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

摘 要：

现行新刑诉法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的细化遵从了无逮捕必要推定原则和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而且大大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对“社会危险性”进行了明确细化，为检察机关更好的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现笔者针对办案实际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从“社会危险性”法律规定、适用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进行浅谈。

关键词：逮捕；社会危险性；建议

逮捕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妨碍诉讼的正常进行，依法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对于审查逮捕出台了许多新的规定，其中对逮捕条件作出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逮捕条件的类型化。将逮捕条件分为一般逮捕条件、径行逮捕条件和严重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转捕的条件。二是对社会危险性细化为5种具体的情形。为了提高侦查监督水平，正确理解和应用逮捕措施，笔者拟结合工作实践，从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出发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新刑诉法对“社会危险性”的规定

新刑诉法对“社会危险性”进行了明确细化，为检察机关更好的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社会危险性”概念理解。

“社会危险性”可理解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进而也可以作为对其适用的强制措施可能出现的结果所作的一种风险评估。

（二）新法对“社会危险性”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逮捕必要性条件作了修改，其第79条第一款直接列举了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应当予以逮捕的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危险性”五种情形的理解和要求。

法律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中，前两种是对犯罪嫌疑人造成社会危险性可能性的规定，体现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后三种是对妨碍诉讼可能性的考虑，体现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在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细化中，法律没有设定兜底条款，因此如果不属于法定的五种情形之一，则不属于具有社会危险性。

二、贯彻落实“社会危险性”新规定面临的现实困境

新法对“社会危险性”的规定为检察人员作出逮捕决定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但审查逮捕案件办理适用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存在主体素质和观念滞后的问题

当前“够罪即提”、“够罪即捕”的传统执法观念的影响还仍然存在。公众尤其是部分执法人员对逮捕存在异化认识，认为逮捕具有惩罚功能，对有罪的人不予逮捕就是放纵犯罪。执法观念的滞后对新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的适用仍有一些负面影响。实践中，公检两家对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标准不一，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强调逮捕率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过多适用社会危险性不捕，部分公安机关会存在抵触情绪；还有检察机关本身也会担心过多不捕，会遭到社会的批评和不满而承担打击犯罪不力的责任，甚至是被害人的上访申诉。

（二）存在“社会危险性”证据收集的难问题。

“社会危险性”的严格把握是一个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慎捕、少捕”理念的平台。但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收集意识不强，存在仅仅注重于是否构成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证据的收集，而忽略或不去收集嫌疑人具有法定社会危险性情形的证据材料。很多地方公安机关存在以批捕数为业绩考核的现象，公安机关为片面追求批捕数，很难有收集无逮捕必要证据的积极性。部分办案人员往往“构罪即报”，而不考虑是否确有报捕必要。例如实践中轻伤害案件，嫌疑人与被害人已达成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往往不提供此类证据材料，而是要求检察机关尽快批捕后再根据双方协议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

（三）存在“社会危险性”五种情形的把握难问题。

新刑诉法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来规定“社会危险性”五种情形，尽量做到便于对照操作，但上述情形的规定多为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的判断，是一种预期可能性，是否可能发生，只能通过相关间接证据的分析来推断。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如何正确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法定的社会危险性情形有一定的困难。并且每位办案人员对嫌疑人是否有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的把握不同，很容易造成意见分歧，类同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决定。

（四）存在适用“社会危险性”情形不易的问题

由于社会危险性是一种可能性，具有可变性，实践中，我们对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嫌疑人被变更措施后可能又产生一定的想法或受一定诱惑去实施新的犯罪、或打击报复证人或发生自杀逃跑等情况。如果办案人员适用“社会危险性”的相关规定，对嫌疑人做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一旦发生嫌疑人外逃、自杀或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检察机关承受的压力很大。例如有好多外来务工人员盗窃案件，综合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情形，做出不捕决定，由于现实中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措施不力，很大可能会离开本地而销声匿迹。

（五）案件不捕后存在公安机关和被害人不理解情况。

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刑事司法理念存在一定差异，两者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认识就必然不相一致，甚至是相去甚远。对于公安机关提捕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社会危险性”的相关规定，作出不捕决定，有的办案人员很难理解，就逐级提出复议、复核。对于案件中的被害方，基于对于逮捕措施理解的局限性，多数认为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嫌疑人，就是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为纵容犯罪，而易发生涉检上访事件。

三、适用、完善“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建议和构想

为更好的理解和把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情形，在我们办案工作中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现办结案件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现提出以下不太成熟的建议：

（一）更新执法观念，内强办案素质

加强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的培训，统一对逮捕必要性的认识。理解逮捕只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它本身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刑事处罚，树立“慎捕”思想，抛弃以往那种 “以捕代罚”、“构罪即报”、“构罪即捕”的执法理念。办案人员对公安机关提捕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必须具备三要件：事实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

（二）建立侦查机关逮捕必要性提请论证制度

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增加对“社会危险性”法定情形的论证说明，并提供关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证明材料。对于提捕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可以由公安机关采取书面形式予以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据，并在提捕书中引用“社会危险性”具体条款。此制度既能促进侦查机关在收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时收集是否有逮捕必要性的积极性，也能使检察机关更为全面地掌握影响逮捕必要性判断的各项因素的具体情况，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

（三）改变考核制度，积极探索轻微刑事案件不捕直诉机制

现新刑诉已实施，公安机关内部需改变以批捕数为量化指标的考核制度，建立破案率、结案率、社会治安状况等为内容的综合业务考核制度。同时公、检、法三家协商，建立轻微刑事案件不捕直诉机制，侦查机关在提请逮捕前，首先要对案件的逮捕必要性进行分析，对不符合条件的“有社会危险性”的刑事案件提前“消化”，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己收集固定、犯罪性质情节轻微、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直接移送审查，从而减少审查逮捕案件的数量，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相关立法，规范细化“社会危险性”的规定。

新刑诉法对于“社会危险性”五种情形进行了细化，但是该项内容毕竟是列举式的，不可能穷尽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因此需要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可以与公安部门协调，加强研究，制定逮捕“社会危险性”的标准，争取在宽严标准等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联合制定一些规范性文件，更明确的指导办案。

（五）正确理解“社会危险性”条件，建立不捕案件说理制度。

为了有效地促进办案人员在工作中加强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分析，准确把握不捕条件，增强不捕决定的透明度，应建立健全“不捕说理”制度。我们在作出不捕决定时，向公安机关充分说理，取得理解和支持。对于可能涉访案件，进行涉检风险评估，必要时向被害方进行释法说理，取得当事人理解和支持，避免引起当事人不满而上访的事件发生。

（六）积极探索审查逮捕阶段公开听证机制

对于一些案件，还可以积极探索审查逮捕阶段公开听证机制，在办案中，尝试公开听取侦查机关、律师、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的意见，并积极促成刑事和解。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经评估为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依法作出不捕决定。

参考文献：

[1]《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理解与适用 主编 孙谦 。

[2]樊崇义、张书铭，《细化逮捕条件，完善逮捕程序》。

[3]王占洲，《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4]田勇，慎用逮捕措施 充分保障人权[J].高教研究，2007。

[5]鲁大同，宽严相济司法政策下新型审查逮捕机制的构架[J].法制与社会，2007。

（作者通讯地址：胶州市人民检察院，胶州 山东 26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