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逆向叙述”有悖现实本质

电影对现实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非要把现实表现得昏天黑地，把人性描写得丧失殆尽才算深刻，才算真实。

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博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电影学专著包括：《电影语言学导论》《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银幕上的意义――电影的观赏与阐释》《中国武侠电影史》《影像的传播》。

目前，中国经过30年的社会变革，当年那个穷困、落后的中国正越来越远离我们而去，一个富强、昌明、先进的中国正越来越向我们靠近。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近年来的电影叙事语境中(在相同的时空坐标下)一个贫瘠、灰暗的中国却不断地向我们逼近――固然这不是我们电影的全部意义，但是这种电影影像对现实图景的“逆向叙述”，不仅扭曲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本质，而且也悖谬于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美学传统。不论这种“逆向叙述”是作为一种为了招徕观众的电影叙事技巧，还是作为一种为就范海外电影市场所采取的商业策略，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反向映照”无疑是与当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背道而驰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种电影也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种“假冒的现实主义”。

我们并不反对把现实主义奉为电影艺术创作的圭臬。但就是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也并不是把人们引向单色的现实生活，更没有把人们推向绝望的境遇。不论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还是司汤达的《红与黑》，都在对社会的尖锐批判中，贯穿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即便是以深刻地揭露与批判现实而著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作者对那些阴暗、低沉、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揭示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人性的刻意书写。尽管人们感到这类影片的“色调总是灰蒙蒙的”，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的导演德・西卡则从不认为电影就等于是对现实机械、冷漠的复制。他深信“新现实主义意味着将现实变成诗。”因为新现实主义说到底并不意味着悲观主义。我们清楚地记得在《偷自行车的人》的结尾：安东・里奇和自己的儿子漂泊在凄凉的街道上，父子俩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特写镜头)，他们一起走过这暮色中的街市，渐渐消失在人群中。他们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职业，没有食物，没有自行车……但是他们有爱。这种对父子之爱的真切展示是新现实主义影片中最动人、最难忘的一幕。它是唱给处于寒冷、贫困中的普通人的一曲人道主义的颂歌。今天，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我们的启示在于：电影对现实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非要把现实表现得昏天黑地、把人性描写得丧失殆尽才算深刻、才算真实。即便就是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影片，也应当把人性的关怀融会到每秒24格的影像语言中，使被暗色的叙事空间透出不可遮蔽的历史与人道的光芒。回顾中国当代影坛以现实主义美学为旗帜的电影，在对现实的深刻反思中也曾倾注了真挚的理想主义情怀。《野山》《老井》《黑炮事件》《背靠背脸对脸》，包括《生死抉择》《可可西里》都是切入现实生活的力作，这些影片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展现中都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与此同时它们也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不尽向往、对改变现实的由衷期盼，特别是对社会正义精神的弘扬与对人性、人情的肯定，是这些影片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关键因素。

正像我们不愿意看到电影中的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只有欺诈，只有阴谋、只有杀戮的阴暗历史一样，我们也不愿意看到电影里的中国当代社会是一种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没有人性的黑暗现实。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在电影艺术中将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演变成一种失去了希望的绝望，蜕化为一种放弃了理想的低沉叹息。我们期望看到的电影中的批判是一种建立在人道精神与理想原则之上的理性批判，是一种面对历史必然趋势不断追溯的深刻反思。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观众在阴云笼罩的银幕下对现实感到绝望，对理想感到幻灭，对人生感到空虚，而是为了让他们为消除阳光下的阴影而振奋、为铲除前行中的羁绊而感到欢欣。

现在我们的有些以现实为题材的电影，片面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一味展现社会生活中的负面情景，有的影片把所有人生的不幸几乎都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经济的贫困、文化的缺失、亲人的离散、包括肢体的残疾，他几乎要忍受人间所有的痛苦。有些影片，几乎把整个村庄的人都写成无视国家法律、只知道谋取与维护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面对被拐卖到这里的女学生不仅置若罔闻，而且还在关键时刻充当罪恶的帮凶。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都认为：越是表现中国阴暗、消极层面的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就越容易被认可。这种被误识的“成功逻辑”几乎成为诸多青年导演纷纷效仿的创作路径，有的甚至专门寻找那些极度边缘性的阴暗题材来表现，以便确立自己在国际影坛的导演身份。其实，国际电影节对这种专门“揭丑”的电影早已表现出“审丑”疲劳，况且一味地展现生活中的阴暗从来也不是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主旨。目前，怎样把导演个人艺术身份的提升与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置于相同的向度上，使电影导演个人的职业身份的确立与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相互统一，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在大众文化领域建立公民对国家形象的集体共识，使公民树立起维护国家利益的共同信念，正是改变这种“逆向表述”的一个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