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对一体化的尺度效应分析

摘要：受市场力量推动的一体化进程涉及三类地理尺度上的地理单元，分别是地方尺度上的区域、全国尺度上的国家、国际尺度上的地区。围绕地理差距而采行的政策选项以及制定的发展战略会作用于上述地理单元，从而产生对一体化的尺度效应。俄东部地区开发战略所具有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即为其中一例。

关键词：经济民族主义；俄罗斯东部；经济开发战略

中图分类号：F1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6－0040－04

一、引言

俄罗斯东部地区主要包括西伯利亚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与我国东北地区毗邻。在苏联时期，该国政界人士秉持追求地区发展平衡的政治理念，凭借行政手段来降低以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为中心的传统工业区在全苏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推动生产区向东部的转移。这种漠视国内差距(domestic disparities)而一味抑制竞争以强行拉齐各个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做法，反而导致空间低效(spatial inefficiency)的愈演愈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之旅即告开启。尽管俄有希望通过尊重市场作用、发挥竞争机制来求取效率、促进增长的决心，但对市场和竞争的错误理解与实践却造成其国内各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而此前一直因循指令经济模式来保持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的东部地区所面临的形势尤显艰困。

与俄罗斯在外交方面的定位波折相契合，它的经济政策在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先以西方为师、重视欧洲到“重新发现”亚洲的思路调整。师法西方表现为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机械模仿，主张俄罗斯经济转型必须遵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这种一边倒政策的“集大成者”就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剂追求快速、整体的私有化猛药，非但未能使俄罗斯经济转型“毕其功于一役”，反而使得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生全面衰退，人民生活水平随之骤降。而这种激进改革虽然落幕，但其催生出一批利用私有化改革，通过寻租行为来廉价攫取原国有资产从而实现财富极大化的财团企业和特权阶层。从叶利钦时代直至今天，结合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的工业财团仍然对俄罗斯经济政策走势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之所以回望亚洲则是立足于俄罗斯的地缘现实。从表面来看，这源于俄罗斯早已有之的传统思潮――“欧亚主义”，主张该国具有既不同于欧洲也区别于亚洲的超然性，是为“欧亚俄罗斯”。欧亚主义投射于俄经济政策层面而形成的主要诉求包括该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善于抢搭欧亚经济快车，以实现本国经济振兴的“左右逢源”。然而，虽然欧盟是俄外资与技术输入的最大来源，但北约和欧盟东扩给俄加诸的安全环境压力，以及俄在尝试与欧盟进行一体化经济合作时所处的劣势地位，使得它意识到“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是分摊风险的必然选项。而最重要的是，俄担心其东部地区的长期积弱会威胁到该国的边疆稳定，当地如果沦为“地缘经济真空”地带，势必危及俄地缘政治利益及国家安全。再加上以中日韩等国组成的东北亚地区所焕发出的经济活力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使俄看到了借助于外部力量来解决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希望。而东部地区本身在自然资源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原有基础也使其具备一定的合作诱因。由此，在经过几年的筹备酝酿之后，俄罗斯政府于2007年4月提出了东部地区开发战略。而开发政策的落实重点正是谋求推进俄罗斯东部地区与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

由上观之，无论是哪一项经济思路，究其实质，皆为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思维的呈现：国家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经济活动必须为国家的建设目标和整体利益服务，亦即经济民族主义。而俄罗斯为此所采行的政策手段也反映出它摆脱了“休克疗法”所推崇的经济自由主义做法，而改用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所成功实践的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这一手法，这些政策与战略皆带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本文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开发战略来进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对一体化的尺度效应分析，正是因为以这一地区为镜，可以管窥三类地理尺度(geographic scales)上的地理单元，(geographicunits)，亦即地方尺度(10cal scale)上的区域(area)，比如一个国家内部的省或州；全国尺度(national scale)上的国家(country)；以及国际尺度(international scale)上的地区(re－gion)。通过分析经济政策是如何作用于各类地理单元来探究其对致力于促进发展的一体化努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来说，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战略既是俄罗斯本国东西部区域平衡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在全国尺度上开展一体化合作的政策推手，同时也是俄罗斯融入东北亚乃至亚太经济～体化大潮的政策试验。而俄罗斯的经济民族主义诉求对这三个地理尺度上的一体化都产生了愿景良好却实效有限的尴尬效应，毗邻优势的发挥仍然面临诸多“瓶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对此加以分析，进而探寻对于一体化进程更具助推作用且行之有效的政策选项。

