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翻译标准

摘 要： 翻译标准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准绳，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从有了翻译实践，翻译标准就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但经过几千年的争论，翻译界至今没有定论。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总结并分析了我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翻译标准。

关键词： 翻译标准 典型思想 四个阶段

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在翻译实践中，不同的译者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思想。按照时间顺序，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佛经翻译时期、近代西学翻译时期、现代翻译时期和当代翻译时期。本文对各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进行了阐述和比较。

1.古代翻译标准

中国最早的翻译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越人歌》的翻译，但那时翻译还不普遍，也没有关于翻译标准方面的讨论。从东汉至隋唐，佛经翻译规模盛大，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译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翻译体验，就翻译标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些佛经译者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译文要有文采，即“文派”；一派主张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要质朴，即“质派”。文质之争实际上就是形式和内容、意译与直译之争。安世高、支娄迦谶、释道安是质派代表，鸠摩罗什、支谦是文派代表，玄奘是文质融合派的代表。安世高提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主张：“凡所出斤，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释道安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他认为梵文词序是颠倒的，翻译时必须符合汉语句序；梵经质朴，汉人喜欢华美，要使读者满意，就要对译一定修饰；佛经中同一意思反复再三，译为汉语时应删除；梵经在结尾处做一小结，将前文复述一遍，此部分在翻译时也要删；每次重复的地方也要删。从“五失本”可以看出道安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将源语与目的语的差别和译文读者等因素考虑在内。鸠摩罗什实现了意译的突破，他说：“梵文委屈，秦人好简，节而略之，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支谦提出“曲得圣义，辞旨文雅”，他的译文文辞典雅，并将胡音改为汉意。支谦虽崇尚文采华丽，但也承认“信”的重要，最后得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结论。玄奘提出翻译“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在他看来，文和质并无一定的标准，直译和意译也难区别，若翻译不能达意，则应将二者相结合。总之，不论采用何种译法，只要能将原文意思准确传达出来，并且能让读者看懂就可以了。

2.近代翻译标准

近代翻译标准最出名的当数马建忠的“善译”说和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说力求译文与原文在意思上毫无出入，而且使译文读者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其实他的主张也就是后来的等效翻译。严复的三字标准对我国的翻译影响最深远，至今人们仍然在讨论。“信”就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达”是指译文要通顺、流畅，“雅”是指译文要有文采。在严复的“三难”说中，“雅”是最受非议的。有人反驳说“雅”不准确，应该更改，因为如果原文不雅，译文就不需要“雅”。我觉得这些人有咬文嚼字之嫌，严复的“雅”是文风方面的要求，他提出“雅”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因为他的译文是给士大夫阶层看的。如果他的译文不雅，又怎能吸引这些当权者的注意力呢？我们应该这样理解“雅”：使文风符合读者品味。

3.现代翻译标准

现代译论阶段有影响的翻译标准是鲁迅的“宁信而不顺”，陈西滢的“形似，意似，神似”，林语堂的“忠顺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说。这些翻译标准都是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鲁迅的翻译标准我不敢苟同，“信”固然重要，但是“顺”即“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篇译得不通顺的文章，即使再“信”也是没人看的。陈西滢的“形似”即直译，“意似”即意译，他认为“意似”的翻译优于“形似”的翻译，而“神似”则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标准。可见他更偏重意译。至于林语堂的“忠顺美”，我认为与严复的“信达雅”实质一样，只是换了一件外衣。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观点与他本人的艺术修养分不开。他认为从翻译效果的角度讲，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由于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不同，翻译时会出现形似和神似不可兼顾的情况，这时要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说来源于金圣叹文学创作的三境说：圣境、神境、化境。其中“圣境”是指在文学创作中做到心至、手至；“神境”指在创作中心不至、手至，这是创作中的神来之笔；“化境”既非是事先打算要写的，又非神来之笔，它可能是作者想到但没写出的，也可能是既没想到又没写出的，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化境”是创作之极致而翻译之不可能态。

4.当代翻译标准

当代译论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许渊冲、罗新璋、辜正坤。许渊冲主要从事诗歌翻译，他在翻译实践中总结了“三美”标准：意美、音美、形美。他认为“三美”之中，意美最重要，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总之，译者要努力使译文达到三美。罗新璋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是对前人提出的翻译标准的总结。其中，“案本”来自道安和尚的“案本而传”，“求信”来自严复的“信”，“神似”和“化境”分别来自陈西滢和钱钟书的翻译标准。辜正坤先生于1988年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翻译标准应该是多元的、多种类的，因为翻译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中。他的多元互补论构成模式如下：绝对标准（原作）―最高标准（抽象标准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分类）。在翻译过程中，“绝对标准”不可企及，“最高标准”是指译作模拟原作内容与形式的最理想的逼真程度，但它是一个抽象标准，不能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所以要另立具体标准。具体标准视实际情况而定，是多元的。他的观点虽新，却是一种折中的翻译标准。他巧妙地利用“具体标准”这一万能词语将以往的各种翻译标准甚至是以后出现的标准都囊括在内，没有贬低哪一个，也没有颂扬哪一个。这与传统译论中试图只确立一个翻译标准的想法是相反的，但是具体标准太多太泛，甚至有些玄，让人难以把握。

5.结语

从上述各种翻译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翻译标准喜欢“征圣”、“述古”，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它们大多是译者们的经验之谈，感性强，但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在建设现代译论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忽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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