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的两种类型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有三种基本可能性：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①如今，对小说家来说，菲尔丁式（甚至福楼拜式）的叙事，与中国旧小说的说部、演义一样，已经老掉牙了。以现代的方式讲一个现代故事，必须使人物的内在、外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协同配合，通过隐喻直抵小说的内核：思想。描写人物性格的传统，让位给表达思想的时尚。因此，昆德拉又说：“知识是小说唯一的道德。”②

小说中的人物，成了思想的符号，形象越来越模糊。有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可是，小说家表达的思想，却越来越重要、明晰。主题先行，也不在话下。极端的例子是，单看小说的题目，就能了解作者的思想。这时，去阅读小说，只是要看思想是通过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被表达的，而不是享受故事带来的愉悦。严肃文学越来越难吸引到普通读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是可以区分两类小说家，他们的侧重点分别落在讲故事和谈思想上。喜欢“讲故事”的小说家，凭着艺术的直觉，把对社会的观察与对人性的探究，全部交给故事。而把长在故事里的思想，留给读者去发掘。偏爱“谈思想”的小说家，则把思想封装在故事里，交给读者。经过提纯，这思想往往简单、纯粹，振聋发聩。而故事，只是思想的容器，打开盖子就能看见。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经典的“思想型”的小说。“活着”无疑是对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存方式的天才概括。许三观卖血的故事，提供了关于“汗钱”和“血钱”的思考。其中，“血钱”的意义是重要的发现。当身体变成商品，卖血卖掉的，就不只是“力气”，还有灵魂。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人身无长物，卖血者的牺牲精神，因此上升到了悲剧的高度。余华又一次抓住了民族记忆的痛点与泪点。

在这两本小说之后，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使余华想要超越自我，达到读者的预期，变得十分困难。《兄弟》招来不少批评。《第七天》得到的，是嘲笑。新近的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单看标题，已让人气馁了。“谈思想”的余华和他的宏大主题，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过时了，而是读者的注意力转移了。如今，比起历史、民族的宏大叙事，人们更关注个人内心的“爱和怕”。

小说的时空必须拓展得足够大，才能装下一个宏大的主题。《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篇幅都不大。但是，福贵的故事，从时间、空间来看是“史诗的”。许三观卖血也从青年卖到了老年。他们的人生故事，在如此宽广的时空中展开，读者当然希望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人性的纵深。然而，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福贵还是那个福贵，“活着”而已。如果外在的压力大到了人根本无法反抗的程度，故事的悲剧性就不存在了。所以，福贵绝不是什么悲剧英雄，只是一个符号。这并不奇怪，因为余华追求的，不是这个故事蕴含的道德意味和人的可能性，而是一种思想。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老年许三观卖血的情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只能说，作者是要借此表达某种观念。余华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平等”。表面上，生而为人，都有（也只有）一个身体，这是“平等”；实际上，乡下人视卖血为健康的表现，城里人则认为卖血无异于卖命。小说结尾，老年许三观连血都卖不掉了。这又说明，身体与身体之间，是不平等的。

“血”除了是“力气”，还关系到传统的伦理秩序。许玉兰听说许三观卖血，对他说：“我爹说身上的血是祖宗传下来的……卖血就是卖祖宗。”③一乐与许三观没有血缘关系，待遇自然与二乐、三乐不同。他与一乐的关系的发展，说明情感最终战胜了血缘。小说结尾，为了给一乐治病，许三观一路卖血去上海，差点儿丢了性命。这种温情，促使韩国导演河正宇把它改编成一部讲述父子亲情的电影，令人大跌眼镜。

这当然不是小说的主题。许三观卖血的故事，有时是悲剧，譬如为了让家人吃一顿好饭而卖血，还有一次是为了请二乐的队长吃饭。有时是喜剧，譬如小说开篇，他糊里糊涂地跟着根龙和阿方去卖血，再如他卖血给林芬芳买礼物。当身体失去了伦理意义，成了单纯的商品，卖血很容易变成一种习惯。老年许三观想起炒猪肝和黄酒，走进诊所，说明卖血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的荣光。

对真正的底层民众――农民根龙和阿方来说，卖血要一直卖到死。阿方因卖血“尿肚子撑破了”，身体垮掉。根龙则在一次买血之后，得脑溢血死了。为了过上最基本的生活，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对命运的嘲弄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到了令人动容的程度。许三观的故事里随处可见的滑稽意味，只能说，是余华为了消解这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性所做的折衷处理。