二、地理尺度效应的衡量基准：3D模式

经济转型或发展的地理维度(geographic dimensions)是指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工(division)，它们分别是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和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的表征，构成了地理尺度效应的衡量基准。本文取这三个概念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将它们统称为“3D模式”。其中，密度这一维度主要有助于分析经济政策对地方尺度的效应，具体表现为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所谓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平均人口数，用以表示人口分布的密集程度。而经济密度(economicdensity)则用来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定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出，其值等于GDP与土地总面积的比值，是检验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指标。地方尺度的衡量通常在国内的一省或州之中进行，关注的是城镇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布局。而在区域这一地理单元之内，物理距离相对较近，文化和政治因素所导致的分工差异也较小。善用密度维度的政策挑战在于能否做到利用市场力量以鼓励集中(eoneentra-tion)，并促进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收入水平上的趋同(conve-rgenee)。距离维度则主要与国家这一地理单元密切相关。这一维度具体表现为经济活动集中的主导区域(leadingareas)和落后区域(lagging areas)之间的距离。善用距离维

度的政策挑战在于能否帮助企业和工人缩短其与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高的区域的间隔。这就有必要依靠制度建设来增强劳动力流动性，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降低运输成本。分工维度对于国际尺度的地理单元互动而言最具分量。从全球范围来看，生产集中于少数地区的态势十分明显，这之中表现最为亮眼的是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在这几个地区，分工较为细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尽管从直观来看，距离维度更能说明世界市场的准入条件。但是国境的不可渗透性和通货与管制的差异是比距离远近更为难以突破的一体化藩篱。国际分工的强化有助于缩短差异，进而提升一体化的发展水平。

地方尺度、全国尺度和国际尺度这三个地理尺度都揭示了区位与繁荣之间的关联性。它们共同蕴含一个潜在问题所形成的内在张力：人员在此地，生产在彼地。不同地理位置对于吸引人员和生产的速度与效果差异，决定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地理差距。而3D模式中的每一维度，恰是衡量地理尺度效应的基准工具。

三、3D模式视域中的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

(一)俄罗斯东部地区：三个地理尺度的凝结地

从地方尺度上来看，俄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有限，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本来就不高。自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大量人员向更宜于生产的俄西部迁移。从全国尺度上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产品的75％输入俄中部地区和独联体国家，而2000年，由于运输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俄东部地区的对外经济活动几乎停滞了，有3／4的产品是用来满足本地区需求，对俄中部地区的供货缩减到10％。从国际尺度来看，其与毗邻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从2001年起，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重现。中国东北经济区对俄贸易整体快速跃升，激增几十个百分点，而直到2007年前后，中方在中俄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积累之中。中国已占俄罗斯东部地区外贸总额的28％。此外，俄还一直寻求密切同韩国和日本的经济联系，希望搭上东北亚经济快车进而融入亚太一体化经济。

(二)主观构想：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的具体内容

在普京总统任内，俄罗斯日渐重视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开发，试图依托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科技实力和交通设施来深化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合作。从2000年年底到2007年8月，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围绕东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并进行了必要的制度准备。其中包括，制定《关于西伯利亚长期发展的构想》，修改和补充《1996－2005年和2010年前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成立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展问题委员会，以及批准了联邦专项纲要――《2013年前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由此，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战略系统启动。概言之，这套方略力求通过与东北亚诸国的合作来建设和改造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种地区发展政策借鉴了外向型经济体的做法，其主旨在于推动出口贸易和吸引外部投资。结合该地区富含的大量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外资的力量来建立更多与能源开发和输送相关的基础设施成为这套方略的重中之重。

(三)客观实际：俄罗斯东部开发的3D“瓶颈”

从密度维度来看，自苏联解体以来，本就地广人稀的东部地区又遭遇了人口大量流失，工业企业未能适应经济转轨的新形势而导致生产滑坡、经营状况恶化。而从1989年到2004年，几乎所有的新企业都选择了最为接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区位，以便于融入世界市场。

从距离维度来看，俄罗斯广袤的东部地区与相对富庶发达的西部地区之间相隔的自然距离，自不必赘言。甚至有西方专家认为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的唯一障碍就是其与本国主导区域的遥远距离，这也说明了东部很难通过与西部经济一体化来缩短发展距离，达到区域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俄罗斯政府积极从东北亚地区寻找经济合作机会的根源，指望由外力来促成内部的平衡。而俄罗斯东部地区虽然与中国东北地区毗邻，但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距离维度的问题依然存在。

从分工维度来看，俄罗斯东部地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苏联时期所奠定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但是在经济转型期，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衣钵继承者在对外贸易方面呈现出“第三世界化”的趋势。靠向欧洲和东北亚国家出售能源来赚取外汇成为弥补本国财政赤字的重要收入来源。俄东部地区原有的产业优势一无发挥空间；再则，当地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能源资源的开采很难在短期内快速收效，须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改进技术条件才行。

综上所述，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如果真要行之有效，必须充分意识到上述的3D"瓶颈”，切实从化解这些问题的角度人手。但是，在开发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俄罗斯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倾向反而成为更大的发展“瓶颈”。

