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成因与对策

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是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1992年以来，我国投资率保持在36％以上，平均超过39％，高于1979―1991年间平均的35．5％，更远高于世界平均约22．5％的水平。相应地，消费率保持在62％以下，平均约为59％，低于1979―1991年间平均的64．6％，更远低于世界平均约 77．5％的水平。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已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一、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成因

投资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民收入流量最终循环的结果，因此，要找出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对策，也必须从国民收入流量循环的过程来考察。从国民收入流量循环的角度看，实际消费率和投资率取决于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整个GDP的份额、它们的支出结构，以及储蓄向消费或投资资金的转化。正是国民收入流量循环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共同作用，致使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1、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所得份额偏低，政府所得份额偏高

1992年后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不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份额约为66％，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约为18％，企业的约为15％（由于《中国统计年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所限，只能分析到2001年，下同，但我们认为这不影响所讨论问题的结论）。原国家计委综合司1999年的一份研究表明，考虑政府的制度外收入和农村非税收入的影响，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份额要低1―2个百分点，企业实际可支配收入份额要低2―3个百分点，相应地，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份额要高3―4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GDP的65％，政府可支配收入要超过21％，企业可支配收入约为13％。

分析造成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因素，需要一个参照系，我们把美国选作参照对象。这是出于下面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我们认为是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中国和美国同属大国，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比的。第三，美国的统计数据资料系统全面而且容易获得。1992后，美国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也相当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73．5％，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约为13％，企业部门份额也约为13％。显然，和美国相比，我国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份额大体相当，均为GDP的13％左右，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份额要低约8个多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的份额要高8个多百分点。

2、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中形成消费的比例偏低，形成净金融投资的比例偏高

我国居民部门的支出最终去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最终消费，二是形成资本，三是形成净金融投资，即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和投资后剩余部分（考虑数据来源的一致性，将不再考虑制度外收入和农村非税收入的影响，下同，我们认为这不影响所讨论问题的结论）。我国平均约占GDP的66％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主要部分形成了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46％，但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0．7左右，低于美国长期以来0．92左右的水平，也低于我国1989年前超过0．8的水平。造成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费所占比例偏低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成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去向，约为GDP的5．5％，这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有关。事实上，我国仍然是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农民的收入中相当部分是用于再生产目的，这部分活动带有企业性质。此外，个体工商户的收入也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再生产活动，也带有企业性质。这两部分收入都被计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但即使将资本支出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剔除，消费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偏低，约为0．75，与此相应，净金融投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去向，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了10％。

导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中形成消费的比例偏低，而形成净金融投资比例偏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对部分人来说，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条件下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会增强这部分社会群体预防性储蓄动机。第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使收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数据表明，到2001年时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7，远高于英美等国家0．3―0．4的水平。相当的居民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是合理的，有利于保证经济效率，但差距不应过大，收入差距过大意味着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他们的消费是有限的，收入过于向少数人集中，会使他们把收入中更高的比例用于储蓄。第三，储蓄向消费资金转化存在约束。正如消费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一般地，人们在年轻和年老时收入水平较低，在中年时收入水平较高。如果可能，在年轻时他会是个借款者，消费未来高收入时期取得的部分收入；年老时，消费以前高收入时期的储蓄。在我国，把当前收入储蓄起来用于以后消费没有什么问题，但年轻时借贷消费却要困难得多，这点下面会作进一步说明。

3、企业部门投资率高，政府资本转移和净金融投资是重要资金来源

企业部门的支出去向比较简单，就是形成资本，我国企业部门的投资率一直比较高，约为GDP的30％。企业部门高投资率的事实，首先是因为企业部门有高投资的动机。企业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投资的规模是投资成本和收益分析的结果，我国企业部门的高投资动机源于三个原因。第一，由于预期或心理及乐观情绪因素的重要影响，常常会使企业对投资成本低估和对收益高估。第二，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公有制企业仍存在软预算约束及道德风险，有投资饥渴症。第三，在土地等许多关键领域，政府仍具有广泛的行政影响力，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和资源运用上的无问责性，使企业能以远低于市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代价，获取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等以进行投资扩张，软预算约束也成为一些民营企业盲目投资冲动的根源。

企业部门高投资的事实，还因为企业部门可获得高投资所需的资金。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只约为GDP的15％，远不足以满足投资需要，在当前我国条件下，企业部门的投资资金来源中，除了本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外，还有来自于政府的资本转移，以及净金融投资。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资本转移是越来越重要的来源，2001年已超过GDP的6％，其余的就是靠净金融投资，一度超过GDP的10％。可见，能够得到大量来自政府部门的资本转移和净金融投资，是造成企业部门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本文对此还会作进一步分析。

4、政府部门消费率略偏低，形成投资的支出份额偏高

我国政府支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最终消费，二是资本形成，三是给企业部门的资本转移（基本上是非金融企业）。我国政府消费略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但总的来说波动并不大，约为GDP的12．5％，相比美国要低2―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也略呈上升之势，已约为GDP的3．5％，和美国的约3．2％差别不大。最大的差异在于资本转移这一项，美国政府转移支出几乎为0，转移收入约为GDP的0．3％，而我国政府的资本转移支出略呈先降后升的趋势，2001年已经达到GDP的6．2％，这些转移的资本最后都形成了企业的投资。

