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4 03:45:45
对追求无边欲望的控诉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让观众宣泄。这样的宣泄可以是生理上的，也可以是情感上的。就宣泄的程度而言，可以实现酣畅淋漓的，可以是小桥流水式的感怀盈身，甚至可以是欲罢不能的呼天抢地。像《红美丽》此类电影，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宣泄的可能――积压难抑的相望无言。
很佩服一位朋友的独到发现，他说《红美丽》有点像电影版的《新闻调查》：一位名叫朱美丽的青年女子杀人了，她为什么有这样的过激行为？为了让观众更为全面地了解她的杀人动机，也是为了对观众进行更为实际的法制教育，这期“节目”特地邀请了著名律师陈希望先生来到劳教所，同她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对话――这就是电影的形式构架。
“沉重”是电影在开张的时候就定下的基调。在夜晚的站台上，列车缓缓驶出，灯光幽暗，渐行渐远。有些诡异的是，这个站台上空荡荡的，没有亲人别离时的喧闹情景，只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在翘首目送。画外传来女人沙哑的声音：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去伤害任何人，可我丈夫遇难那天起，就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了。人一生中，有时候免不了为一时冲动，用不光彩的方法，去了结自己的某种心愿。此中环境和此段独白，立即将沉重的氛围营造了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电影让你舒畅不起来，也让你感动不起来。一个场景、几句话就定了乾坤。同时，悬疑的氛围也有了：这个女人要用怎样的不光彩方法去了结自己的什么心愿？我们的立场也随之倒向这边：这个女人应该是好人。
心愿是复仇。“复仇”是中国文艺的一个老话题，从历史延绵而来。不过，以往的“复仇”经常是国恨与家仇的集中与统一。嘎子投身革命，直接原因是奶奶倒在了日寇的之下，更为庞大的背景是中华民族遭遇着血雨腥风，需要新鲜革命力量充实其中，嘎子责无旁贷。而朱美丽的“复仇”很纯粹：为了享受高物质的生活，她带着威逼的口气要丈夫连伟去谈一笔非法生意。孰料丈夫一去不复回，命丧黄泉。出于内疚和痛恨，也出于对丈夫无法排遣的思念，朱美丽成了“末路狂花”。
过往的“复仇”故事，由于二元对立格局的明确化，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作出这样的选择对于观众而言，至关重要。就如在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时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在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当代上海大都市上演一场“复仇”，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朱美丽应该是好人，但她似乎又不是。造成她和丈夫走上生命不归路的原因都在于欲望的膨胀。这是好莱坞导演对当代中国的一个观察视角。在他的眼里，中国特别是上海正在不断发生着巨变，物质在无限丰富，影响着观念的根本性位移，“谦慎礼让的传统文化渐渐让位于西方式的进取精神，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和财富以及奢华生活的占有欲”。朱美丽因为渴望奢华生活让丈夫铤而走险，她完全忽视了可能伴随的代价的沉重。同样，连伟的上司冯老板之所以对他下毒手，也是源于欲望，源于对控制欲的满足。连伟的行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他就觉得自己承受了屈辱，于是大开杀戒。
对追求无边欲望的控诉是这部电影的主题。诚然这样的主题有些俗套，没有多少鲜活的气息，但是电影的主题无非是对善的褒扬、对恶的憎恨。关键是这样的主题不能让我们麻木，特别是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要检查自身，还有多少善在无声无息地流失、变味，还有多少的恶在不知不觉地生根、发芽。
我们强调立场，但是电影自身将立场解构了。调查性报道，记者是个很关键的因素。他要具备侦探的敏感，又要有心理学家般的细腻，从细微之处发现大乾坤。特别是面对囚犯，他需要放低身架，同她进行平等的交流。由于是客串，陈律师没有实现这样的“职业性”要求，反而让朱美丽反客为主。律师的身份让陈希望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咄咄逼人，以一个审讯者的姿态要求朱美丽回答自己。他以为自己很理性，能够很体面地处理任何事，但是他的矜持与做作迅速被朱美丽识破。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千疮百孔：母亲由于对父亲的情感背叛，抛却了他离开了家；而他的妻子也复制了母亲的行为。他是准备用法律拯救朱美丽，但他无法解开自己的心结。朱美丽让他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成长。