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 中国文化遗产守护神

72年前，在四川宜宾南溪县李庄镇，一个正在地上一笔一划画着几何图形的大男孩，引起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注意。或许梁思成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男孩日后不仅成为了他的得意门生，也成为在中国古建筑保护研究领域获得一席之地的学术泰斗。

这个男孩就是罗哲文。

2012年5月14日，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罗哲文辞世，享年87岁。

梁思成的亲传弟子

罗哲文最初的名字叫罗子福。

1940年，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先后内迁至李庄镇，这其中也包括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李庄因此与重庆、昆明、成都一起，并列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当时，旧式军人家庭出身的罗子福刚刚中学毕业，恰遇中国营造学社招收学员，虽然他并不知道营造学社是干什么的，但看到招生广告里对考生有书法、绘画的要求，便觉得自己有一定优势，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却成为惟一一个被录取的学生。

罗子福进入营造学社，起初师从刘敦桢，为老师抄写整理《西南古建筑勘查》的文章，并绘制一些插图。半年后，他正在地上一笔一划画着几何图形，被梁思成看见，梁思成又让他画了一个民居建筑，觉得是个可塑之才，便“挖角”将他收为自己的弟子。

多年后，罗哲文在回忆恩师梁思成的文章中写到：“我至今难忘的是他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的传艺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手把手地教。”

因为“罗子福”与“罗斯福”读音相近，所以常常有人以此取笑他，于是，梁思成干脆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罗哲文。

师母林徽因利用空余时间，帮罗哲文补习英文，这让他后来拥有了厚实的英文功底。“我和他们就等于是一家人。”梁思成夫妇的教诲和帮助，让罗哲文一直感念不已。

1944年夏天，罗哲文跟随梁思成到重庆。美国大规模轰炸日本前夕，盟军司令部请梁思成将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注，梁思成和罗哲文为此奋战了一个月。当时为了保密，连罗哲文也不知道标注地图的意图。送交地图时，梁思成对美国人说：如轰炸不可避免，请对京都和奈良手下留情，这里的古建筑艺术属于全人类。此后，美国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各投下两千吨炸弹，但京都和奈良都幸免于难。

1945年日本投降后，清华大学请梁思成回母校创办建筑系。梁思成与校方达成协议，由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合办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继续进行古建筑的勘查测绘工作。

听到学社要迁往北平，罗哲文很是惶恐，以为自己会和当地的其他人员一样，要离开学社了。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时的编制，都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罗哲文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出现在博物院职工名单上。

1946年，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成为新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

到清华后，梁思成夫妇着意加强了对罗哲文的系统培养，“在林徽因的授意下，罗哲文的行政杂务由别人承担，他去旁听所有的课程。”罗哲文的传记作者张海燕说。

1948年12月，包围北平城的找到梁思成，梁思成和林徽因便连夜在军用地图上标出了古建筑。罗哲文协助他们完成了这张特殊地图的绘制。

在清华的那几年，罗哲文主要参与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协助梁思成编制完成并正式出版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另一件是作为主创人员之一，参与了由梁思成夫妇负责承担的国旗和国徽的设计投稿工作。

万里长城第一人

1948年秋季的一天，正在生病的林徽因对罗哲文说：“因为离得近，觉得总有时间去长城考察，反而搁置下来，现在是时候去看看了。”这一天，罗哲文第一次徒步登上了八达岭长城，拍下了他的第一张长城照片。

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出要修复长城，当时罗哲文已经离开清华大学和老师梁思成，调到国家文物管理局工作。时任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将修复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

长城修复从八达岭开始。按照老师梁思成提出的“整旧如旧”原则，罗哲文必须尽力寻找旧城砖、补烧城砖。“北京金山岭长城是单面墙，只能用山羊每次驮两块新烧制的砖上去。”罗哲文后来回忆说。

为了激励自己修好长城，罗哲文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今朝四上居庸道，要使长龙复旧观。”

“”后，面对各地长城遭遇毁灭性破坏的现状，罗哲文开始做长城的基础调查，沿长城一线的各级政府积极响应。

1979年7月，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召开的首次长城保护座谈会上，罗哲文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全国性长城研究机构的倡议。在这之前，中国根本没有“长城保护”这个概念。“是罗哲文把长城由单一保护提高到学术研究的层次。”张海燕说。