造成我国政府投资支出偏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对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不科学，重增长、轻发展，以致许多地方政府把GDP增长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而投资上项目则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财政体制有缺陷，事权和财权关系不对称，如县乡政府负责提供基础教育经费，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造成一些地方政府支出负担过重，财政压力迫使地方政府把发展经济扩大税源作为主要任务来抓。第三，工作作风不正，投资决策不科学，以及腐败行为也是重要原因。第四，中央政府通过投资扩张来应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近10年来经济的主导特征之一，由于投资是衍生需求，居民消费不足也可能减少对资本品的需求，最终会导致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1995后，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投资支出扩张来提高总需求水平。

5、金融系统把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资金偏多，转化为居民消费资金偏少

前面分析表明了净金融投资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影响，我国居民和企业（基本上是非金融企业）净金融投资主要是存贷资金和股票市场资金流转的结果。先看存贷资金，20世纪90年代的中前期，金融机构存款中，来源于居民部门的平均要超过GDP的10％，但居民所得的贷款不超过GDP的1％，贷款的去向基本上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平均约为GDP的20％，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存款只近GDP的10％。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情况开始有明显变化，金融机构的贷款去向构成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所占份额由1997年占GDP的15．2％下降到2001年的10．1％，但仍高于7．6％的存款水平，而居民部门贷款份额有了明显提高，由1997年占GDP的0．2％上升到2001年的3．7％，但仍远低于同年10．6％的存款水平。此外，由于居民包括大量农民和个体劳动者，他们既是消费者，也是自己收入的提供者，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资金很难分开，因此，去向于居民的贷款中，应有部分是用于生产性目的。所以，可以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前，居民消费信贷可以忽略，近些年即使有很大的发展，我国金融系统把储蓄转化为居民消费资金仍可能偏低，而转化为企业投资资金偏多。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股票市场成为企业和居民部门间日益重要的资金融通渠道，但股票市场同样使居民消费资金减少企业投资资金增加。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是股票融资资金的获得部门，居民部门是主要的资金提供部门。1997年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利用发行股票获得的资金一般都超过了GDP的1％，2000年甚至高达GDP的2．3％，居民部门用于股票的投资一般也都超过了1％，2000年高达GDP的1．7％。但到目前为止，投资者总体上取得的净投资收益是负的，这就必将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减少消费资金，而另一方面，我国的股市给许多国有企业筹集了大量的资本金，是企业部门重要的资金来源。

二、提高我国消费率并降低投资率的对策

前面分析表明，造成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既有收入分配关系不当，也有政府职能和金融体系等方面的原因，因此，降低投资率并提高消费率也应从这些方面着手。

1、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二是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美国为应对“大萧条”对收入分配领域的广泛干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第一，要有效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增强工人集体争议工资等的能力。工会组织缺乏谈判力，企业便可以把工资压得很低，这不仅在宏观分配上对居民部门不利，而且造成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第二，要有效贯彻最低工资标准和最高工作限时。最低工资和最高工作限时法令在我国许多领域没有得到普遍而有效的实施，以致收入分配关系恶化，侵害职工权益。第三，要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发挥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为此，要适度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强化累进税功能，也要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和特别消费税等，以防止财富过于集聚于少数人之手。第四，要加强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减免农民税费负担，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包括要加强对城乡贫困人口的救济与扶持力度，继续在城镇推行“三条保障线”制度，也要探索并实施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五，在我国，还要规范分配秩序，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非法非正常收入指的是不合法的收入或者不合理的收入，如通过偷税漏税、腐败、欺诈走私等取得的收入，或者通过非法手段及利用法律漏洞大肆侵占国有资产等行为取得的收入。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别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因素之一，不仅让人们怀疑分配的公正性，也会造成坏的社会示范效用。

2、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要规范并优化政府行为，这包括多方面内容。第一，改革并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财政体制和投资决策机制。要完善对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考核体系，重视土地和资源环境的保护，强调可持续发展。也要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改变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完善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体系，减轻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要贯彻落实2004年7月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和内容，完善地方政府投资体制。第二，形成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限制地方政府控制资源、监督其使用资源的权力，避免权力的滥用。为此，必须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强化土地管理，规范征用土地行为，不能让政府或企业轻易以非常廉价的方式占用土地。也须进一步消除行政干预银行信贷的行为，完善工商注册、项目审批、税收方面的制度，完善政府问责制度，强化企业和政府的软预算约束，从制度环境上控制和减少企业乱投资行为。第三，转变中央政府需求管理方式。虽然从短期看，可以通过投资扩张来提高总需求水平，然而投资不同于消费，短期扩张的投资会形成将来的生产能力，会导致未来供需更大的不平衡。所谓需求不足，换一种说法就是生产能力过剩，所以，不能用投资扩张从根本上解决原本属于投资过度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应逐步减少投资扩张支出，并将节约的资金通过增加对公众教育与医疗支出等方式转移到居民部门，增加居民消费。

3、构建并完善金融体系

金融系统把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资金偏多，转化为居民消费资金偏少，这同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缺陷密不可分，因此，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发展和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第一，大力发展非银行证券等各种金融机构，构建并完善现有的金融体系整体结构。包括完善保险、信托、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储蓄基金等多种金融市场，满足企业和居民对金融的多样化需求，使居民和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融通渠道。第二，完善现有银行体系。要求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加强投资信贷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业务创新能力，为拓展有利于居民消费的业务创造信用环境。要发展地方银行，中小银行，特别要大力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银行的发展。第三，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给股票市场定好位，要从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上，使资金流向高效率的企业，而不应仅把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作为股票市场主要的职能。要完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监管，打击欺诈、操纵股市、挪用客户交易保证金等行为，切实保护好投资者的权益。我国金融机构仍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要完善金融体系，特别要积极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重视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以解决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委托、道德风险和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