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民的DV

爱上了不该爱的

老婆说我不该爱上它，这是自从她发现我爱得有些痴迷时，她才开始不停地唠叨的。

她说她如今很后悔，她说她早知道这样――仿佛她要立马去药铺买后悔药吃似的。

早知道会怎么样？我心里明白，那就是2005年的6月份，死活也不让我买DV机。

其实说起来，我喜欢上DV, 已经有些年头了。那还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就爱上它了。那时还不懂什么是DV，只知道有一种新颖的东西叫摄像机，不仅扛起来很威风，而且可以记录动感的、很有意义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当时认为电视里的画面，很少有我喜欢的东西（可能是农村真实的东西太少）。这大约是我最初的DV 梦，这个梦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埋在我心中。偶尔会提起来念叨几句，但一直因经济上的原因，让这个DV梦沉睡。

老婆是一直知道我心中的梦想的，2005年夏天的时候，手中有了三四千块的闲钱，我下决心要买一台摄像机了，老婆没有拦我，只是担心我买了之后，会不会把本钱捞回来。我则向她立下海口：我立马拍几个片子，保证会一炮打红的。

时间过的飞快，当我一口气拍下了《三夏》、《老标语的故事》、《乡下的古树》等素材，找人去制作时，才发现玩这个DV太需要钱了，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一些专业的人士给我泼冷水：“先不说你的技术，单说你的设备，除非能拍到抓拉登的镜头，你才有戏。”这句话当时太打击人了，更打击我的是，当我花钱刻了两盘碟，兴冲冲给我的好朋友看时，朋友直言不讳地说我：“不仅仅是设备，技术上的原因很重要。”

事情并没有完。当我垂头丧气回家时，老婆一脸的不高兴，说我“花了那么多钱，拍了一堆破烂，自个儿是个农民，本来就不该玩什么DV。”

十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到了北京，有一个人让我不理解，他高高的个头，留短发，胡子没刮，一身跟农民一样的打扮，我以为是先到一步的村民呢。有人介绍他叫吴文光，是这一次村民影像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在后来几天的培训过程中，我完完全全的被他的人格魅力，幽默的谈吐以及率真无华的个性给征服了。

说心里话，这是一群我所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也是一群最尊重、最能理解农民的城里人。

而10个村民兄弟姐妹在一起，我们也好像是一家人，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有拉不完的家常。

梦总会有一个是真的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做过许许多多的梦。39岁时喜欢上照相，但是也从来没有把照相跟摄影联系到一起；45岁时才真正拥有了一台梦寐以求的dv机，这一年我又从北京抱回了一个DV机。我一下子有了两台摄像机了。一个村民玩摄像机就够出格的了，在农村人的传统观念里叫“不务正业”。而我现在要是把机子全挂在脖子上，至少有两个DV机，两个照相机。村里人说我：“还张扬的不行，脖子上还要挂几个？”

我会用机子（摄像机、照相机）拍什么？拍跟我一样的人。我一直在关注着他们。从我笔下的文字，到我拍的照片，再到DV纪录片。实际上关注他们，为他们疾呼，也就是在关注我，为我疾呼。

今后我还会拍吗？现在经常有人会这样问我。我为什么不拍？才刚刚上瘾了呢！农村有那么多可敬的人，还有许多传统的快要失传了的手工艺、已经快要淡化了的遗忘了的风俗习惯等等。都是我想拍的。只要哪一天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证，我还会从业余向专业发展呢。

我现在想证明的是，农民不是体力劳动者的代名词，艺术的大门会欢迎粗手大脚的农民进去的。

我未来的梦就是我的DV纪录片。这个梦，现在对我来说，是最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