1984年，邓小平题词“爱我长城，修我长城”，将这股“长城热”推向了高潮。

“可惜中国长城学会直到1987年6月才成立，如果它早一点成立，迅速制订出保护方案，就有可能避免地方在经济建设中忽略对长城的保护。”张海燕说。

中国长城学会成立后，罗哲文先后担任副会长和名誉会长。他还亲手起草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文书，万里长城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在八旬高龄时，罗哲文又做出一个让世人惊叹的举动：为了考察汉长城等古代遗址，他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国因此送给他“万里长城第一人”的桂冠。

不过，对于这样的赞誉，谦虚的罗哲文并不认同：“尽管我每年都会去长城，但穷我一生，都未能走遍长城的每个角落，长城真的太长了！”

大修六十年

1972年1月，在北京一家医院，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梁思成弥留之际见到了罗哲文。此时的罗哲文也是刚刚获得自由，从湖北咸宁干校赶回北京看望恩师。罗哲文的到来，让梁思成感到莫大的欣慰：“文物工作战线有了你这个‘保’字派，不仅保物还保人，我就放心了。”

这是罗哲文最后一次听到恩师的教诲，但恩师的这个“保”字，却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也让他走上了与恩师不大相同的专业道路。“梁思成主要是搞建筑设计与文物研究，而罗哲文在搞文物研究、维修的同时，着重参与了全国的古建筑保护。从这点上说，他的成就并不亚于他的老师梁思成。”张海燕说。

其实，在1950年到1952年间，为调查应县木塔、五台山等重要古建筑的保存现状，罗哲文就参加了雁北文物勘查团。这是他第一次主持大型田野调查和古建勘察。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这首民谣人人都知道，可没有多少人知道，赵州桥就是罗哲文主持维修的。

赵州桥是1933年梁思成在河北的赵县做田野考察时意外发现的。1952年，身为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的罗哲文开始了为期6年的赵州桥维修工程。“以主持维修赵州桥为肇始，罗哲文开始了60年的大修、保护古建筑工作。”张海燕介绍说。

如果说1954年北京中南海云绘楼、清音阁的搬迁重建是罗哲文的“成名作”，那么山西芮城县永乐宫的易地保护，则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呕心之作”。从1956年开始，为配合三门峡水库建设，罗哲文等专家用了6年的时间，将全部建筑群与壁画、文物搬迁到县城的北边。1998年，永乐宫被破例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而让罗哲文引以自豪的还有布达拉宫的首次大修。1988年5月，国家文物局从全国组织众多专家学者，对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勘测，罗哲文亲自主持了维修的全过程。1994年，布达拉宫维修工程顺利竣工。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三峡工程开始动工，待建的1084平方公里的三峡水库将要淹没大量文物。在罗哲文等专家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规划《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并获批准。罗哲文亲自参与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建设、张飞庙搬迁、石宝寨仰墙护坡、大昌古镇整体搬迁、瞿塘峡石刻抬高复建以及屈原祠仿古新建等项目方案的制定和审核。

处在经济大变革的年代，罗哲文深知“无用就无人保”的道理，他说，“要科学地看待文物再生产、再建造与古建筑的复制，即使这样做对发展旅游有实在的经济价值，但绝对不能简单地混淆是非、曲解历史。”他提出，维修古建筑应保存原来的形制、结构、材料和工艺技术，这个“四保存”原则，是在梁思成“以旧整旧”观点的基础上，为古建筑保护顺应时展找到的一个契合点。

也因如此，罗哲文在一些古建筑专家的眼中变成了“折中派”。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罗哲文很多同行都知道，罗哲文一辈子有过两次著名的“愤怒”。

一次是罗哲文刚担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时，去河南洛阳考察，发现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建筑遗址上，正在建一个玻璃厂，一时怒发冲冠。

第二次愤怒是因为定海。1998年，浙江定海市开始大拆大建，正当罗哲文等一批专家还在进行考证时，当地政府加快拆迁速度，0.8平方公里的古城，转眼间只剩下0.13平方公里。

“罗哲文认为，零打碎敲的破坏不是最危险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城市的决策者，他的一个错误决定，就足以使一座城市的文物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另一版本《罗哲文传》的作者窦忠如说。

