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翻译标准演变史

摘 要：我国翻译界多次出现过关于翻译标准或主要译技之争，如意译和直译，内容与形式，异化与归化，形似与神似、科学与艺术等。或许古代的翻译学者们并没有使其更清晰化，系统化。但从汉三国时代对译经所采用的直译，后秦鸠摩罗什主张的意译，唐代玄奘法师自创的“新译”等，从中都不难看出他们对翻译标准的观点。到了当代，翻译界对翻译标准的研究越来越系统化，从严复提出“信、达、雅”，再到后来辜正坤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中国的翻译标准，随着时间，地域，时代需要的不同不断地变化，演变。

关键词：中国；翻译；翻译标准

我国最早形成翻译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翻译佛经，佛经翻译工程宏大，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记载，后汉永平十年至元二十二年，共有译者194人，翻译佛经1335部，计5396卷。跨越如此长的时间，加之众位译者各自对译作的不同解读，使得翻译界急需得到规范，译者也需要更为明确的翻译准绳，以上一切都促使形成适用于翻译的标准――翻译标准。最早的翻译标准可以追溯到后汉三国时代，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到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梁传》称：“谦词旨文雅，曲得圣义。”支敏度称“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约而义显，可谓深入。”可见当时译经大师大都采用直译方法，但也可从后人的评价中看出三国时期的翻译大家支谦的译作也多少具有未熟意译兼备的特点。东晋时期，释道安提出了“五失本”和“三不易”的翻译原则，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六朝的鸠摩罗什提出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唐代大翻译家玄奘提出“五不翻”，采用音译，善参意译。但到了后秦时代的译坛盟主鸠摩罗什一改以前译家古直风格，主张意译。这便形成了最初对译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文”即对形式与结构，主张翻译的修辞和可读性， “质”则指内容， 主张翻译应达到不增不减和忠实性， 这是对译作内容的要求。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标准的主张都是过于片面的无论是“文”或“质”译者对译作翻译都只停留在单一的一个方面，要么“文”，要么“质”。到了公元7世纪， 唐代玄奘法师自“新译”，即在翻译佛经时奉行“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可以说“新译”是将译者对于翻译标准的认知有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与广度，翻译标准也不再是单一，片面，要兼顾多方面的要求。之后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善译标准”即要求译者要先对译作的源语与译入语两种语言都有一定高度的研究能力，熟知彼此的异同，强调译作要将原文的“意旨神情”完整、无误地传达给读者，使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 达到译作完全可以代替原文的程度。或许马建忠在当时想要试图说明翻译标准的一个开端，但更多的是马建忠在为满足清末译介西方科技、文艺需要的基础上提出了的新标准。

近代， 随着西洋文化，科学的传入，涌现了一大批具备先进思想的翻译家。而严复可以说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天演论》的序言中提出了相对全面的翻译标准，即：“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矣，则达尚焉”。“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是其主要是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以及自身的翻译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得到的相对全面的翻译标准。按照严复的阐述，“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不过，长久以来，译者对于“信”和“达”多数抱有赞成的态度，但是对于“雅”的理解就出现很大的差异。很多译者指出如果在非文学作品中如“自然科学著作，抑或医学类工具书”中也强调译文的典雅，实在无法满足。这时“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损其文体特点。“雅”是从将译作不仅当做翻译的文件，更是将其作为一件艺术品，从更高的角度，去审视翻译的目的，因此，“雅”是远远高过“信”和“达”的标准。但严复所谓的“雅”，在大作家郭沫若的眼里，却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在新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中，最终的结论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所以，“雅”的标准也已经失去了历史进步性。甚至有人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事实或许，即使如此，严复最初提出“信、达、雅”虽然作为翻译标准被人们所认可，但当时严复并没有将“信、达、雅”明确地作为翻译标准提出，不过“信、达、雅”还是作为非常重要的翻译标准被应用、被讨论，在翻译中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此外，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又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的语言形式，更多是保存原作的风格。经后世改良， 严复的“信、达、雅”其意义与原来已经不大相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严复提出的标准虽然自己也没能完全实现，但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界之后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如提出翻译标准多元化理论的辜正坤先生，从客观的角度证明翻译标准也并非单一不变，而是如百花齐放般呈多元化发展的。他的思想指导当今翻译界的发展，同时通过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更多的译者敢于表达的对翻译标准的理解，因此促使翻译标准的体系更加完善，使翻译这门新兴的科学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