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强大是否会妨碍中国建立起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呈现出市场经济与政府管制并驾齐驱，且后者愈演愈烈的奇特局面。一方面，市场以价格引导资源流向，进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政府仍拥有土地等核心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广泛干预的权力，国有企业垄断了相当一部分行业，政府和行政官僚仍可强力主导资源的配置，并无权力越轨之忧。政府最优先考虑的是强化国家所扶持的公司的影响力和盈利水平，并使之趋于登峰造极之境。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在数千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和国有银行贷款的催生下，国有公司的投资出现猛增。

尽管在公共场合，中国不再强调所有制的差别。但对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例如金融、能源、电信、铁路以及港口等却从未放松过控制，国资委则是这一事实的集中体现。这一机构设立的初衷在于敦促国有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规避低水平重复建设。以钢铁行业为例，由于缺乏规模优势及统一协同，乱象重生的中国钢铁企业在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巨头打压之下全盘尽输。2011年，三巨头利润超过中国77家主流钢企利润总和的5倍之多。国资委则督促国内钢铁企业合并以打造出三个大型央企和五个地方国企，通过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及决策机构董事会实现高效率，最终与上游原料商分庭抗礼。

这一愿望看似美好，实则不然。公开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占工业GDP总值的五分之二。如果算上国家给予其慷慨资金资助，如补贴贷款，这个数据可能高攀至50%。民营企业则因为缺乏正规的融资渠道，不得不仰仗地下钱庄。由于担心信贷泡沫，政府不得不对此给予有力回击，民企亦更遭重 创。

中国经济呈现奇特的二元格局。强劲且具有竞争力的私有部门统治着组装出口、服装及食品之类的行业。而在更高层次上，如金融、通信、交通、采矿等制高点上，表演的主角无一例外是政府。官员力求营造更有活力的国有部门，以期在重要的行业凌驾于民营企业之上，甚至是在卖掉或关闭那些亏本、榨干政府预算和银行系统资金的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依旧如此。

但事实上，国有企业至今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必须贯彻国家意志，负担除市场利润之外的诸多琐事。例如当煤价冲高时，电力巨头并不被允许将成本上涨传导消费终端。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希望国企通过市场化赚钱，另一方面则希望国企承担非市场化的社会功能。“从本质上，国企变成真正的商业企业的唯一办法是它们不再是国企；只要国企还是国有的，就不可能改革成真正的市场化商业企业，这是国家的性质和国企本质决定的。同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因此，国有企业民有化改革势在必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对《环球企业家》说。

但反对者认为中国既有的经济奇迹是这种自上而下管制策略的最好体现―精明的政府管理与国有企业的强力运营远比市场力量要好的多。事实也并非如此。国企主导的价格市场伴随着巨大的扭曲和浪费，已造成了严重的资金分配失衡，若不及时纠正，最终将会导致中国增长速度放 缓。

看看毫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就知道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预计即使在国企盈利增长最快的过去十年，国企的盈利企业仍屈指可数，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亏损面超过25%，而《国有资产统计年鉴》2008年之前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亦达到40%以上。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民企的亏损面仅10%左右。

以国际上最通用的指标ROE（净资产回报率）为例，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来算，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也低于外资企业。2003年，国企与私企分别为12%、13%，2007年这一切数字分别为15%、23%。另以衡量效率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论，过去30年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大概1.5%，而私企则为4.5%。无论是ROE指标，还是TFP的指标，在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

资金的错误投向亦滞后了整个国家的创新效率。中国科技统计的官方数据表明，国有企业每投入一亿元研发经费所得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约为18，而民营企业是43，差距不只一倍；国有企业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营企业是7.4，差距亦类似。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出整整一倍。

政府攫取资源的超级能力尽管使得国内经济机器为硬性增长而开足马力，但隐忧愈发凸显。首先，政府主宰经济命脉的同时，亦难以遏制投资冲动，政府及国有体制的先天性缺陷导致诸多财务失控。2009年至2010年间，银行贷款剧增18万亿，地方融资平台因此陷入债务困境。这迫使政府在经济决策领域进退两难：紧缩将诱发债务危机，继续贷款则导致银行风险失控。

其次，以国企为主体的政商一体化模式极大破坏了法治化市场经济。更大的体制性弊端在于国企在资源配置中的强势地位以及与政府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这使其更易攫取资源及商机，不仅使得资源配置扭曲，亦使得民营企业无法与之公平竞争。民企则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权钱交易搭建“政商联盟”以期不落下风。如此的后果则是过度投资催生的高增长，收入分配扭曲，财富被不正当劫掠。长此以往，经济将坠入“零和游戏”的状态，即少数利益群体主要通过损害群体利益而致富。政府应重新借用市场之手，激发经济活力。例如中小企业并不需要政府提供专门资金支持，只需要政府放松金融管制，使其能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发挥其效率更高、灵活性更强的优势。

“很显然，如果国有企业现在的经营模式不得到改革和发展，那么答案是肯定的：现在的经营模式一定会妨碍到中国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对《环球企业家》说。

但时至今日，以国企主导国民经济、以强势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为特征的经济治理模式，已经导致中国对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产生饮鸩止渴式的依赖―行政权力过大，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公平和效率更从无实现。这种局面会导致积重难返吗？

［结论］国企的强大已经妨碍了中国建立起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