“思想型”小说家余华使用隐喻的方式是，让整部小说成为一个隐喻。“卖血”，首先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身体成了商品。其次是历史的悲剧，人到了只剩身体可供出卖的境地。最后，还有人性的温暖：卖血者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的牺牲精神使人感佩。余华发掘了“卖血”的丰富意涵，用许三观的故事把它表现出来，证明了他对历史和现实惊人的洞察力，以及对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的才华。

这部“思想型”小说，本身就是思想的表达。读者在阅读时，并不在意许三观的语言和行为，其实不像个典型的中国人。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买血”折射出的普通人（许三观）的苦难史、底层民众（根龙、桂花的娘）的愚昧以及当权者（两代血头）的贪婪、麻木。

因此，许三观的妻子许玉兰，虽然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却像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她的情感不够敏锐，总是抓不住生活的重点，与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失之交臂。在莫言的《爆炸》中，“我”的妻子，也叫“玉兰”。这个中国女性常用的名字，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沉默的群体，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妻子玉兰，堪称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代言人：她首先是生孩子的机器，其次是劳动工具，最后才是妻子。

《爆炸》讲的是，“我”领着妻子去公社卫生院做流产手术的故事。这篇“讲故事”的小说，没有惊人的思想，故事也不特别，甚至连个中人物因那个无法出生的孩子而感到恐惧、无奈与忧伤，对国人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如何讲述它。这篇题材普通的小说，被莫言拉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两路人马，再加个“蛋黄色的人”，讲得杂花生树、众声喧哗。

这个故事里，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农民子弟“我”当兵、提干、上大学，成了一名电影导演。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干部”身份，妻子腹中的二胎，必须“流掉”。由于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我”变得十分懦弱。在父亲面前，我必须抬出“法律”，寻求“独立”。对待泼辣的妻子，“我”先是用自残的方式反抗，接着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孩子流掉，问题解决了，“我”却没法面对自己的脸。

天上的飞行训练，是自上而下的律令。那爆炸的声响，时时在头顶轰鸣，使“我”警醒。小说结尾，“我”看见“飞机的翅膀流着血一样的光……”④这种高压的力量，是“我”无法反抗的。整个故事说明，“我”虽然保住了“干部”身份，对“独立”的追求，却失败了。这种在体制内追求并不存在的“独立”的人，是一种典型形象。在动物园看狐狸时，“我”对姑娘说：“我怕这铁笼子。”⑤这种心理很有普遍意义：对“铁笼子”，他又恐惧又依恋，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

然而，“铁笼子”关不住狐狸。这种经常在民间传说中出场的动物，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反抗力量：一种来自传统的力量。小说中，姑姑口里“狐狸炼丹”的故事，与卫生院外追捕狐狸的行动，交相辉映。“我”与狐狸不期而遇。它“鄙夷地瞄了我一眼”“我”觉得它“像一尊移动的纪念碑”。最后，这只“独立”的狐狸消失了，但“狐狸脸上傲慢的神情刺激着我的神经”。在“计划生育”这件事上，“我”打败了父亲，却无法消除来自传统的“蔑视”。⑥这一切，只因有个“蛋黄色的人”。他在“干部村”那儿出现，提着“一个带着长柄的圆物”。⑦“蛋黄色人”手中的官印，当然是权力的象征。围绕着这个“黑色地雷状物”的，是女人和孩子。这代表着它的管辖范围。在小说中，它发出沉闷的爆炸声，与妻子在产房中的叫声，此起彼伏。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讲故事”的莫言，用各种各样的隐喻，把这个普通的故事的悲剧性，挖掘得很深。他使用隐喻的方式，不是从故事本身入手，而是着眼于故事的背景，全方位、立体式地投放。因此，《爆炸》是一部很复杂的小说，无法用一两个简单的关键词来概括。读者预期的中心思想：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随着故事的进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阅读这篇“故事型”小说，是一场发现之旅。仿佛与故事相关的一切，都从日常生活的背景中跳脱出来，变得意义非凡。女儿的气球，卫生院里死去的青年，他妹妹手里的红苹果，安护士的书，母亲的牛，父亲的手……丰富的阐释性，使这篇小说的“现代主义”扑面而来。读者也由此见识了莫言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

卖血和流产，是发生在医院的两桩戏剧性事件，也是中国人的命运的两个极端形式：卖血意味着身体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流产使他们失去了子嗣。余华和莫言继承了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关注社会现实，富于批判精神。余华爱“谈思想”，从广度上发掘生活的真实。莫言重“讲故事”，在深度上探究人性的可能。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当代小说的两种类型：思想型和故事型。在思想型小说中，隐喻一般是宏观的；而故事型小说里的隐喻，通常是微观的。

注释：

①②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第6页。

③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④⑤⑥⑦莫言：《欢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第205页、第205页、第211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