1981年12月28日，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等人向国务院提议保护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得到了中央的认可。总书记亲自批示后，兼任国家建委主任的国务委员谷牧责成罗哲文等人经办此事。罗哲文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建立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1982年，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揭晓。

“梁思成对西安的贡献很大，他最早把西安历史名城写入建筑史，北京没有保护好，所以他又提出来保护西安城墙。”罗哲文曾经回忆说，他来西安不下百次，还在西安住过两年。1952年，梁思成和罗哲文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建议，西安作为二级王城急需保护，西安的城墙才得以保存了下来。

1989年，罗哲文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亚洲古城保护原则与方法研讨会”，提出名城保护既要保护古建筑和文物史迹，还要保护诗歌、音乐、编织、烹调、服饰、民俗风情等无形物，因而成为我国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早了10年时间。

不过，面对现实的艰难，罗哲文渐渐懂得，有时委曲求全比寸步不让更符合实际，也更能解决问题。他赞同在中国文保工作上施行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的方针，不直接与政府唱反调。但他的这一思路，也让他一度被封以“保皇派”的称号。尤其是到了晚年，他更是成为文保界公认的“老好人”。

直到今年，当有些专家提出将一些保护不力的城市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除名时，罗哲文依然表示不同意，他担心一旦被除名，很多城市就会破罐子破摔，损失更大。

而谁能想到，这个倾其一生保护古建筑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挂念的却是恩师梁恩成在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故居被拆迁的事件。世人都知道梁思成的“泣血痛哭”，可谁能体会到罗哲文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从大运河到蜀道

“在人生最后的十年，罗哲文的名字一直与大运河、蜀道联系在一起。”罗哲文弟子齐欣说，“都80多岁的人了，只要接到电话，拿起相机就走，全国各地地飞。”

2005年12月，罗哲文与郑孝燮、朱炳仁一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向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发出呼吁，建议通过申报世界遗产，对大运河加以综合保护与利用。

“在罗哲文看来，大运河和长城是中国古代工程的两项奇迹，由于种种原因，1961年大运河没有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一直以来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晚年，他致力于推动这件事，大运河终于进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名单。”齐欣说。

在罗哲文的支持下，“大运河遗产小道”应运而生，这是一条沿着大运河开辟的、供步行和骑行的文化遗产小道，用以体会大运河作为“活的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2010年8月，在杭州开会的罗哲文让齐欣和他一起骑着自行车，沿着运河游步道走走看看。他说：“只有真正走在小道上，才能体会到两岸的风貌和市民生活，也才能体会到运河的魅力所在。”

齐欣告诉记者，杭州段遗产小道的田野考古已基本结束。在杭州从拱宸桥往北到广济桥，这一段22公里的小道，包含了大运河的核心价值—有历史文化街区，有现代工业区，有田野风光。“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未来能把它命名为‘罗哲文小道’，也算是对老师当年推动大运河申遗的一种纪念。”

而在罗哲文看来，大运河是水路，古蜀道是旱路，一东一西遥相呼应，但古蜀道申遗的条件更好。

“我是巴蜀儿女，我想骑着小毛驴，像陆游一样重走古道。”2009年7月28日，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等专家联合发表《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而早在2004年5月，80高龄的罗哲文就开始对剑门蜀道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徒步考察。

2011年9月，罗哲文第三次到广元，参加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专题调研。这次考察中，他一直穿着印有自己亲手题写的“我们爱蜀道”五个大字的白色T恤。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说：“今年春节我去看罗老，他说自己的心愿是，再活5年，能够好好挖掘祖国西部的文化遗产，推动蜀道的申遗和保护工作。”

但是，2012年5月14日，罗老还是走了，带着很多遗憾和心愿。

“在我个人看来，在中国古建筑保护上，罗哲文的实际贡献和作用，绝不逊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家愿意说梁林，是因为梁林的身上光环太多了，而罗老没有。这个时代，很多人会‘选择性遗忘’，而我希望，我们能把罗老记住得久一些。”张海燕说。

5月20日，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城爱好者聚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罗哲文的葬礼。有人在现场高举自制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牌子，表达对罗老的敬仰之情。

“修长城修故宫参襄国徽设计无愧文物卫士，护名城护运河舍身文化遗产堪称古建护神。”这幅36字的挽联，涵盖了罗老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以及他在中国古建筑保护方面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