四、俄东部开发战略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对一体化的尺度效应

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失衡格局极为明显。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在俄经济版图上处于边缘地位。俄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建立于全国经济一盘棋的计划经济时代，而东部的主要经济使命是为西部中心地区提供能源。随着俄经济朝市场化方向转轨，这种格局日渐趋近于保罗・克鲁格曼(PaalKrugman)所建构的“中心一边缘模型”(CP Model)。这个模型的内在逻辑在于空间集中(spatial concentration)的自我强化，揭示的是一种以彼此间联系为基础且不断自我强化的经济聚集。也就是说，企业必然希望将它们的生产定位于最大的市场，以此来节省运输费用与远距离销售等其他各项成本。然而，市场规模取决于当地拥有多少企业。而企业是否选择进驻的依据在于当地的常住居民数量以及他们的收入水平。反过来，企业数量的多寡又决定了当地能提供多少工作岗位。而就业状况的优劣又是当地居民选择留守还是迁移的主要考量。

从地方尺度来看，俄东部地区的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三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在计划经济时代，该地区从企业数量、居民数量和收入水平以及经济规划与部署等，都受控于中央行政指令。远东地区就是国家财政重点支持的地区，居民的工资、津贴和住房等政策都相对优厚，而这种发展局面在转轨时期已难以为继。由于体制束缚与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俄东部地区的日用消费品自给率很低，该地区的进口商品大多数为日用生活品和轻工产品。计划经济时期围绕资源开采而形成的重工业布局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即使在农村中也有约三分之一的居民并非农业人口，这也限制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平。乍看起来，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对地方尺度上的区域单元所施与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回溯历史，依然可以发现一些痕迹。自有人口统计

以来，俄东部地区就处于劳动力稀缺的状态。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加速向该地区移民以进行资源开发。而在斯大林主政时期，当地所建立的一些劳动营，就是主要由“被清洗分子”组成，而犹太人等少数民族也被强制迁至此地。可以说，东部地区在苏联时期的开发战略就已经具有了民族主义色彩。

再从全国尺度来看，俄东部地区无论与本国西部还是中国东北地区相比都面临着人口数量比例的失衡。经济转轨以来，该地区原有的政策优势和各种优惠被取消。卷入市场化改革的东部地区成了全俄物价最高和居民生活水平降幅最大的地区。大批企业陷入改制不顺利甚至倒闭的困境，工人失业，外流人口随之剧增。而从目前态势来看，当地人口的进一步流失几乎是不可逆的。劳动力资源的匮乏严重遏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引入外籍劳工是化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但在现实中却窒碍难行。由于俄东部地区牵涉到中俄两国在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领土争端，俄政府一直担心中国劳工的大量涌入会造成东部地区被中国人“事实占领”。而西方国家通过居民进行全民公决来改变住地归属权的主张也让俄担心东部地区的归属有朝一日会发生不利于它的变化。本着经济活动必须服从且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民族主义思考，同外国加强劳务合作以增加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进而提高经济密度的做法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着随时触碰俄敏感神经的尴尬态势。

最后，从国际尺度来看，俄尽管与中国确立了不断迈向纵深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俄罗斯始终十分介意本国在对华贸易中主要依靠能源出口的单一局面。而掌控俄经济命脉的财团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能源产业。尽管俄能源产业的私有化步伐不辍，但是从普京执政之后，国家不断收紧对能源产业的控制权。能够在能源部门私有化中分一杯羹的都必须得到当局的认可与扶植，资本与权力密切结合。俄在能源领域吸引外资的意图主要是要利用外国投资者来从事地质勘探等技术作业，并且承担开采在先期阶段所要面对的投资风险。而利用能源杠杆，大打能源外交牌，更是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淋漓展现。虽然俄不断表态要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敷设石油和天然气输送管线，形成新的能源布局。但有鉴于东北亚地区几大主要国家的能源进口依存度，俄此举事实上为东北亚地区的能源争夺战埋下了伏笔。中、日、韩对能源进口的依存度都极高。自1993年以来，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出口量。日本和韩国的能源进口依存度都超过95％。俄以油气资源为手段来追求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做法，极可能挑起能源需求国之间的矛盾，增加彼此间的猜忌。围绕“安大线”和“安纳线”的方案之争即为其中一例。同时也应该看到，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活力离不开能源支撑，这既是俄强势介入该地区一体化的最大筹码，也是它为地区一体化合作做出积极贡献的最大优势。建立合理有效的能源一体化机制会大大助推地区合作在经济和政治两大板块的协调进阶。到目前为止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就是肇始于煤钢能源合作的组织。在东部开发战略的推行过程中，俄能否确保顺应东北亚一体化合作的需要，正视该地区国家对能源安全的关注，克制自身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必将给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前景带来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