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思考

摘 要:随着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也不断成熟。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引发以系列的法律问题。纵观世界各国通过法律对其进行规范,我国也于2007年3月21日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作为一名法律学生,通过对尸体捐献和活体捐献两方面以及我国器官移植法律现状及现存问题做了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人体器官移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尸体捐献;活体捐献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274-01

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体器官移植已成为一项先进医疗技术,是医学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科技进步成果。由于人体器官移植涉及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此项技术从一开始出现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且,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人体器官移植仅次于美国,据2005年统计,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位器官移植大国,仅次于美国。然而,器官移植跟一般的医疗技术不同,涉及到很多伦理学、人文和法律等复杂问题。而在我国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与人们固有观念的禁锢,如“《孝经》中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这种传统观念严重阻碍了器官移植的发展。我国在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同时也需要人们逐渐打破传统思想来接纳器官移植这项新技术。

1 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

器官是构成生物体的一部分,能担任某种独立的生理机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将他人的具有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等器官移植给患者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技术。目前来说人造器官和动物器官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代替人体器宫进行器官移植,因此人体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人体――分为两种:死体移植和活体移植。

1.1 死体移植

所谓死体移植是指一个人死后,将其尸体上的某些有功能的器官移植给他人使用。以下是死体器官移植所涉及的几个法律方面:

1.1.1 尸体的法律属性

器官移植需要大量的人体器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器官是来自尸体,关于尸体的法律属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这种观点否认遗体为物,而认为遗体是死者本人的人格权的残存。二是“肯定说”。该说肯定尸体为物,世界上多数国家认为尸体是“存在着的死体”,所以是物。

笔者认为应该把尸体作为物的一种。由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所以,自然人生前既是人格权的主体,又对其身体享有所有权;当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权属性就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物权属性了,因此尸体及其器官是物,成为物权客体,所以尸体为物源于身体的物权属性。否定尸体为物的学说认为尸体是人格权的残存或着人格权的继续存在,这是与《民法通则》所规定相悖的,因此自然人的死亡意味着其权利能力的结束,尸体上不再存在人格权。人格是法律为了保护和促进人的发展而赋予人的资格,人死后人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综上所述,尸体客观上符合物的各种要求,它具有有体性、独立性以及非人格性,所以尸体应该归类于物。

1.1.2 死亡判断标准

器官移植与死亡标准紧密相连。除了活体器官移植以外,器官移植的成败与否往往取决于人死后是否能及时摘取其器官,从尸体上摘取的器官时间越短,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越高。关于死亡的判断标准,在理论界争论很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标准: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二是新标准:脑死亡。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脑死亡问题。脑死亡的判定与人体器官移植有着紧密的联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器官移植法律中规定了以脑死亡标准判定器官捐献者的生命状态,我国目前对此还没有相应的规定。

1.2 活体移植

活体移植是指将具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上的器官移植给他人,活体器官移植涉及到活体的生命安全、健康保证以及身体的完整等诸多内容,较之死体器官移植复杂的多,因此对其操作要求比死体器官移植要严格的多。

1.2.1 脱离活体的器官的法律属性

对于脱离人体的器官的法律属性,笔者比较赞同梁慧星教授的观点:“人的身体非物,不得为权利之客体。身体之一部,一旦与人身分离,应视为物”。这是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人可以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当器官脱离人体后其属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人格权属性消失,剩下的就只有物权属性了,因此脱离人体后的器官便成为了物。把脱离活体的器官看作是物,能够更好的指导实践,能够使医生知道正在把一个“物”植入到另一个活体内,而不是把一个“人格”植入。笔者认为把其看作为物,对器官移植技术有更好的意义。

2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之不足及完善

(1)关于器官捐献和摘取的程序过于繁琐。《条例》中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关于器官捐献和摘取的部分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客观实际情况。如果按《条例》规定执行,大部分器官都已经失去了活力,进而失去了移植的最佳时间。

基于此,笔者建议《条例》应作如下完善:第一,对于活体器官捐献,只要本人同意,并且在捐献器官协议书上签字即可;第二,对于尸体器官捐献,只要其亲属或者根据本人生前意愿即可;第三,禁止未成年人捐献活体器官,但父母另面视前一篇情况可加可不加可以决定捐献其未成年子女的尸体器官。

(2)器官捐献人和接受人的范围宽窄失当。我认为《条例》关于器官捐献和接受人的范围的宽严规定不尽合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过度限制了器官捐献人的范围,如在尸体器官捐献上,规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这种规定使尸体器官捐献的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又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这条法规完全排除了非亲属活体器官移植,甚至远亲也排除在活体器官捐献者之外。例如,有一个著名的“法律杀人”案例,某青年教师因患急性肝病需要移植部分肝,只有其表弟符合捐献标准,但他不再三代血亲之内,不能作为捐献者,那个青年教师最后不治而逝。

笔者认为,在日后的修法中应当重置器官捐献和接受人的范围,以真正做到使其内容既符合民事主体理论的要求又保持与其立法精神相契合,具体做法如下:第一,将尸体器官的捐献人规定为:尸体器官捐献应当根据死者生前的捐献意愿进行,死者生前未明确表示拒绝捐献器官的,应当根据其近亲属的捐献意愿进行。第二,将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我国判断死亡标准仍采取了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这与世界发展趋势相悖。这种传统的观点不利于移植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脑死亡判断标准应该作为我国判断死亡的标准。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器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只有通过脑死亡立法,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才能涌现更多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人。

3 总结

总之,人体器官移植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先进医疗技术,应当深入发展,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使更多的人受益。但是我国在器官移植立法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器官移植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器官移植立法的脚步也必须加快,只有这样器官移植技术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挽救更多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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