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选择

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经常有一种说法：在这个权力制衡完备、制度设计清晰的制度中，任何一个人，哪怕不是拥有高智商的人，都能让这套体制运转起来。

但这似乎并不适用于将在11月6日被美国人民选择出来的这位总统。在2008年金融市场大崩溃的四年后，美国经济前景浓雾弥漫，美国人再一次在失望和迷茫中做出选择。

自1930年的罗斯福总统以来，没有一位总统能在8%以上的高失业率下连任；美国的贫富差距为大萧条以来最甚，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曾预言“历史终结”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历史的未来》一文中，虽仍保持对民主制度的信念，但也警告不佳的经济状况和来自全球的竞争让美国及欧洲的中产阶级日渐萎缩，或许将动摇民主制度的根基。

困境削减了各方进行合作的意愿，和共和党走向各自意识图谱的端头，渐行渐远，留下为数不多的中间派在其中彷徨。美国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的极化都达到了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2010年对总统奥巴马力挺的医保改革进行投票时，共和党无一支持，这在正确性大于党性的美国政治中难得一见。

这一切，都使选民们对第45任总统的选择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美国人不再是选择哪位总统更富于魅力，而是对国家/政府路径的选择。

11月6日大选结束后，摆在新当选总统面前的，是三大领域的路径选择：在国内政治上，美国民众厌倦了左右党派之争致使政府失灵，新总统需要将合作和妥协重新带回国会；在经济上，既要面对去杠杆化的长期压力，同时要找到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外交方面，将重心放在亚太地区、适度超脱于中东地区的美国遭遇了两边的戒心和不满，尤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下任总统既要巩固与新旧盟友的战略关系，又要理解并应对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共建“亚太再平衡”。

选战期间，奥巴马和挑战者罗姆尼都对中国言辞激烈，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预言似乎成真：实力上升的新兴大国和主导世界多年的大国难免一搏？

杰弗里·贝德，这位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构架者，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任总统的首席亚洲政策顾问，在美国外交界浸淫37年、至今仍在奥巴马竞选团队中奔波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在大选的最后时刻，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拨开选战的迷雾，清晰地勾勒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中美关系一条历经波动但不离轴心的主线。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