也应有克制和控制自己情绪的义务， 一个理性的社会人应该有合理的自控能力，而不能对自己任何程度的不满或者愤怒情绪任意宣泄，同时，采取这样的客观标准更加符合公众的正义感情，做出的判决也更加易于被公众理解和认同， 从而有利于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增强公众自觉守法的意识。

第三，走出围绕犯罪构成和法律解释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死角，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决定罪问题。区分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主观问题，是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既然本质上是一个主观问题，就是一个不同司法人员、专家学者可以根据自身学识和经验做出不同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转换思维，跳出单纯从构成要件进行分析的藩篱，转而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进行判断。犯罪的本质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不同的犯罪所具有的社会的危害性程度不同，相应地，不同的犯罪的法定刑就有轻有重。刑法对具有不同程度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规定不同罪名，其目的就是为了对被告人处以相应的刑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罪名的确定只是量刑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回到民间矛盾引发的杀人案件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多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再要求法官准确界定行为是间接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故而我们应该走出此罪与彼罪的死角，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一面的内涵不仅指从宽量刑，还体现在定罪上的从宽。为了促进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程度上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因民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杀人案件，特别是在被害人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如果对于该如何定性存在较大争议，法官可以考虑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这样的处理方式，更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修复因犯罪行为而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还有助于贯彻落实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

第四，坚持刑罚的“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统一，最大限度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 一般来说，“罪行重则刑事责任重，罪行轻则刑事责任轻。但罪行本身的轻重是由犯罪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结果决定的，而刑事责任的轻重虽然主要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决定，但是许多案件外的表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事实和情节，能够说明刑事责任的轻重，却不能说明罪行的轻重”[2]（P60）。法官在量刑时除了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还应该考虑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从刑罚的目的考虑量刑，可以防止为了追求犯罪报应而对犯罪分子科处不必要的刑罚，“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须”。[3]（P78）大多数的民间矛盾是发生在特定的比较小范围内的熟人之间的矛盾或者纠纷，犯罪人针对特定主体实施的杀人行为，这类案件与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中的针对不特定主体实施的杀人案件相比，我们显然可以判断出前者会给社会公众带来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相较于后者来说较小，前者对于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威胁与损害当然要小于后者。所以，对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犯罪人判处的刑罚只要能够达到预防犯罪人再犯罪的效果，就实现了刑罚的目的，而不应仅因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严重就一律判处极刑。这就要求法官在对此类犯罪量刑时改变以往只注重客观危害结果而忽视审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倾向。在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中，对平时一贯表现良好、仅由于一时的激愤而实施犯罪，实施犯罪行为后有自首、立功的情节，人身危险性比较轻的被告人，法官应该考虑进行教育训诫，促使犯罪人一方对被害人一方进行积极的赔偿，而不应仅仅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一判了之。

由于民间矛盾基本上发生在熟人之间，这种矛盾激化的犯罪往往是偶发性、突发性的，相比那些与社会为敌、与社会对抗性质的恶性犯罪，民间矛盾引发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轻。因此，从控制民间矛盾引发的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切入，是一个比较好的死刑控制路径，这既顺应了世界潮流，又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纪要》对于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精神和刑事司法政策，司法实务部门在具体应用时要结合刑法理论准确理解并慎重把握这些规定，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参考文献][1]白建军.公正底线——刑事司法公正性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英]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李贵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